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蜀守李冰的高远志向。现在，都江堰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仍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它已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一切为官者光芒四射的路标。
志贵在践行有恒
曾国藩本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在于其立志高远，而更在于其行志之有恒。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初一，曾国藩在给家中诸弟的书信中写道：
“不如安分耐烦，寂处里闾，无师无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则我之所期于诸弟者也。昔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
这里，曾国藩教导诸弟立志读书做事要有恒心。在他看来，人不仅要立志高远，而且更重要的是行志有恒，否则，不会有什么结果。人不可无志，无志者不可成事，同时自古以来，有志者多而成功者少的原因便在于他们不能践行其志，或行志不能有恒。
曾国藩不仅这样教导诸弟子侄，而且自己一生便是一位行志有恒的表率。他少年立志，决心做圣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
咸丰九年（1859），正值清军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战的时候，曾国藩仍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中挑选出了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鲁、王念孙共三十三人，叫其子曾纪泽画出他们的像，然后悬挂于墙上，以便朝夕睹思以效仿。他还为此特作了《圣哲画像记》一文，其中说：
“古之君子，益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忽之或解，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除了在修身方面终生效法圣贤外，曾国藩在治学方面也持志有恒。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治学以成就一番大学问，在从师唐鉴和倭仁后，他自己给自己立了十二条规则，终生执之不误：
①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②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③早起：黎时即起，醒后不沾恋。
④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⑤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⑥谨言：刻刻留心，是第一工夫。
⑦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⑧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⑨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⑩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迷，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写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正是凭着这种持志以恒的不懈努力，成就了曾国藩的立志之功。
对于一些不好的习惯，曾国藩也认为，只要立志不改，并持之以恒，也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在这方面，他深有体会，曾总结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志贵在践行有恒，这就是曾国藩为官、修身、做学问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一个要诀。事实上，不仅为官之道如此，其他一切事业也莫不如此。在这方面，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玄奘也是一个典范。
三藏法师玄奘本名陈袆，生活在唐初年间。他苦心钻研佛学，遍访国内名师。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已经翻译过来的佛经中有很多错误，且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为此，他决定到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国（今印度）去考察学习，以求得真经。
唐初政权刚立，各项制度尚不完备，而且与西部突厥关系紧张，因此，玄奘虽一直申请出国西去，却均未获准。但是他并不气馁，仍然矢志不渝。在此期间，他学习了梵文，了解了西域、天竺的风俗，考虑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做好了西去的一切准备。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为了求得真经，玄奘悄悄地跟着一些商人从长安出发了。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到达了当时的西部边陲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在这里，玄奘的行踪被官府发现，凉州都督李大亮勒令他返回长安。在当地佛教领袖慧威的帮助下，他又悄悄西去，昼伏夜行，到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此时，玄奘骑的马已经倒毙，而前面尚有深不可测的瓠芦河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无奈，玄奘只得停留下来。瓜州刺史弧达听说有法师来此，非常高兴，热情相待。但就在此间，却来了凉州通缉他的公文。州吏李昌找到玄奘，经过一番交谈，为玄奘立志求取真经、矢志不改的精神所感动，当面撕毁公文，玄奘这才又出关西行。
再次上路后不久，跟随玄奘的两个小僧先后离开。后来，玄奘又遇到当地一名叫石槃陀的胡人。石槃陀自告奋勇，愿意做玄奘的向导，还引见了一位老夫给玄奘。老夫被玄奘持之以恒的精神所感动，提醒他前面还有千难万险。可是玄奘却坚定地说：“若不至天竺求得真经，终不东归，即使死在中途，也不后悔！”
老夫激动不已，将一匹曾经往返伊吾国（今新疆哈密县西四堡）十五次的老马送给了玄奘。玄奘和石槃陀又昼伏夜行出了玉门关。一天夜里，玄奘似睡未睡，忽见石槃陀拔刀而起，慢慢逼近玄奘，转而又退了回去。玄奘怀疑他起了异心，就起身端坐诵经，石槃陀也又躺下睡去。待第二天天亮，石槃陀说：“前面的路还很长、很危险，往前走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收拾行装，早早返家，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既然如此，你就去吧。我是不求得真经，死不回返！”
石槃陀也坚持不住，走了。从此，玄奘只身在沙漠里行走。沙海浩浩，一望无际，循着一堆堆骸骨和一团团驼马粪便的踪迹，他走了八十多里，来到了一座烽火台下。忽见一汪泉水出现在眼前，玄奘牵着马去喝水，突然一箭射来，差点射中他的膝盖。
“我是长安来的和尚，请你们不要射箭！”玄奘叫道，牵马向烽火台走去。
