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来变去，不一定好也不一定不好。要看变得合不合时宜，合时就好，不合时便不好。前面说过中国人追求“时中”，孔子也被大家尊敬为“时之圣者”，可见“时”对中国人而言，十分重要。
“时”是像流水一般，不停地变动的，中国人追求“时中”，所以观念和行为随“时”流转，不断改变。识时务者为英雄，表示配合“时”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步伐，才是英雄。然而，识时务也常被解释为“同流合污”，因而“投机取巧”，却也获得丰厚的报酬。
中国人最难的选择，便是“随机应变”而不是“投机取巧”。由于两者实在不容易区分，以致中国人把自己的应变看做随机应变，而把别人的应变视为投机取巧。君子与小人，其实不过是随机应变和投机取巧的差异而已。“时”是有相同的应变的态度而方式却不同，就产生了君子和小人。做中国人，真的不容易，真的不能不警惕于心。
一般而言，为公而变大多被视为随机应变，而因私而变则恒常被视为投机取巧。中国人十分重视看不见的动机，时常猜来猜去，所以做人做事必须经得起大众的考验。
我们的建议
一、太极有阴也有阳，如果二选其一，不是阴便是阳，那就很确定。中国人不但看出阴阳，而且看出阴阳交界的部分，把二看成三，所以很不一定。中国人的性格，怎么说都对，怎么说都不对，理由十分简单，因为中国人性格不一定。说来说去，都只能说到它的一部分。好像瞎子摸象那样，很容易自以为是，要特别小心才好。
二、中国人性格多样化，却能够矛盾而统一，对立而和谐，便是遵循太极学的原理。太极学的内容，可以从易经、易传去体会。易经最重视刚健、中正、不已，启示我们中国人因为性格具有多面性，必须提高警觉，使自己保持恒久的刚健中正，才能确保自己成为君子而不致沦为小人。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详加讨论。
三、易经兼说生死，兼顾阴阳，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重大。“兼顾”的观念，早已深入中国人心中，而变来变去务求合时合理，也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合理不合理，很难讲，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说：“很难讲。”凡事要“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才不致乱讲。中国人性格如何？先说“很难讲”，再说“不一定”，虽不中也不远了。“时”的掌握，也很难讲，必须小心翼翼，以求合理。
五、君子和小人只在一念之差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和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建议我们从语言来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殊性格。中国人最常用，同义词最多的是：“不一定。”是不是表示中国人的性格，最特别的就是不一定。我们最喜欢说两句非常矛盾的话，令人费解，说完“好心有好报”，马上说“好心遭雷击”。如果要追问“究竟这两句话，哪一句是对的”？答案多半是“都对”，因为“世间事不一定”。
君子和小人，也是一体两面，表面上一模一样，大家都依据易理，表现出来，却成为君子或小人。一念之差，中国人可成为君子，也容易成为小人，自修、自治、自律，才能使自己免于沦为小人。
（一）中国人喜欢说两句话
中国人常说：“跟你讲两句话好不好？”然后说上两三个钟头，何止两句话？简直说个不停。
但是，中国人确实常说“两句话”，不过是两句矛盾的话。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和民族性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人的矛盾性格，是不是和喜欢说矛盾的两句话有关呢！
我们刚刚说完“事无不可对人言”，既然敢做，就没有必要隐瞒；一切坦诚以对，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马上会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而且这三分还是比较不要紧的部分，说了简直等于没有说。
哪一句话对？都对。有时候应该“事无不可对人言”才合理，这时候必须完全坦白，有话就说，大家才会欣然接受。然而有时候却应该“逢人只说三分话”才合理，这时候必须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简单而模糊地支吾过去，大家才觉得安心。两句话都对，只是相当矛盾。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好心有好报”，“好心遭雷击”；“不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中流砥柱”；“管闲事，落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例子多得很，不胜枚举。我们每听见一句话，最好马上想一想有哪一句相反的话。把这两句矛盾的话合在一起，兼顾并重，才不致只听一句话就信以为真，形成不圆满的断章取义。
