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沉吟半晌，道：“陛下平日，对着诸将，何人最为憎嫌？”
刘邦想了想，道：“我所最恨的就是雍齿。我起兵时，曾叫他留守丰邑，他无故降魏，由魏走赵，由赵降张耳。张耳叫他来助我攻楚，我因天下未平，转战需人，不得已将他收录。及楚为我灭，又不便无故加诛，只得勉强容忍，想来实是可恨呢！”
听完刘邦的话，张良急说道：“速封此人为侯，方可无虑。”
于是汉高祖刘邦在南宫置酒，宴会群臣，封雍齿为“什邡侯”。对此，雍齿感激不尽，而其他还未受封的将吏，更皆喜跃道：“雍齿且得封侯，我辈还有何虑呢？”
就这样，一场政变危机被化解了，诸将吏相安无事，不再生异心。刘邦从这件事情中，也深深体会到了一个为政者应该胸怀广阔，拥抱敌人，才能天下无敌的道理。他封“什邡侯”的命意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一个人应该具有包容十方的胸怀，才能一统天下。”从此，刘邦以此铭志，历练广阔胸襟，终于平定天下，成就帝业。当年汉高祖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的地方，已经发展成为今天四川平原上的一颗明珠——什邡市，一看到这座城市，人们就仿佛看到了一座启示的丰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宽广的胸怀，才能担当天下的大事。
裕心可以保险养身
宦海风波，仕途通塞，不可能全由个人自主。其间坎坷遭际，在所难免。面对这些情况，如果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仅于事无益，反而容易带来灾祸。对此，曾国藩开出了一个“裕”字护身符。
所谓裕，就是要心胸开阔，坦坦荡荡。具备了这样的身心素质，就可以化险为夷。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二日，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晋》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
所谓“裕无咎”，就是用“裕”治心便没有危险。这是曾国藩游历宦海波涛之后的经险之谈。
曾国藩考中进士，登上仕途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官场。宦海风云，变幻莫测，经过许多遭际的曾国藩深知其中险恶，稍有不慎，便会身败名裂，家毁人亡。他在日记和家书中多次以充满惊惧的语气写出他对官场的认识。然而他一生都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直到去世都还在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来说，险恶的官场，只是有惊无险，他基本上是官运亨通，最后更是位至极品。他之所以能够居高不危，履险如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运用了“裕”字保险法。
同治四年（1865）六月，曾氏兄弟平定太平天国，为清廷立下了极大的功勋，但是朝野却不断恶言四起，他们一时处境险危。对此，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兄弟说：
“建非常之功勋，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于抑郁牢骚。然盖世之事业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来，只堪付之一笑。”
这就是曾国藩的“裕”字保险法之一。以“裕”字处险，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首先要自己行得正走得端，即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否则，如果自己心中有鬼，想“裕”也“裕”不了，甚至还会弄巧成拙。因此，“裕”字心法，必须从严于律己开始。
能否做到自律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古往今来，许多成功的为官者，大都具有自律的恒心和毅力。《老子》上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正人先正己，只有严于自律，才能以身垂范而教人。
曾国藩深明此理。为此，他给自己订立了修课原则。一生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如实记录，反思一遍，有过则改，无则加勉，持之以恒，终于修德有成，堪为世人表率。这些都使他心胸坦荡，问心无愧。也正因如此，在官场的倾轧排挤中，在激烈的满汉斗争中，在困窘潦倒之际，他都能够走出险滩，终至功成名就，遗芳后世。
曾国藩不仅如此自律，还经常以此法教育部下。陈湜曾是曾国藩手下幕僚，为人聪明敏捷，善于应变权事。但是却由于心胸不够宽大，一遇挫折，便心灰意懒。为此，曾国藩于同治七年（1868）六月给陈湜写信说：
“唯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阁下此时所处，极人世艰苦之境，然古人所谓：‘素患难，行乎患难，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处险之道日‘衍’、《晋》二爻，处险之道日‘裕’、‘衍’与‘裕’，皆训宽也。阁下宜以‘宽’字自养，能勉宅其心于宽表之域，身体不就屑弱，志气不至摧颓，而后从容以求出险之方。”
在这里，曾国藩还给出了裕心可以保险的原因，那就是，裕心首先可以养身。所谓心宽体壮，开阔坦荡的胸怀首先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而狭隘忧郁的心境则易伤身。心胸狭隘首先害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周瑜就是因为心胸狭隘而气绝身亡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千古教训。
因此，曾国藩十分注意以“裕”来养身。曾国藩本来就体质弱，在兵马动荡的岁月，日理万机，带兵打仗常令他殚精竭虑，“心已用烂，胆已惊碎”，虽然如此，他还是活到了六十二岁，这无不归功于他探索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养身之道。
曾国藩崇尚体育养身，注重身心修养，提倡“动”、“静”结合。动，就是要行步常勤，筋骨常动，练的是筋骨皮；静，就是要心宽淡欲，顺应自然，养的是精气神。
在“动”方面，他时刻要求自己及兄弟子侄，从新宅走路至老宅，不要坐轿骑马。由于后辈子弟个个体弱，曾国藩要求他们要学习射箭，他认为射箭最利于保养身体；尤其是要早起，他认为早起更是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他为人勤快，一生不忘锻炼，直到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甚至在遗嘱中以“习劳则神钦”教导子弟不要忘“勤劳”二字。
曾国藩更注意身心结合的锻炼与修养。他爱栽花种树，还常常登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他酷爱游山览景，即使是行军打仗时期，也抽空游览驻地附近的景观，尤其是那些人文景观，因为其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感受古人气息。这样，既可以运动肢体，锻炼筋骨，又可以陶冶性情，保养心魂。由此，他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仅日记记载的就有近两百处，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所到之处大都写有日记，这些游记，多则千余字，少则十几字，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在这些游记中，既有闻名天下的胜迹，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景。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己之喜，他就欣然记录下来。