唐朝边关守将弄清了他的来历后，都很钦佩，送他过了烽火台，又送了他一些水、马料和干粮等。这样又走了许多天，出了大沙漠，经伊吾国来到了高昌国。高昌国国王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热情地把玄奘迎进王城，并盛情款待。听了玄奘的经历，国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希望玄奘留下来，可是玄奘志在西行，终未答应；他又假意要送玄奘回大唐，玄奘则用绝食来感化他。国王只得放玄奘西去，并与之结拜为兄弟，送他许多衣物、食品、马匹，还开了通关文牒，让沿途各国给玄奘西行以方便。
此后，玄奘又经历了许多磨难，斗风暴、翻雪山、过险关，终于到达天竺国。他在当地游历十七年，进行考察学习与交流，终于求得真经，于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后世为他持之以恒、不畏艰险的故事所感动，创作了《西游记》等大量文学作品，成为人们永远的美谈、永远的丰碑传奇。
一个人只有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笃行践履、持之以恒，才有可能使自己不流于俗、出类拔萃，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二、宰相肚里能撑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气量和胸怀是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的内在品格。只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广胸怀，才可以装得下天下大事。
胸怀太小，难以任天下大事
曾国藩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这是曾国藩在反省自己时，对自己的一个告诫，也是对一切为官者的告诫。一个想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不应该心胸太小。三国时期东吴的名将周瑜便是一个这方面的反面典型。
周瑜年纪轻轻，颇有才识，被孙权任命为三军都督，正春风得意，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遇到了诸葛亮。
当时魏国曹操正率领八十万大军，挥戈南下，来到长江边上，准备横渡长江，一举拿下东吴。诸葛亮被刘备聘为军师，到东吴联合孙权，准备共同抗曹。经过一番交涉，孙权和刘备两大政治集团达成协议，共同抗击曹操大军的进攻。在这一过程中，周瑜和诸葛亮都是主角，不仅共同促成孙刘联合抗曹，又共同制订出火烧赤壁的战斗方案，共同谋划着战斗的各个方面。但同时，周瑜在这一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自己心胸狭窄的一面。
看到诸葛亮智慧过人，在许多方面和自己英雄所见略同，综合起来似乎才智还超过自己，周瑜便产生了嫉妒之心，他设了许多陷阱，想除掉诸葛亮，但都被诸葛亮一一化解。他越发气不过，竟向苍天发出了那句名传千古的“小气”之语：
“既生瑜，何生亮！”
因心胸狭小而嫉妒得发狂，周瑜的才智发挥遇到了障碍。又被诸葛亮抓住这一点，略施小计，展露锋芒，竟把周瑜给气死了！本来，依周瑜的才识和际遇，是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但事实却是他因为心胸狭小而英年早逝，留给历史一串叹息。
因此，除了智慧和才能，心胸宽广也是一个为官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度量太小，不足任天下大事。曾国藩也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这种毛病，但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不断纠正自己的这种错误，他常常在日记、书信中反省自己：
“三更睡，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亦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实则处大乱大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
近日心绪之恶，襟怀之隘，可耻可鄙甚矣！变化气质之难也。”
从上面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反省自己心胸狭小毛病的生动形象。就因为这样经常的反省、防犯，曾国藩基本上保持了自己在大事上的宽广心态。虽然仕途举步维艰，他还是积极入世，豁达乐观。
在宦海争斗及行军打仗中，身心压力之大自不必说，而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抗击百万太平军，兵源、兵器、物资、军费等都需要他筹备，耗尽心力，却依然要遭到地方官绅的牵制，而且被咸丰帝猜忌。面对种种为难之事，他不仅有愤愤不平之时，还时而有打退堂鼓、隐居乡间的打算，但一想到“匡时救世”的宏愿尚未实现，他不仅自己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而且还勉励自己的弟兄们把“遇事忍让”作为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尺度。他说：
“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敞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因此，他主张一个为官者，应该性格开朗，心胸开阔，个人得失不足计，生活小事不足虑，荣辱贵贱不足忧。
曾国藩的宽广胸怀，还表现在他对待学术思想的态度上。虽然他是晚清儒家的代表，被誉为“一代宗儒”，但他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其为官理念借鉴了诸子百家之长。他说：
“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
这种思想，基本上可说是集中国古代为官经验之大成了。由于曾国藩具有这种过人的眼光与人格魅力，因此他能够知人善任。凡有一技之长者，他都加以重用，充分发挥各人特长，因而愿为他效劳的人极多，像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彭玉麟、沈葆桢、容闳、薛福成、赵烈文及他自己的儿子曾纪泽等这些在晚清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几乎都在他身边工作过，得到过他的重用和提携。
人是一种充满七情六欲的动物，不可能一直都心胸开阔，其心境随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为此，必须经常反省自己，才能保持在大事上的宽广胸怀。如何省视自己心境的状况呢？对此，曾国藩也有研究。他认为，如果心情烦躁，则表明自己心胸不够宽广，而必须加以反省了。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反省的能力，为此，身边必须有一些能够帮助自己反省的朋友或谋臣。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有一个可以垂范后世的案例。
一天，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徘徊瞻顾，偶然从复道上望将过去，看见有一群人聚集在水滨，沿着沙滩，接连坐着，身上通是武官打扮，一个个交头接耳，不知道商量什么事。刘邦一时无从索解，只好宣召张良，代为解决。
等张良到来以后，刘邦便将他看见的情况告诉了张良，最后问：“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
张良略一思索，随口答道：“这乃是相聚谋反呢！”
刘邦一听，愕然道：“为何谋反？”
张良解释说：“陛下起自布衣，与诸将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亲爱，所诛皆平生私怨，怎得不令人疑畏呢！疑畏一生，必多顾虑，彼此患得患失，所以急不暇择，相聚谋反了。”
听了这话，刘邦大惊道：“那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