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由副榜贡生首任罗城知县。他到任之初，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有三间草房，后面是三间茅屋，内宅破陋不堪。于成龙筑土为案，铺草为床，开始办起公来。他首先恢复地方秩序，复苏农村经济；不辞辛苦攀山越岭延访当地父老，倾听百姓呼声，着手制止械斗、捕捉盗贼、制定保甲，以安定民生；又鼓励百姓耕稼力田，每年春天，都要亲自到田中察看，见到耕种父老，便上前慰问劳苦。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染病而死；有的不堪困苦，不告而别。于是，于成龙便自己动手做饭洗衣。七年下来，县境面貌大变。由此，他不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上司的器重。康熙六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十六年（1677），于成龙又升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叫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不解地问：“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说：“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用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灾民就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
在江南，百姓由于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于青菜”。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街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那棵槐树都快采秃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套绨袍和一双靴子，竟忍不住唏嘘流涕。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华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当康熙帝巡视江南，听到沿途官吏对于成龙的啧啧称赞之声，不无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
“朕博采舆论，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真百姓之父母，朕肱股之臣啊！”
但这里，笔者以为于成龙的节俭似乎过了头。所谓上行下效，这过度的节俭竟改变了江南人爱好华丽的民风，以穿粗布为荣，这社会还怎么发展？
其实，真正的节俭是用度适当，而不是用得越少越好。对于一个为政者来说也是如此，最聪明的节俭，是经济地、有效率地节省用度，它包含了深谋远虑和权衡利弊等各种因素。在基本保持合法收入与消费平衡的状况下，有时不妨来一点新花样，以引领社会生活的时尚，带动人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节俭是防贪养廉的有效方法。少一点对非分之欲的追求，便多了一层防贪的屏障、养廉的功力，也就在为官之路上多了一道安全门。
行大事者，不尚小廉
曾国藩虽然以“廉”自律并严训部下，但他并不是对贪污官员恨入骨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他知道，有些人贪污受贿，并不一定就不能用。他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一些特别能干的人，并不因此一端而弃之不用，这是他与那些只知恪守原则而不知变通的腐儒的不同之处。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给张运兰的信中写道：
“行大事者，不尚小廉。休城之米不满三千，而阁下必欲分散湘前，强中、亲兵、安勇等营，是小廉也，尽可不必。”
湘军名将鲍超，1853年进入湘军，充当哨长。因作战骁勇，升迁极快。他自领一支军队，号为“霆军”，虽仅数千人，却所向披靡，很少打败仗。为此，曾国藩曾多次嘉奖他，号召全军打仗要学“霆军”。
但是，鲍超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经常克扣士兵的军饷；其次是骄，因为老打胜仗，渐渐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对上级只服曾国藩和胡林翼，别人谁也调不动。对于他的骄，曾国藩写过十几封信劝诫，让他学习谦退之道；对于他的贪，则多次告诫，劝他以“廉”字自律。1862年，鲍超因战功，被清廷赏穿黄马褂，曾国藩又不失时机地写信劝道：
“贵镇懋著战功，渥邀异数。恩愈隆则责愈重，益当以‘谦’字自持，以‘廉’字自惕。谦则不骄，廉则足以服众。福泽勋名，更未有量。”
不久，鲍超由总兵补授浙江提督，由正二品升为一品。曾国藩去信祝贺之余，又每次提醒说：
“贵军门近日叠受渥恩，尤当竭诚图报。第一戒个‘骄’字。心根之际，若有丝毫骄矜，则在下之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占些恩泽，则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但立名扬万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贵军门当牢记！牢记！”
就这样，虽然鲍超有贪婪等毛病，曾国藩除了时常告诫他之外，仍然照用不疑。
其他如曾国荃手下有好几位将领都贪婪成性，但因用兵有方，能打胜仗，曾国藩除了多训诫他们之外，也照用不误。再如降将徐国瑞、李世忠，不仅暴戾难驯，还非常贪婪。不过二人手中均有重兵，又都骁勇善战，当用人之际，曾国藩还是尽量忍让，不多加苛责。于是这两人就成了他手中的杀人利器，对太平军、捻军构成了极大威胁。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讲述了对待这二人的方法：
