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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京官路线图(2)


  咸丰执政的第一年,曾国藩苦闷之极,在给他的家人信中,他不无抑郁地说:“我现在在官场,已厌恶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倘若家中有点闲钱,我就辞职回家,专心做学问。”

  从曾国藩信中看,他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这是屈才;朝廷颟顸一片却无人改革,这是不思进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心存大志的人,还怎么待下去。纵然不能辞职回家,也可以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啊。

  这似乎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通病,每当在政坛不得志时,就想离开。刘伯温这样,王阳明这样,张居正也这样。而一旦曙光初现,他们又精神抖擞起来。

  1850年夏,广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暴乱,很快席卷南中国,是为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年初,中央政府对太平天国猛地重视起来。

  曾国藩在书房里急得直转圈,他既想给咸丰出主意,又担心自己和穆彰阿的关系而受到咸丰的打击。所以他愁眉不展,就在他意乱心烦时,同乡兼好友罗泽南来了封信。

  罗泽南指责他畏惧而不敢言,他分析原因说,你有贪位的私心,应该说的事你不说,简直给湖南人丢脸。

  罗泽南刚和曾国藩认识不久,和曾国藩有个相同点:总过不了乡试,后来当地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给了他个名誉头衔“孝廉方正”。据曾国藩说,罗泽南精通理学,思想沉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罗泽南说的任何话,都让曾国藩震动。

  接到罗泽南的信后,他坐到书桌前,找资料写笔记。十几天后,他向咸丰上了一道《议汰兵疏》。

  奏疏说,他在兵部已有几年,发现天下有两大患,一是财政困难,二是军队无能。财政困难,内外大臣,人人忧虑,鸦片战争后,因赔款的关系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至于军队问题,曾国藩把各地兵勇批了个狗血喷头,尤其说了太平天国兴起后,广西军队一触即溃的情况。他总结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须重新训练一支骁勇部队,才可将太平天国消灭。有了这支军队,不堪一击的绿营、八旗就该裁撤。”

  咸丰对着曾国藩的奏疏摇头,此时正是用兵之计,怎么能裁军,简直荒唐!

  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国藩正茫然时,罗泽南又来信了。罗泽南说:“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曾国藩被罗泽南批评得神魂颠倒,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凌厉的一封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败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咸丰身上!”

  “你这人啊,总是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比如你前段时间为了避讳名字中的‘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改成了避讳字。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跟国家大事没一毛钱关系,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现在,太平军正如日中天,你有计划吗,派谁去剿灭,中部和东南部该如何防守,地图呢?我看咱们帝国的地图全是康熙年间的,真要打起来,不是刻舟求剑吗?”

  批评完咸丰的做事态度,曾国藩直指咸丰本人:“你这皇帝喜欢文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你注重那些狗屁礼节,根本不注重礼节背后的实际功用。有人对你点头哈腰,你就喜欢;有人对你不卑不亢,你就恼火,这是什么事嘛。”

  “第三点,皇上你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要亲自去管,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总公报私仇。”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尤其是发现曾国藩说的都是事实后,大怒若狂,咆哮道:“给我把曾国藩从严治罪,不要让他跑了。”

  站在下面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声,咸丰皇帝怒气升腾:“曾国藩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我怎么能是那种人,这畜牲胡说八道,祁寯藻,你怎么不说话?”

  祁寯藻和曾国藩的私交并不深,但对曾国藩的印象不错。在这种时候,作为首席军机,他应该尽保护直臣的责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曾国藩说得对。”

  思来想去,他向咸丰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意思是,皇帝圣明才有曾国藩这样讲直话的臣子。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避重就轻,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正如曾国藩所说,咸丰是个崇尚虚文的人,听了祁寯藻的话,不禁转怒为喜。一低头又看到曾国藩的奏疏,不禁问道:“这厮就不怕丢乌纱帽吗?”

