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约束自己往往易流于形式，一旦意志不坚就会退缩，这是人们的一个通病，而让朋友在身边提醒自己则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不过，这一定要是诤友才行，只有诤友才敢提出自己的弱点、缺点及改正方法。否则，用处就不大了。
无疑，曾国藩身边就有几个这样的朋友。这些好友的意见对他的影响很大，曾国藩心中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从这，也可知曾国藩的胸襟了。
有一次，曾国藩的好友朱萱谈论人生，他形象地将人的悲喜离合，事业成败比作一场戏，说：
“人生的悲欢离合，事业成败，其实就像一场戏。当观众将散的时候，不知道其实唱戏的人也兴致已尽了。那些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其实根本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因此，扮演大富贵的生角，未必一定感到高兴；而扮演极贫贱的丑角，也未必一定可悲！”
曾国藩听了，连声称赞道：“你的比喻很妙！人生确实如此，何必那么执著而成为功名利禄的囚徒！”
曲终人散，看客没了兴趣，其实表演者也没了兴趣，该收拾东西下台了。曾国藩从这个比喻中感到自己该功成身退了。
但是，曾国藩争强好胜的弟弟曾国荃却没有他那么看得开。曾国荃在取得成功之后，不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高官厚禄，反而备受责难猜测，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整天闷闷不乐，以致郁闷生病。曾国藩只好写信去劝慰说：
“吾兄弟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
可惜曾国荃没有听进去。在名利这一点上，曾国荃与兄长曾国藩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由此看来，在曾氏诸兄弟中，以曾国藩声名最盛是不无道理的。
古往今来，无数人为争名夺利而失去了人生的快乐，陷入无边的烦恼，成为名利的奴隶；更有不少人被名利所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灾难，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道家为破除名利的绳索，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方法弃名利如粪土，固无拖累，但这种仅为一身的快乐，不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们愿为的。人世的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但这又很难不受名利之累。曾国藩“淡”字诀的妙处，就在于其不但不妨碍人们成大业、办大事，而且还可以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适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时也有助于事业的成功，这正是两全其美的方法。
三、廉为护官符
临财不苟，无欲则刚。官做得好不好，首先看他廉洁不廉洁。无论官多高，功多大，一旦沾上贪毒，就前功尽弃。廉是护官之符。
廉为居官第一要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讲究为官之道的国家。自古以来，留存下来了许多讲述为官之道的著作，被称为“官箴”。据统计，现存官箴书有四百多种，从西周到清末，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箴中包括的内容很多，但“清”、“慎”、“勤”三字，被公推为做官第一箴言。
为什么都把“清、慎、勤”三字作为做官的第一箴言呢？清人方大解释说：“晋司马炎居官三字诀，曰清、曰慎、曰勤。宋人真西山先生云，士大夫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三字之中，自以清为第一要义。官如不清，虽有他美，不得谓之好官。然廉而不慎，则动静云为，必多疏略；廉而不勤，则政事纷繁，必多废弛，仍不得谓之好官。”因此，要想成为好官，三者缺一不可。
同时，在大多数官箴中，“清”字又均被列于首位，被认为是居官一等要义。在这里，“清”即“廉”。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经常提及这个三字箴，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他曾亲书“清慎勤”三字匾额，悬挂于总督府。为了通俗易懂，后来改为了“廉”字。因此，在曾国藩的文字中，出现的都是“廉”字。“廉”就是说为官应当廉洁自守，不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廉”之所以被公认为居官第一要义，是因为它是官吏德行的基础和根本。首先，只有为官清廉、光明正大，才能不受蒙蔽、明察是非；只有一身清白，没有私心，才能够处事公正。正如宋人罗大经所说：“士大夫若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其次，只有为官清廉，才能治国安民，使天下太平。正如清人王元吉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己，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再次，只有为官清廉，才能受到上级的赏识，得到百姓的爱戴，自己也才能身心安然。清人程含章说：“廉能之吏，上司贤之，百姓爱之，身名俱泰，用度常觉宽然。而贪污之吏，朘民之膏，吮民之血，卒之身败名灭，妻离子散。天道昭昭，报应不爽，吏亦何乐乎贪而不廉哉！”综上所述，“廉”被称为为政的根本。曾国藩更是把它称为人生的根本。他在给王明山的信中说：