（二）两句话是品管上下限
品质管制的观念，好像现在才有，其实不然。中国人常说的两句矛盾话，实在就是品管的上下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应该很早就具有品管意识，品质良好的成君子，品质不良的为小人。
例如说话，我们以“逢人只说三分话”为下限，而以“事无不可对人言”为上限。张三和此事无关，以不提为上策，如果问起，仅能三言两语交代过去，免得背后议论，惹人反感。李四也和此事无关，但他是我的同学，关系比张三密切，不妨避重就轻，说四分话。王五和此事有关，但弄不清楚他的立场，所以五分五分，一半一半，看他如何反应，再作定夺。龚六向来有事就和我商量，不同他说容易引起误会，和他说又怕惹出是非，既经问起，告诉他六分，保留四分，以便随时应变。杨七是我兄弟，说出来彼此有个商量，先说七分。刘八和我合伙，不说不行，当然要说八分。姚九是我的参谋，只能稍有保留。至于什么时候才有必要全盘托出，到时再说。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拿品管的概念来衡量，是不是相当合理？中国人有时候很坦诚，有时候又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逼得凶了，可能会扯谎；签了名，也可能反悔，是不是也属于品管的应用呢？
一般人只知道把品管应用在物料的处理上面，中国人老早就把品管的意识妥善地运用在说话上面。一句上限，另一句下限。凡是过与不及的，都属于不良的表达。
（三）在规范内可自由选择
中国人喜欢自由自在，就算皇帝的威权很大，照样觉得“帝力于我何有哉”！但是自由自在要能不逾规矩，真是谈何容易？孔子那样的圣人，都要等到七十岁，而且不断地自我修治，才办得到。一般人要自由自在却不逾矩，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规范。先贤把这种必须的规范，叫做“经”，含有“经常要遵守”，不可随意变更的意思。“经”是规范，给大家一个范围，也就是品质管制的上下限，在限度内，人人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至于裁量得合理与否？那是个人的修养功夫。最起码已经不逾矩，可以称为“规矩人”，如果功夫好，判断力强，就可以成为“合理人”，而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自由选择，称为权宜应变，简称为“权”。权宜应变要在规范内进行，叫做“持经达权”，或者称为“持经达变”，也就是常说的“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经”，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万变”的“权”，要因应实际的变化，做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制宜。拿不变的原则来因应万变的情况，可见中国人是有原则的，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宗”也就是“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
中国人性格，“不一定”当中有一些“一定”的原则，“变易”中有“不易”，看清楚了也相当“简易”。
一定、一定，很可能变成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同样可能变成一定。只要变得合理，便合乎自由选择的规范。变得不合理，大家就不能接受，认为岂有此理！
（四）看似自由却需要自律
几千年来全世界的文明古国，只有一个中国能够维持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真正原因，就在“持经达变”。
古代中国看似闭关自守，如果确实是这样，老早因为缺乏新的刺激而死亡。历代以来，中国都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进行着融合的工作。钱穆先生说“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正是这个意思。
个人也是一样，中国人最自由，自由到不知道“自由”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中国人也最不自由，因为“经”的地位崇高，大家都不能够违背它。经常法则，维持中国法统，种种规范，使中国文化得以持续不变。各人自由，让大家随机应变，因时制宜，使中国文化能够适时变化。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自律”，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儒家倡导“修己”，希望大家各自不断地用心修治自己。日新又新，但不能忘本。
