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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田镇大捷(8)


  正当曾国藩紧跟穆彰阿,效忠道光帝的时候,道光帝却龙驭上宾了。皇子奕登位,即咸丰帝。咸丰帝做太子时便厌恶穆彰阿在朝中拉派结党,即位不久,就撤了穆彰阿的一切职务,强令致仕。曾国藩因为谨慎,并没有被咸丰帝视为穆党,仍给予信任,但曾国藩却自此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在京中时,曾国藩也悄悄到穆府去过几次。他永远感激穆彰阿的恩德。这次派康福去穆府,固然是去询问消息,也是要康福代他去看望看望。没有想到,两年多不见,恩师已衰弱至此!曾国藩心里觉得冷冰冰的。

  康福见两个玉球、一幅字,便使曾国藩沉思这样久,很有点纳闷,他不敢贸然动问,只得在一旁呆立着。

  “价人,你慢慢细细地讲,不要怕啰唆,越详细越好。”好半天,曾国藩才回过神来,亲自将条幅卷好,放进竹箱,然后对康福说。

  这两句话打消了康福的顾虑,他缓缓地说:“除开周、袁二位大人外,我还见了我的两位远房亲戚,也听到一些议论。”

  “他们在哪个衙门?”从没听说过康福有亲戚在北京,曾国藩有点奇怪。

  “我哪有在衙门里做事的阔亲戚。”康福苦笑一下说,“一个在崇文门外开南货店,是我共太公的堂兄的内弟。一个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一家小药店,是我母亲娘家的族弟。”

  曾国藩禁不住在心里笑起来:原来是这样远的瓜蔓亲,难怪康福不曾提过。

  “这种亲戚,从我个人来说,实在没有走动的必要,但我想了解一下京师下层百姓对湘勇的看法,问问他们还是合适的。”

  曾国藩轻轻地点头赞许。康福继续说下去:“我到京城的时候,武昌、汉阳同日克复的捷报先已到了。我的表兄表舅对大人和湘勇的战绩赞不绝口。表兄说‘到底还是我们湖南人厉害’。表舅还得意地说他见过大人,那年大公子生病,他亲自送药到府上,说大人是当今的郭子仪。”

  “说得过头了。”曾国藩嘴上谦虚,心里却乐滋滋的: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是京师的舆论啊!

  康福喝了一口茶,又说下去:“我那晚去拜访周学士,恰逢他家中有客,周学士留下大人给他的信,要我明晚再去。第二夜我又到周府。学士甚是客气,看得出,那是一位豪爽旷达、极好相处的人。”

  康福对周寿昌的评价,使曾国藩略感意外。自从周寿昌那次在妓院喝花酒后,曾国藩就不喜欢他了,认定他是一个风流放荡的才子,像杜牧、唐寅那样,不是一个成大器的人物。只是上次周寿昌给郭嵩焘来信,谈到奕、肃顺荐举的事,才使得曾国藩觉得他也还重友情、讲义气,于是主动给他去了信,周寿昌也回了信,二人重归于好。至于周寿昌的豪爽旷达、极好相处这些特点,曾国藩先前注意不够,经康福一提,想一想,也的确如此。他想:平素总自诩会识人用人,白跟周寿昌相处这么多年了,竟不如康福一面之交看得准确!

  “周学士说,他对大人一向尊敬。过去只着重大人的道德文章,没有发现大人的军事才干。周学士说,大人真正有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大人既然想打听朝中之事,他便把与大人有关的情况,就所知的,全部说了出来,要我回来告诉大人,好使心中有数。”

  “荇农知道许多内情。”曾国藩预感到有些不祥,两只眼睛专注地望着康福,听他的下文。

  康福说:“周学士从一位王爷那里听到一件极机密的事。”

  曾国藩心里紧缩起来。

  “那天,皇上正在养心殿东阁批阅奏章,内奏事处送来武昌、汉阳克复的捷报。皇上看后,高兴地离开座位站起,大声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建此殊勋,朕要重重地赏他。’立刻吩咐内阁拟旨。内阁拟好后呈上,皇上亲自添了一句:‘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圣旨由兵部用火票递出。第二天,大学士祁隽藻见皇上。皇上又在祁隽藻面前竭力夸奖大人,并说那年幸亏他出班说情,不然真会冤枉了忠臣。谁知祁隽藻那昏老头,不仅不为大人说话,反而,”康福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

  “反而什么,说下去。”

  “祁隽藻反而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恐非朝廷之福。’”

  “这个老夫子,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岂不是越活越糊涂!”曾国藩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康福见曾国藩脸色不悦,便借喝茶的机会停了下来。