“‘廉’字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师水陆两军之根本也。”
然而，虽然“廉”对于一个为官者来说是如此重要，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古今中外，贪官比比皆是，而清官则凤毛麟角，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廉”是与人类本能的欲望相对立的。人们无不追求耳目之乐、声色之欲、口适之福，但要满足这些欲望却非易事。因此，当一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便会利用这种权力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要做到“廉洁”，必须要具有崇高的修养和高度的自制力。因而一般说来，真正的廉洁之士都是些品德高尚之人、志向远大之人和意志坚定之人。人们遇到一个清官，都会给他极高的荣誉。像宋代包拯“包青天”，明代海瑞“海青天”等，都是家喻户晓、名传千古的精神偶像。
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要当一个清官是极不容易的。为此，他一生都以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为榜样，廉洁自律，刻苦修炼为官品德。被康熙帝称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就是曾国藩多次称颂的一个人。
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今河南兰考人。张伯行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儒士。在家庭的熏陶下，张伯行自幼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进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入京补内阁中书，开始步入仕途。
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伯行赴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逢荒年，老百姓流离失所。张伯行在上任途中，赈济给灾民不少钱粮。到任后，又立即开仓赈济，仅汶水和阳谷两县就动用仓谷二万余石。事后，藩司指控他擅动仓谷，应予革职处分。张伯行以“仓谷为轻，民为重”慷慨陈词，藩司无奈，最后免去了对张伯行的处分。
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伯行调任江苏按察使。按当时惯例，新任官员要向总督、巡抚敬送银子，对这一腐败现象，张伯行却严加拒绝，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文一钱，怎能这么办呢？”
在任按察使时，张伯行力革地方弊端，对总督、巡抚多有冒犯，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压制和排挤张伯行。张伯行就任按察使次年，康熙帝南巡，到江苏后命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总督和巡抚并没有把张伯行列在举荐之列。康熙帝在举荐的名单中没有发现张伯行的名字，便自己对左右侍臣和总督巡抚们举荐说：“我听说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只得连连附和皇上的意见，于是康熙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张伯行到福建任职后，对当地的不良习俗严加革除。他看到当地人视瘟神为“五帝”，庙祀遍布城乡，人们昼夜祷告，这样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便下令将所有的瘟神祠改为义塾，供贫苦人家的孩子在里面读书，这一举动使群情大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其时朝野行贿、舞弊之风渐盛，张伯行公布了《禁止馈送檄》，以防堵这种官场的不正之风。其檄文的内容是：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赠；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张伯行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任官期间，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从未携带过家眷。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一个近侍之臣，不以得到皇上的宠幸而有自专的念头，不以同行忌妒打击而有退阻之心。由于这样，他得到了皇帝的宠爱和多次保全，被康熙帝定为“江南第一清官”。
雍正三年（1725），一代名臣张伯行去逝。他死后，雍正帝赠他谥号“清铭”，取为官清正，恪勤供职的意思。用“清铭”二字来总结张伯行的一生，是毫不为过的。