今天中国人只记得日新又新，却不经心地忘了本。要自律却不重视根本，势必愈变愈新，变得不像中国人。
惟有自律的人，能够得到较大的自由。修己良好的人，不会觉得中国礼教吃人。修己很差的人，必定觉得中国社会传统包袱太重。自律很难，儒家重视“慎独”，便是要我们从独处时做起，而不是表面上做给人家看。
要求自由，必先自律。不喜欢被人家管，最好先把自己管好。这是中国人十分重视修己的根本原因，儒、道、释、法、墨各家，一致主张修己，可见其重要性。
（五）自己决定自己的性格
一般民族性的形成，“他力”比较大，由环境和英雄来决定，强制施行。中国民族性，则“自力”比较大。自古以来，英雄只想当皇帝，而皇帝只管自己的丰功伟业，很少管老百姓。加上中国人自由惯了，想管也管不了。
孔子认为“人性是可塑的”。提倡“修己”，就是针对中国人喜欢“自己决定自己性格”的特性。他只是提醒大家，既然自己要决定自己的性格，必须摒除“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观念，改采“应该怎样才合理”的思考方式。中庸之道就是“合理主义”，一切求合理，便可以自己决定。若是但凭喜欢，就要受到强有力的限制。
中国民族性，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性格”，所以“一样米养千样人”，果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古圣先贤不具英雄性，不去当皇帝，却处心积虑地建立一些规范，称为“经”。透过父母的“念经”（说教），老师的“解经”（上课），经过自己的“诵经”（有口无心），逐渐能够“读经”（理解其中含义），再来“传经”（渗入自己的见解），使整个社会，异中有同，而中国人也得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作为一个中国人，性格好坏，不必怪别人，要反省自己：“我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中国人不太相信人是上帝造的，也不很明白为什么猴子会进化为人？我们比较相信：人是自己造出来的。把自己造成什么样子，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责任。
（六）可成君子也能成小人
同样依据太极学，大家都按照易经、易传的道理，却造成君子，也造成小人。两者之间，不过一念之差。
例如占卜，原本是用来决断疑惑的，朱子说过：“一切但依道理，应该做的就要去做，不应该做的便不应当做，根本用不着占卜。但是应该做的事，在方法上有分歧，觉得十分迷惑，才能够占卜。”君子为公事、正事而占，小人为私欲、恶事而卜，显然是不相同的。
君子的行为，依凭良心，不应该考虑后果。应该做的，全力以赴；不应该做的，不会去做，只问耕耘，不应该问收获。孔子主张“不占而已矣”便是既然应该去做，而且不必问效果，占卜做什么？
但是，现代民主潮流，君子必须同小人斗，而且要斗赢小人，社会才可能安乐。因此现代化君子，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却应该讲求有效的方法，以确保成果。这样看来，适当的占卜，预测未来的发展，也是必要的。
君子和小人，从外表看不出来，所说的话也大致相同，只有从行为来判断，其动机如何？其结果又如何？中国人喜欢猜测。遇事议论纷纷，不太相信人家所说的话，疑心很重，如果为了明辨君子或小人，似乎应予谅解，谁叫中国人性格发展出来可能成为君子，也容易成为小人呢！判断君子或小人，很不容易从看得见的、有形的表现来衡量，却必须从看不见的、无形的动机来评定。君子和小人，都无法加以量化，这是判断上最为困难的原因。
【我们的建议】
一、中国人的性格，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小人。我们常常抱怨，中国历史小人当道，以致百姓遭殃。也十分愤慨，为什么中国社会，小人特别多？因为中国人向来最自由，除了不能离经叛道之外，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现代离经叛道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外国的庇护，获得特别签证，中国人更大胆，更自由了。在这种趋势下，小人会更多，大家要特别小心才好。
二、要不要成为小人，出于自决。自古以来，皇帝只要求老百姓不要造反，让我家万世当皇帝；按时纳粮，让我家有饭吃；依令服役，替我留下一些丰功伟业。其余的，全凭老百姓自行决定。就连这么宽松（和欧洲的皇帝相比，更是如此），老百姓都不服气，一定要推翻他，好改朝换代。可见中国社会，自己应该替自己负起全部责任。
三、中国人最要紧的是“修己”，按照古圣先贤（不是皇帝）的劝告（不是指示），勤读经书，明白道理（不是智识），并且努力实践，以求合道（合理）。但是中国人的道理，大多是相对的、变动的、灵活的，实在很不容易拿捏，一不小心，就成了小人。现代中国人，勤于追求知识，却不明白道理，重科学而轻道德，以致小人多多，气死君子。如今要成为君子，比古人需要更大的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