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传给张良《太公兵法》。张良由此熟知兵法，运筹帷幄，后来助刘邦打下天下。
张良面对老翁的一再“刁难”，总能以“忍”字为要，终于取得信任，为后来功业奠定了基础；后来，他也同样以“忍”保住了一生平安。
与张良同时代的黥布，原来是项羽的人，后来投奔刘邦。刘邦召见他的时候正在洗脚。黥布觉得自己被忽视、被侮辱，很不高兴。后来见自己的吃住行等待遇与刘邦规格差不多，才笑逐颜开。黥布就是因为不能在挫折面前忍耐，后来因谋反被诛，落得个身败名裂。
因此，能不能忍，是能否成大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曾国藩初入仕途时也缺乏忍的功夫。咸丰帝刚登基，就遇上太平天国起义，于是下令征言求治。曾国藩当时血气方刚，上疏陈奏裁兵、节饷、加强练兵等，被置之不理。于是他不甘心自己的好意被皇帝束之高阁，再次上疏，锋芒直指咸丰帝本人，以求更新政治。他指出：
“皇上的圣德有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处理不好就会产生漏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流弊。其一，敬慎，皇上做事，从来都是谨慎小心，臣下也亦步亦趋，刻意求精，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此造成的弊端就是琐碎；其二，好古，皇上钟情于古代典籍，这是尊重传统，效法先贤的美德，但是事情做过了头，就会形成泥古不化，不求进取的弊端，新的建议、观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其三，广大，皇上心境开阔，见多识广，但如果不注意学习，就会习染骄傲自大的作风，以自己的意见为是，听不进臣民的议论，从而闭塞视听，甚至偏听偏信，误国误民，其害不浅。”
咸丰帝看了一半这个奏折就怒火冲天，把折子扔在地上立即召见军机大臣要查办曾国藩。幸亏祁隽藻、季芝昌求情，曾国藩才侥幸逃过一劫。这次碰壁之后，曾国藩学会了谨慎，再也不敢仿效古代谋臣“批龙鳞”、“以死谏”等做法，并将“忍耐”作为处世之道。
在与同僚交往中，曾国藩最痛恨互相控告的做法，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斗其胜也衰，因此他主张英雄握手。对那些不愿与自己结交的人，他就强忍着屈交。
骆秉章当湖南巡视时，权势很大。对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东征，多次薄待施坏，但曾国藩仍然忍耐屈求。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了严重的斗殴事件，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
这一下可惹恼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多名卫士，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因此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他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一时长沙城内，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该他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苧离开的时候，骆秉章又乘机拉拢王苧，这无疑是拆台了。但是曾国藩咬紧牙关，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仍向骆秉章屈求帮助，这需要有相当的忍功的。有时，曾国藩为了大局，还忍受心灵的煎熬，做不愿做的事情。
有一次，武汉形势吃紧，咸丰帝连番下旨叫曾国藩出湖南接应武汉，但却未提军饷从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国藩曾专请郭嵩焘回籍筹借军饷，幸赖衡州知府借给他十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十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为了筹集军饷，曾国藩让人四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但都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因此湘军迟迟未动。这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即杨江求见曾国藩，答应可捐助，但有个条件，要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虽然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和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之类的颂扬文章，但这次却让曾国藩十分为难，因为他知道，这杨江的祖父杨键曾经是一个大贪官。
杨键曾任湖北巡抚，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上奏道光帝，请求建乡贤祠。当时便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建乡贤祠，而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京官，十分清楚此事。
如今为了筹集军饷，要他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方面不符合他一贯倡导的儒家道德风范，另一方面也要冒很大风险，弄得不好自己会下台。思前想后，权衡了各种轻重缓急，曾国藩认为目前筹集军饷是第一位的要务，于是又坚忍着答应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写好，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上批奏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余万两，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虽然后来湘军出战不利，在“东征”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惹得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同时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也下旨申斥他，并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让他的湘军度过了无饷的劫难。
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曾国藩这种委曲求全的忍耐之功，在湘军将领中也颇为突出。
胡林翼是湘军集团中最先出任督抚的人。清政府对汉人手握兵权向来有所猜忌。官文是湖广总督，就是清政府派驻湖广，主持东南军务的监军。为了整顿湖北兵政吏治事宜，胡林翼力主励精整饬，而官文却随意苟且。为此，胡林翼不顾官场惯例和体制，独断独行。有一次未与官文协商，就径自上疏言事，结果受到咸丰帝的申斥。这表明，胡官二人的个人恩怨，在当时却意味着湘军集团是否接受监督，清政府对湘军的控制方针能否贯彻，是关系到湘军生存与发展大局的事情。