曾国藩以张伯行等先贤为榜样，一生崇尚清廉。他的女儿曾纪芳是其儿女中寿命最长的一位，自号“崇德老人”。她八十岁时写了一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追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书中对其父亲曾国藩的记述颇详。据她说，曾国藩无论官位做到多高，从来没有人敢向他送礼，甚至于他的夫人就像一个平凡的农妇，没有任何珍玩饰物。部下都知道曾国藩的人格，都不敢冒大不韪给曾国藩送礼。他唯一接受的一次礼是部将黄翼升送的。
黄翼升，字昌岐，长沙人。小时候是个孤儿，后成为铁工，参加湘军后，任低级官吏。由于在创办水师过程中精勇能干，立有大功，渐为曾国藩器重，成为主要心腹之一。
咸丰十一年（1861），黄翼升奉命总领淮扬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之外另立一军。八月攻克安庆。次年，护送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攻克沿江各镇，被晋升为江南水师提督。这样，黄翼升就归入了李鸿章部下，很快又成为李的得力助手。1863年，曾国藩想调回黄翼升，十几次与李鸿章相商，李鸿章都借口推脱，称黄翼升为“平关第一功臣”，坚决不给。为此，曾国藩对李鸿章很是不满。
为了缓和曾李二人的关系，黄翼升派夫人出面，让夫人认曾国藩夫人欧阳氏为义母，当欧阳夫人生辰时，黄夫人以拜义母的名义，带来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铺贺寿。欧阳夫人见其情真意切，便收下礼物，认了这个干女儿。曾国藩考虑到这并非贿赂，而且也可借此缓和与李鸿章的关系，也才不予追究。这件纺绸帐后来被用作曾纪芳的嫁妆，一直用到晚年。
曾国藩以“廉”自律，同时也把它作为治军用人的重要原则。他察人用人，都以“廉”字为本。
在曾国藩当翰林的时候，有一天，他到琉璃厂书店买书，来到一家书店，看见有两个先到的人正在买，其中一个的一枚铜钱掉在了地上，未能觉察，另一个人赶紧跟了上去，见那人走后，立即拾起，装入自己腰包，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曾国藩出于好奇，就向店中人打听了二人姓名。后来，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有一知县新到任，前来拜谒。曾国藩一见，就感到此人很面熟，经询问，原来就是当年在书店拾钱之人。于是不久曾国藩就把他免职了。有人问起此事，曾国藩说：
“这种人爱贪小钱，视一钱如命，一旦当上百姓的父母官，还不把百姓的油水榨干！”
“廉”为居官第一要义。要想做一个好官，在功业上有所建树，必须廉洁自律，严格束下；否则，贪得无厌，终有大祸临头。
贪为居官一大祸源
《郁离子》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一只老虎追赶一只麋鹿，麋鹿为了生存狂奔不止，仓皇之际从悬崖上跳了下去，老虎紧追不舍，赶到悬崖时也随着一起跳了下去，结果都摔死了。
麋鹿从悬崖上跳下去，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前面是悬崖，后面是老虎，向前是死，向后也是死，向前冲去虽然必定坠落，但终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也胜过坐以待毙，被老虎吃掉的好。但是老虎却是进退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只是由于过分贪婪，随着麋鹿一起摔死了。
贪婪更是为官的一大祸源。《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的哥哥高西木进了四十大盗的藏宝洞，欣喜若狂，攫宝不已，忘了回家，致使强盗回来，将他砍死。大贪官和珅，一生贪得无厌，收贿无数，富甲天下，连墙壁缝中都藏满珠宝，可是到头来却因此而被诛身亡，财产全部充公。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
诚然，人们皆有名利之心，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一则故事所讲的：相传乾隆帝巡游江南时，站在山上眺望远处的江水，这位风流天子顿感心旷神怡。这时，他看见江中数百只帆船来来往往，不禁问：“这么多船在江中干什么？”身边的道静和尚说：“我只看见江中两只船，一是争名，二是夺利。”
但是，求名求利必须行正道，必须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不能太过追求名利，乃至不顾一切，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谋求名利。追求这种非分的名利，就是贪婪。贪婪则隐藏着灾祸。所以孔子说：“富和贵，是人人想要的东西，但如果不是正道得来的，就不会长久。”
贪欲是众恶之本。人一旦欲望过大，就会心术不正，离开事物本来之理去行事，从而把事情做坏、做绝，大祸也就临头了。
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时时警告自己，戒除贪欲。他曾说：“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并立誓说：“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曾国藩认为：“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因此，他立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