  “皇上听了这话如何呢?”曾国藩追问。

  “周学士讲,祁隽藻这么一说,皇上像是被提醒了似的,说:‘老先生老成谋国,忠心可嘉。朕一时高兴,没有想到这一层。看来曾国藩不宜署理湖北巡抚。’祁隽藻说:‘老臣今日正为此事而来。我朝制度,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士兵本身登于国家名册,家口载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部,故军队归于中央。虽然白莲教造反时,各省都组织乡勇,但只是捍卫乡里、剿匪安境而已,人员也不过数十上百。现在曾国藩的勇丁已达两万,勇由将募,将听曾国藩之令。这两万人马,已变成听命于曾国藩一人之令的军队。皇上想过没有,现在再授予曾国藩巡抚之职,使他握有地方实权,后果将会如何?皇上,古话说得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皇上明白祁隽藻的意思,说:‘那就收回成命,赏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吧!’”

  原来如此!过了好一阵,他才问康福:“荇农这个消息可靠吗?”

  “周学士说,这是王爷亲口对他说的,绝对可靠。”

  “荇农还说了些什么?”曾国藩强压住满腔愤懑,停了片刻后又问。

  “周学士说,也是武昌攻克之后不久,皇上有次在南书房,当着潘祖荫等一批值班翰林说,现在江北大营围江宁之北,江南大营围江宁之南,桂明、多隆阿的军队从长江北岸向江宁进攻,曾国藩的湘勇从长江南岸和江面上向江宁开进。朕已布置四路大军将江宁包围住了,谁先攻下江宁,活捉贼首,朕便封他为王。”

  “皇上真的这样说过?”曾国藩对此表示怀疑。自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历代再也不封汉人为王。难道是皇上忘记了祖制?还是皇上鉴于长毛气势猖獗,难以平定,特为破格悬此重赏?抑或是皇上断定自己这个四路大军统帅中的唯一汉人,不能最先攻下江宁?

  “周学士说,皇上的确这样说过,当时听到这话的有好几个翰林学士。而且,袁大人也知道有这事。”

  如同一个古董爱好者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商周彝鼎,曾国藩周身滚过一阵热浪,两只三角眼炯炯发光。大丈夫生当封万户侯。现在岂止是侯,只要努力,竟然可以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的尊贵了。这个荷叶塘的世代农家之子,哪怕是最狂热的时候,也都没敢企望到达这一步。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只要能先克江宁,受封王爵,眼前和今后的所有艰苦委屈,甚至是侮辱,都要忍受下来。这样一想,刚才的愤懑差不多立即消失。他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问:“漱六身体怎样?还是肥肥胖胖的?”漱六是他对亲家湘潭袁芳瑛的昵称。

  “袁学士的确很胖。他要我告诉大人,他已外放苏州知府,不久就要离京赴任了。”

  “漱六真正好福气。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放我去当几天苏州知府,这一生也不枉过了。”曾国藩心情一开朗,说话也风趣些了。

  “袁学士的太太还送给夫人一段衣料,送给大小姐一对金手镯,都放在包里,等下一并拿出来。”

  “你刚才说,漱六也知道皇上讲的那句话,他还给你讲了些什么?”曾国藩对夫人的衣料、女儿的首饰毫无兴趣,他关心的是朝廷对他和湘勇的看法。

  “袁学士对此事比周学士还了解得多些。袁学士说,皇上在南书房里说的话,立刻被传了出来,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据说几天后,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对皇上说,皇上将最高爵位赏给攻下江宁的人,对前线必定是个极大的鼓舞。但他提醒皇上,江北大营是琦善为首,江南大营是和春为首,北路大军是桂明、多隆阿为统帅,他们都是满人,若立此盖世功勋,当然可以封王。但水路和南路是曾部堂在指挥,倘若曾部堂先攻下江宁,若封王又坏了祖制,不封王又失信于天下。皇上说,琦善、和春就在江宁旁边,当然是他们先攻下江宁。僧王说那不一定,琦善、和春均非成此大功之人,除非皇上对南北两大营再增兵加饷。袁学士说,从那以后,朝廷事事优待南北两大营。袁学士对此颇为气愤,说:皇上是想汉人出力、满人封王。”

  袁芳瑛的话使曾国藩大为震动,难怪陕西、江西的协饷至今未到,难道是朝廷把它调给了江南、江北两大营?一股委屈的情绪袭上心头。

  “袁胖子这个人就喜欢信口开河,将来会在这点上吃亏的。”说的当然是真话,但这样的真话岂是可随便说的!曾国藩很为自己这位言行不甚检点的亲家担心。

  “袁学士还跟我说了一件绝密的事。”