  祁寯藻知道这件事,急忙回答:“曾国藩写这道上疏前,已给家人写过信,这封信被他放进了《曾氏家训》里,京城都快传遍了。信上说,我凭良知写这封信给皇上,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嘿”了一声:“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

  祁寯藻说:“如果皇上惩治他,天下士子必会倾向于他;如果皇上趁此奖赏他,正能证明皇上的心胸。”

  咸丰琢磨了一会,一拍大腿:“你言之有理啊,来啊,下旨,升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升职圣旨未到曾国藩家之前,曾国藩活得简直不像人了。

  他上了那道奏疏后就开始懊悔,然后是心惊胆战,最后开始埋怨罗泽南,如果不是罗泽南怂恿,他怎么会上那道奏疏。埋怨完罗泽南,他又埋怨自己,太沉不住气,被人家激了几句,就拔刀而起,这是莽夫啊。这么多年的学问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正当他自怨自艾、心魂不定时,圣旨到了。

  一听圣旨二字,曾国藩上身晃了两晃,家人赶紧扶住他。他嘴角剧烈颤抖,嘱咐儿子们:“把我的家训保护好,要子孙流传。”

  家人把他扶到传旨太监面前,他本来是要跪下去,想不到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家人又努力把他扶正。听完升职的圣旨,曾国藩激动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谢主隆恩。

  事后,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信说:“你对我的鞭策真是给力。如果不是你那样激我,我不可能把奏折递上去,不递上奏折,我就没有今天升职的机会。你说得对,身为人臣,就不该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该有苟且的念头,要有‘文死谏’的文臣气概。”

  这封信一寄出去,曾国藩撸胳膊挽袖子,准备继续“文死谏”,为咸丰提出如牛毛多的从上而下整顿帝国的方案来。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糨糊脑袋了,偷偷把咸丰表彰他的真相告诉了他。

  曾国藩呆若木鸡,随即仰天长叹。他闭门思过,又是悲愤又是后怕,在用朱熹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一番后,他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俯首认错。

  咸丰以为曾国藩从此会缩起头来做人,曾国藩也这样认为。想不到,他不再得罪咸丰,却掉头得罪起了京城权贵。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曾国藩自修身克己后,修养渐好,再加上刻苦努力钻研学术,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北京城,的确结交了无数朋友。

  不过这些朋友除了穆彰阿之外,全无根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身普通阶层的人,曾国藩的圈子里少有权贵阶层的人。本来,权贵阶层应该是做官者必须要主动结交的,可曾国藩非但不结交,反而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得罪遍。

  事情起于琦善。这位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凭借家族力量在二十岁时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风光八面。

  琦善会做官也会做人,所以在朝廷中人缘特好,根深蒂固。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坚定的和解派,触怒了道光,被革职抄家。但他的人缘太好了,一批一批的人保举他,终于他重获启用,被派到甘肃兰州担任陕甘总督。

  大概是在鸦片战争中懦弱的表现而被革职抄家,琦善受了严重刺激,一到兰州就一反常态,重典治国,还将周边本来安静的少数民族首领诱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意料之中地,有人举报他这种疯魔行为。咸丰雷霆大怒,一面骂娘一面说:“长毛(太平军)已把我搞得寝食难安,如果再被逼出叛乱,我还活不活了?把琦善这蠢材交刑部审讯!”

  琦善一进刑部,曾国藩就发现了人缘的威力:会审官员只问琦善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琦善保持着贵族风度,对答如流。

  作为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越听越气,当听到会审官员要把举报琦善的人捉起来审讯时,他怒发冲冠,对会审官员们说:“你们到底是在审案,还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把举报人当成罪犯捉来,根本不符合大清律例,你们难道不知道?”

  审讯堂鸦雀无声,琦善摆出他的满洲肥佬做派,把脑袋歪成九十度,看向曾国藩,阴阳怪气地问道:“您哪位?好大的官架子啊。”

  换作未修身克己前的曾国藩,肯定冲上去就是一顿湖南脏话,但曾国藩修身了好多年,已经有了高深涵养。他看着琦善,冷冷地回答:“新任刑部左侍郎曾国藩的便是。”

  刑部尚书恒春是个老好人,慌忙站起来,把琦善请了出去,气急败坏地训斥曾国藩:“你糊涂啊。”

  曾国藩大怒:“我看你们才糊涂。琦善固然位高权重,既然是奉旨审讯他,就该以罪犯对待,但你们却把他当成爷。这样也就算了,你们竟然还要捉拿举报他的人,如果举报者都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

  恒春被这番话震住了,去看其他审讯官,其他人急忙仰头看天。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琦善被革职并发配回他的老家东北。

  琦善本人是走了,可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京城各个衙门,曾国藩收了无数的唾骂和指责。许多他圈里的朋友此时也埋怨他不该与权贵为敌,主动或被动地与他拉开了距离。

  面对圈子的紧缩,曾国藩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