不必对特权特别敏感，稍微有一点差异性，马上想到特权的存在。天底下任何地方都有其差异性，只要程度上不过分，就不必太计较。中国人喜欢“差不多”，可能就是“容许差不多的差异，不容许差太多的差异”。
自己难道没有特权吗？坐在沙发椅上，舒服地观看“立法院”诸公装模作样地抗争，千载难逢的机会，自己却不费分文，各台轮流重复地观看，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才能享此特权。清廷再腐败，州官再腐化，也未必能见及此景。
只是有一点要记住：人的共同命运，原本只有一种：自作自受。
州官放火，有放火的后果，百姓点灯，同样要承受点灯的后果。
结语
看完了以上的案例和解析，有什么样的感想？
还觉得中国人骗来骗去，说话不算数吗？
还认为中国人变来变去，毫无定着吗？
还嘲笑中国人贪财怕死，迷信怪力乱神吗？
深一层了解中国人之后，顿然轻松起来，中国人毕竟有道理，可惜我们看不懂，有些甚至搞错了。
我们应该相信，如果能持中国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和谐可爱，大家互信互赖，彼此依靠，心中充满喜悦，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所看到的中国人不但积极奋发，而且心地善良光明，一片朝气，就在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中蓬勃发展，哪里还有人去迷信怪力乱神？中国人最明白“心想事成”的道理，为什么不大家一条“心”，同做此“想”，以期有“成”呢？
从现在开始，不要存心不良，老想害别人，所以不能够问什么“你赞成吗？”“你要不要？”这一类具有“圈套性”的问题。
设身处地，以将心比心的方式来思考：“我这样问，叫他如何回答？”
中国人习惯于用“向你请教一盘象棋”代替“你会下象棋吗？”以“来一杯”代替“请问你喝不喝酒？”便是替对方设想，免得对方不方便回答，而陷入窘境。
听到对方的欺骗话，马上提高警觉：“他在骗我吗？没有啦，他只是找个借口，好找台阶下，不去管他便是。”
老李明明在家，却叫他儿子告诉我：“我爸爸不在家！”我该怎么办？闯进去当面拆穿他的谎言，他会不会恼羞成怒地说：“怎么样，我当然在家，否则我儿子怎么会讲这种话？我就是不喜欢同你见面，你又怎么样？人家好意给你面子，才让儿子告诉你不在家，你还不赶快回去反省反省，检讨一下为什么人家不喜欢见你？还好意思跑来兴师问罪！”这时候自己反而下不了台，再闹下去，岂不成了“不要脸”？
现代人爱“秀”，殊不知多少烦恼、多少苦闷皆因此而起。不秀则已，一秀就会引起注意，不见得人人喜欢。于是那些不喜欢的人，心有不满，拿我们当目标，找麻烦、乱骚扰，如何是好？
何不恢复中国人“深藏不露”的精神，先观望一阵子，再打听、试探真实的情况，摸清底细之后，再来表现，岂不更为安全！
深藏不露，终究是要露的，何必急于一时？从某种角度讲早成功不如晚成功，这是现代中国人“戒急用忍”的心理建设。越早获得成功，越觉得下半辈子难过，只好到处作秀，不务正业，苦苦地维持自己的名声，惹人笑话。
停止“把人家的圆通看做圆滑，将自己的圆滑当成圆通”的愚人把戏，不要将别人看成傻瓜，自己才可能是聪明人，学着欣赏别人的圆通，可以增进自己的功夫。
中国人丑不丑恶，愚不愚蠢，可不可悲，可以说是一种“心”的反应。内心丑恶的人，看起人来无不丑恶；心里充满悲情的人，看什么都很可悲，也惟有愚蠢的人，才会觉得别人愚蠢。
我们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摸来摸去，不过摸到大象的一小部分。中国人包容性很大，看他丑恶，果然十分丑恶；看他可爱，确实相当可爱。
千万不要心死，对“中国人”心死，等于对“自己”心死，多么可怕！
崇洋是人之常情，媚外就要不得。对外国人客气是礼貌，用“多多学习”来骗骗他们，不应该骗自己才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能够用于某一部分，普遍运用会失去自我。全部使用意大利进口的石块，花莲的石头只好被埋没，失去应有的价值。
“推、拖、拉”并不是坏事情，不必像有些人那样盲目的排斥。但是要“推、拖、拉”得“合理”，实在不简单。我们必须充分体认“推出去”可以推给别人，也可以推给自己。惟有“推给合理的人”，才算是精于此道的表现。
“好功夫留一手”原本“事出有因”，而且“有此必要”。后人太不用心，把这么好的原则批评得一毛钱不值。凡得不到的都是好的，自己学不会的也是好的，师父还没有教，保留最后一招以策安全的招数，当然是更好的。为什么不反躬自省“自己为什么这样差劲，经不起师父的考验，以致学不到最好的招数”？