  “什么事?”尽管曾国藩听到这些话后时忧时喜,但这些消息的确是太重要了。听说又有一桩绝密事,曾国藩禁不住神情肃然起来。

  “袁学士讲,那是湘勇尚未出湖南境内时,一日,皇上忽然召见他,袁学士颇为紧张地来到懋勤殿。皇上问:‘你和曾国藩是亲家?’袁学士答了声‘是的’,心里想,皇上怎么会知道?皇上又问:‘有人说,曾国藩在衡州练勇,接受王夫之后人送的宝剑,而这把剑是前明永历所赐,王夫之曾持此剑与我南下大军为敌。你知道这事吗?’袁学士对我说,他当时听到皇上的发问,浑身流汗,内衣都湿透了,心里又惊又怕。这是哪个龟孙子告的密?若皇上存心追究,加上一个谋反的罪名都有可能。王夫之后人赠剑的事,他一无所知。袁学士说,幸而他曾经访问过王夫之故居,知道王氏家藏的这把宝剑的来历,于是他对皇上说:‘曾国藩受没受王夫之后人所送的剑,这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清楚,藏在王夫之故居的那把剑,并不是永历赠给王夫之的,而是洪武赐给王夫之祖上的。’皇上问:‘你怎么知道?’袁学士答:‘臣是湖南湘潭人,湘潭离衡州只有两百余里。臣少时在衡州读书多年,到过王夫之的故居,见过这把剑,并且从王夫之后人那里打听过这把剑的来历。’皇上说:‘既不是永历赐给王夫之的,那这事就不消过问了。’袁学士说:‘皇上圣明。据臣所知,王夫之虽然做过前明的臣子,但他后来还是拥护我大清的,故康熙爷曾赠米给他,死后还被宣付国史馆立传,乾隆爷修《四库全书》时,还收了他的四部著作。曾国藩乃一荆楚下士,蒙两朝圣恩,才有今日的地位。其耿耿忠心,皇上是知道的。何况此剑并非王夫之的,即便是王夫之的,也不能据此而对他的忠心有所怀疑。臣听说曾国藩在湖南练勇,艰苦备尝,其为人刚正廉明,疾恶如仇,在湖南得罪不少人,或许有人挟嫌亦未可知。祈皇上明察。’皇上称赞袁学士奏对得体,没有再问下去。袁学士对我说,挟嫌之人很可能就是陶恩培。此人惯行的手段是用重金收买京官,又最喜欢向朝廷上密折。衡州知府陆传应是他的心腹,船山后人赠剑事,多半是陆传应得知后,再告诉陶恩培,陶恩培再密告皇上的。袁学士又说,德音杭布极有可能是僧格林沁等满蒙亲贵安置在湘勇中的密探,要大人加倍提防。”

  康福一直谈到半夜才离开。下半夜,曾国藩一直未眠。两件大惑不解的事总算有了解答。衡州出师之日所受到的降二级处分,改署抚为兵部侍郎衔,原来都事出有因。这些事,年轻的王闿运看得透彻,自己有时反而不清醒。他深悔不该接受王世佺所赠之剑,那时只想到这是攻克江宁的吉兆,却没有料到会授仇人怨家以把柄。好危险啊,若不是袁漱六能言善辩,岂不招致巨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曾国藩反复默念先哲的格言,仿佛觉得今夜长进了很多。他从心里佩服皇上的圣明,感激皇上的信任,对皇上优待江北江南大营,也宽怀释然了。曾国藩发誓,今生今世要竭忠尽力为国效劳,以报答两朝圣主的知遇之恩。转念,他又想:皇上还年轻,识人和治国的经验都不够,难保今后没有人在他面前再进谗言。尤其是那批满蒙显贵,对汉人从来就抱有深刻的偏见,对手握重兵的汉人更不放心,皇上也最听得进他们的话。历史上带兵在外的将帅,为取信君王,有刘秀遣子侄于朝、王翦索赏田园以示无大志的先例。曾国藩想,到一定时候,这些都可以仿效。而眼下先要在皇上面前建立一个谦虚谨慎、不居功不自恃的形象。他走到书案前,抽出一张纸来,给皇上拟了一道奏折:

  臣奉命援鄂皖,肃清江面,岂不知艰大之责,非臣愚所能胜任,只以东南数省大局糜烂,凡为臣子,至此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皆当毕力竭诚,以图补救于万一,遂自忘其愚陋,日夜愁思,冀收天下之效。然守制未终,臣之方寸,常负疚于神明。虽治军近两年,平日墨绖素冠,常如礼庐之日,而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日前田镇大捷,皆臣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桂明、多隆阿等人之功,微臣毫无劳绩。刻下臣拟会同水陆两路,向九江进发。嗣后湖南之勇,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敢受。伏求圣上俯鉴愚忱。倘借皇上训诲,办理日有起色,江面渐次廓清,即当据实奏明回籍,补行心衷,以达人子之至情,而明微臣之初志。

  写好后,天已放明,曾国藩正准备出门散散步,塔齐布急忙来报:“长毛伪翼王石达开已到江西,在九江、湖口一带修筑堡垒。请大人下令,急速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