于是，幕僚阎敬铭就劝胡林翼说：“官文为朝廷信任，如果交结好了，可由他出面解决许多事情。官文无非多捞一点钱或安排几名亲故，这点损失与大局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官文没太大的坏心眼，只是耳朵太软，如果奏劾朝廷，即使赢了，却说不定换来个更不好相处的总督。”
在上压下劝之下，胡林翼认识到官文的地位不能动摇，于是，开始忍下一切对官文的不满和怨气，曲意结好官文。
有一次，官文有个宠妾过生日，却以正房夫人的名义发贴，准备等来贺的人聚齐后才坦白。这本是官文给宠妾邀体面的一个小伎俩，不料有位藩司得知内情，怒不可遏地说：“夫人寿辰，我们去庆祝，这是礼节，现在这样，我们朝廷大员岂能屈膝于一个贱妾？”
当时的封建名分是很重要的，夫人可以夫贵妻荣获得朝廷的封诰，有品位，而妾的地位总不能登大雅之堂，该藩司发怒也是本分，他收回了贺帖。胡林翼在旁听了，大力称赞他做得对，但刚说完，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地拿起帖子去祝拜官文的宠妾。这时，刚刚随同那位藩司要回贺帖的人又随胡林翼去拜觐。一场尴尬的局面化解了，官文的宠妾自然对胡林翼感恩戴德。等官文宠妾拜望胡林翼母亲时，胡林翼又吩咐以夫人的规格接待，以后胡母又认其为干女儿。
随后，胡林翼与官文在私下里称兄道弟，只在公事上抓实权、求实效，至于荣誉、封赏都将首功让给了官文，一再称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而对官文的贪污视而不见，还每月送呈盐厘三千两，划作督署公费，交到官文手中。甚至对因官文调度不当，致使湘军大将李续宾败死三河镇及官文庇佑樊燮，控告左宗棠几乎致左于死地的事，胡林翼都能隐忍按耐，保全官文的面子。
官文自知才不及胡，没有胡林翼指挥湘军克敌制胜，就没有他种种地位和荣誉，因此，在胡林翼改变态度后，他也极意相和。在湖北，形成了以胡林翼为主角的官胡合作格局：凡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胡林翼主使，官文只是签字点头而已。这样，湘军集团便控制了湖北军政，保证了饷源供给，在改善与满洲贵族的关系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湘军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虽然从理想的角度来说，一个品格良好的人应该始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几乎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以忍为上，屈而为之。
业成多赖“挺”字功
据说曾国藩曾著有一部名叫《挺经》的书，但在《曾文正公全集》中却找不到，有人认为失传了。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挺经》的是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欧阳兆熊在其所著的《水窗春呓》笔记中说：“文正一生有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另外谈及此书的是李鸿章。曾国藩去世后，其女婿吴永在李鸿章旗下当幕僚，李鸿章与他说起曾国藩的逸事时，曾说：“老师曾著《挺经》十八篇”。在曾国藩所著文献中，“挺经”二字只出现在他给郭嵩焘、郭昆焘兄弟的一封信中的两段文字中，但读其文章，却与《挺经》无关，其中一段说：“十一月以来，军事棘手，涿州牧之欲撕破状纸于原被之前，竟去而不顾者久矣，非赦温挺经也。”由此，又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挺经》一书。
虽然曾国藩的《挺经》一书不存在，但从曾国藩的性格和行为看，“挺”字确实是对他为官艺术极为精妙的概括。曾国藩以书生治军，文事武功，冠著一时，现在依然为人称道不已。其所以能平定洪杨巨变，实在得力于他的“挺”字精神。所谓挺，就是在危难时刻，要坚持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忍”支撑。
在与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中，曾国藩占不到便宜，尤其在初期，几乎屡战屡败。其中大的败仗，他自己总结有四次：第一次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败，全军溃散，曾国藩险些自尽；第二次为湖口之败，被石达开所围，水师失利，曾国藩的座船也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他又一次差点跳水自尽；第三次为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身死，湘军百战精锐丧失殆尽；第四次为祁门之战，被李秀成数十万人所困，曾国藩心胆俱碎，魂魄皆散，以致写下遗嘱，准备一死，最后侥幸逃生。此外，湘军所遭受的其他败仗更是不胜枚举，因兵败而亡的大将，如塔布齐、罗泽南、李续宾、刘腾鸿、张运兰等前后有数十名。
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他的幕僚在上奏的奏折中写上了“屡战屡败”四字，曾国藩看了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泪眼汪洋！等到流干眼泪，他便开始调整情绪，战胜自我。为了蓄气长志，表明自己坚忍支撑的决心，他提笔将那“屡战屡败”四字改成了“屡败屡战”。
改完之后，他便感到胸中又升起了一种坚忍不拔的斗志。这种精神，实为一般的人所不及。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曾国藩终于战胜失败，走向了成功。正如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所说：
“困心衡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予生平咬牙立志之决。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在这里，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告诫正处于战事困境之中的曾国荃：身处逆境，不必怨天尤人，那不是好汉的做法；真正的好汉，是牙齿打落了也不吭一声，和血吞之，咬紧牙根，徐图自强，去迎接转机。
坚忍支撑，可做非常事业，业成多赖“挺”字功。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接着，他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家人为招待客人，叫儿子一大清早去市场上买菜。儿子买菜回来，挑着菜担子在一条田埂上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卖货郎相遇了。由于田埂很窄，只能一人通过，要过得去，必须有一个要站到水田里去相让。挑菜担子的儿子首先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过去了，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货郎却说：“你叫我下水，你怎么不下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