师父临终时，觉得徒弟十分可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反叛的迹象，而且相信以后也不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而打倒老师，当然放心地把徒弟叫来，三两句真诀，一下子就面传过去。
一辈子辛苦，就为了临终有人可托，能够闭着眼睛不了了之，难道不是这样？
这些心态，如果从表面的“可怜”、“自卑”、“要命”、“自保”等字眼看起来，似乎只有缺点而一无是处。不过依据中国人“二合一”的观点，只要运用得“合理”，就有可能不再是变态了。
对“中国人”、“中华文化”合理地失望，不要失望到“心死”的程度，便能够平心静气地追究失望的原因，检讨改变的可能性，就会发现：中国人的道理没有错，只是我们做错了。于是“凡事力求合理”，道理自然不错。
崇洋媚外到“合理”的地步，既可以满足洋人的自大，使他们继续保持“轻敌”的心态，又能够虚心学习，明白怎样和他们打交道才不吃亏。承认“土博士就是英语不如洋博士，所以脑筋才比较灵活”，提醒自己“英语说多了，迟早脑筋会转不过来”，语言学家的多方实验，已经证明这些可能性。
自保到合理的范围，是安全的一种保障。在中国社会，神明不可靠，因为神棍从中惟利是图；警察太忙碌，往往要人已经死了才赶到；科技看不懂，因为说明书都用英文书写；广告不想看，因为实在不实在，谁也没把握。一切靠自己，当然需要自保。
“留一手”要留“合理”的一手，不要乱留、滥留，做到“合理的留与不留”，那就是自保得合理。
有了正常的心态，还要养成若干态度：
第一是“含含糊糊”的明朗态度。首先要摒弃讨厌“含含糊糊”的心理，体认“要求清清楚楚，必先含含糊糊”的道理，以免怀有成见，导致武断。
含糊的功夫，其实也不容易。含糊到自己都觉得迷糊，已经是糊涂。含糊到对方听不明白，也是“不了解对方”的证明。真正的含含糊糊必须做到“当事人听得明白，其他人摸不着头脑”，非具有“知己知人”的素养不可。
其次，是“半推半就”的争取态度。用“不求”来“求”，以“让”来“不让”，使自己“可进可退”，不致“进退维谷”。
第三是“长相左右”的相怡态度。一个人想在中国社会有所成就，必须把成就以后大家的评论，当做“成就是否正当”的评核标准。中国人常“心中有一把尺”，用以“衡量是非得失”，就是说“成功有很多种，要以得人心的为正当”。活的时候有人长相左右，大家从这些长相左右的人身上，比较容易评定其正当与否。死了以后和人家长相左右，表示死后仍然活在他人心中，虽死如生。
和我们亲近的人，比较容易了解我们。距离遥远的人，对我们无从了解，只好从和我们长相左右的人来加以查核，以求对我们更为明了。
“抬轿”的时候，要注意轿中人的举止，略有倾斜，立即加以调整。否则过分摇摆，有时轿翻了，也会伤及抬轿的人。
有机会抬抬别人的轿子，必要时才有人来抬自己的轿子。有时间多参与他人的活动，自己需要别人“捧场”帮助的时候才会“热闹”得起来。一天到晚只顾自己的休闲和清静，那就难以与人长相左右了。
最后，还要养成“亲疏有别”的层级态度。首先要去除“要求公平”的念头，体谅“资源有限，机会有限”的实际局限性，就算有心公平也难以做到。
“伦理”其实是“不公平的道理”，所求的是“合理的不公平”。“不公平”是必然的，只要“合理”，也就无所怨尤了。我们要反对的，应该是“不合理的公平”，并不是“合理的不公平”。
守分的人最快乐，因为他接纳“不公平”的“分”，还能够信守不渝，当然十分快乐。伦理是快乐之本，深思起来，确实有道理。
放眼今日社会，似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纷乱不堪，而又束手无策。追究根本的原因，即在：“看不懂中国人，想不通中国道理，而又固执地以自己的观点研判所有的现象。”结果是，“人人都讲道理”，却都“听不进别人的道理”，以致“议论纷纷，毫无条理”。
就“科学”和“迷信”而言，说得明白、看得清楚、可以验证的，便是科学；说不明白、看不清楚、难以验证的，即为迷信。两者所说、所看、所要验证的对象，同样是“宇宙人生”。
对某些人是“迷信”的，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是“科学”，因为他已经以科学方法来证实已往认为是迷信的某些事实。科学不断进展，就是科学日渐入侵迷信的领域。
多多运用“二合一”的中国人观点，早日脱离“二分法”的陷阱，让思想更灵活，让行动更圆通，也让结果更圆满，这才是我们对建立中国人观点的一番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