正是在这种身心结合的“裕”字养身法中，曾国藩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与保养，在险恶的官场，在动荡的乱世，他活过了花甲之年，这在当时，已经是难得的长寿了。
曾国藩的“裕”字养身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功课。他曾先后提出过“养生五事”、“养生六事”之说，内容不尽相同，但他最强调的大致有八件事：
一是眠食有恒：就是说饮食睡眠需有规律，不要暴饮暴食，睡眠无常。
二是热水洗脚：即在睡觉之前，要用热水洗脚，这有活络经血之功效。
三是节欲：生活要有节制，不应过度，过度则必损。
四是惩忿戒怒：就是要力戒动怒和生气，这些激烈的行为都有损健康。
五是习射：即以射箭作为体育锻炼方式。
六是饭后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饭后散步可以促进消化功能，增进健康。
七是静坐：静坐可以调习心脉，正位应命，如鼎之镇。
八是不轻易服药：是药皆有三分毒，因此曾国藩极为反对身体稍有不适便用药治疗，主张通过身体自身的调节达到康复。
曾氏的养身之法对后人有很重要的启发。例如青年毛泽东就受其影响，他在1917年4月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说他师法“曾文正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曾国藩曾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
“每念阁下质地学识，无不可成之勋业，无不可至之古人，唯间或失之稍隘。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这句话，也可为一切欲干大事之为官者所戒。
淡为宽心之方
曾国藩以“裕心”作为在官场的保险养身之法，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裕心”的心理境界呢？为此，曾国藩采用了一个“淡”字诀。他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有一片开阔坦荡的境地，在官场便游刃有余了。
曾国藩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追求功名利禄是士大夫阶层的人生价值观。曾国藩也是这样，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功名之心是相当强烈的，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的是“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就会变成功名利禄的奴隶，走向人生价值的反向，失去人生的快乐。
曾国藩一生务政、军务缠身。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使他身心疲惫，他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常常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这种矛盾徘徊的复杂心迹。如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经过痛苦的思索，曾国藩开始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修炼身心，排解自己心中急于功名利禄的心思，以求得轻松自如、快乐长寿。他在给李续宾的信中说：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住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的大敌，要想生活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利禄之心，这样政务、军务中的烦恼和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了。人生中难免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人生的运气很有关系，不单单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如果凡事都这么想得开，心情自然就舒畅了。
曾国藩经常阅读心胸开阔的古人所作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所表达的淡远闲适之乐，以此作为学习的榜样。他每晚都在室中朗诵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文，在欣赏古诗文淡远意境的同时，不忘与自己急于名利之心作对比，以此来告诫自己。咸丰九年（1859）四月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热极，因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家花满蹊’诗，念古人胸次萧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心中犹不免计较将迎，又何小也！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为志？”
一方面欣赏古人淡远闲适的胸怀，一方面又想在诗文方面超过古人，急于名利之心在写诗作文上都表现得这么明显，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宽心，要淡然：
“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己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曾国藩还经常临摩名家书法，刘墉（文清）是他最佩服的书法家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刘墉笔意冲淡闲远，最适于修身养性。他在一则日记写道：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有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当读到“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时，不禁停了下来，沉思良久，拿起笔，在后面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
这表明，曾国藩在向古人学习淡泊心法方面已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除了自己时刻以古人的淡泊胸怀为目标外，曾国藩也常常同亲人、朋友谈起淡泊明志的重要性，以此来相互激励。有的朋友还真诚地向他建议，在他的身边应该安排一些心胸开阔之人，以便时时提醒，不断督促他前进。
陈作梅就是这样的朋友。他曾向曾国藩建议，应该交几个胸襟旷达的人以激励自己。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酉刻与陈作梅至营外畅谈，言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贬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几个月以后，曾国藩又在日记中提及：
“夜与作梅久谈，言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