“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利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二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将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真，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名也利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根据这个原则，曾国藩对李世忠在其辖境内征收盐厘就持不过问态度，并且还向其献上“来得松销得旺”的理财“松”字诀。
在这方面，刘邦与曾国藩很相似。刘邦无德无才，但他的最大优点是善于用人。与曾国藩一样，刘邦也是“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自己不会带兵打仗。因此，他把出谋划策的事交给张良、陈平；将后勤之事交给萧何；将用兵打仗交给韩信、彭越等人。这些人也并非毫无缺点。其中在陈平刚投到刘邦门下的时候，灌婴等人劝阻刘邦说：
“陈平喜欢接受众将的贿赂，给钱多的人得到好处，给钱少的人则遭到坏处。这样贪婪不公的人，不能接纳！”
可是刘邦知道陈平多谋，正是自己干大事需要的谋士，便不以为然，照用不误，信任不疑。后来陈平出奇计，成为开国元勋；再后来又平诸吕之乱，拥立汉文帝刘恒，不但保卫了大汉江山，而且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大汉朝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尤其在小事上不可过多计较，才能收人之心。如果一个人只有廉洁一点好处，却无才无能，那么充其量也只能用来看守仓库。“行大事者，不尚小廉”，一个欲成大事的为官者，应该记住曾国藩这句话。
当然，对于“大廉”还是要讲的，当一个人的贪婪危害到整个群体的根本利益——将引起社会的动乱以至国家的危亡时，这个人再有才能也不能用了；同时，那些屡教不改，不拘小廉的人才，往往也不可能得到大用。鲍超又是一个例子。
虽然曾国藩不断教导鲍超要戒骄戒贪，保持廉洁的为官品质，可惜他却没有完全改过。由于鲍超克扣军饷，其部队欠饷十分严重，将士们对他越来越不服，以致难以控制，最后在福建发生兵变，数千士兵群起索饷，一时舆论沸腾，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由于这个原因，鲍超这位湘军后期第一悍将虽然立下赫赫战功，却未得大用。太平天国灭亡后，鲍超的部队被解散，鲍超也抑郁归乡。光绪六年（1880），中俄边境发生争端，他奉诏领军，被授为湖南提督，不久又因病返乡。湘军将领中官至督抚者前后几十人，鲍超最后还是个提督，这都与其不够“廉洁”有很大的关系。
行大事者，不尚小廉，其关键是要把握好“大”与“小”的分寸，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好好谋思。
四、成大事者当坚毅忍耐
通向成功的路，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无一不充满了艰难和曲折。曾国藩的官宦人生，也屡遇挫折，最后从中悟出了一种官场生存之道，那就是坚毅忍耐。一个欲成大事的领导者，就他必备的精神素质而言，必须具有坚毅忍耐的功夫。
居官有“四耐”
人生在世，都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无论是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征战疆场，学者治学修业，还是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都不会一切顺利，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烦忧，必须具有坚毅忍耐的功夫。
在这方面，曾国藩更有全面深刻的体会。早在任京官时，曾国藩虽然还未在实践上养成高深的“耐”字功夫，但十年的京官生活，却也使好学深思的他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番对“耐”的高见。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在给一位名叫黄延瓒的朋友的信中写道：
“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清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属所钦属矣。”
这里，曾国藩将“耐”分为“耐冷”、“耐苦”、“耐劳”、“耐闲”四个方面，分得细致全面。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此时的他还处在“纸上谈兵”阶段。在京十余年，曾国藩虽官至侍郎，但京官毕竟相对清闲贵要，没能提供充分的条件去磨练曾国藩的“耐”性。直至他投身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事前线，并处在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漩涡中的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耐”字的妙用。曾国藩对“耐”字的深刻理解，是以长期的从政、治军和治学生涯中获取的。
作为一位身在官场的读书人，曾国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不想做、不愿做、不屑做、但却不得不做之事。官场的繁琐应酬与扯皮因循常令他厌烦，他也曾与这种官场习气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事实证明，这种习气绝不是几个人所能改变的。几经挫折的曾国藩逐渐从中悟出了一种官场生存之道，那就是要坚毅忍耐。
在曾国藩给朋友的信稿中，他对这种“耐”字功夫的提留更可谓不胜枚举，如：
“凡治军办事，须忍苦耐烦，有坚定之办。”
“该两营之倡导，先在孚其心志，次在教以规矩。总以耐烦二字为要，久久自有效险。”
“凡治事以习勤耐劳为本。”
“弟当坚毅忍耐，不可欲速烦闷。”
“如能守一‘耐’字决，久之自履亨衢。”
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强调“耐”在治军、以政、为官中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军事、政事都是极为繁琐细碎、直接具体、一波三折的，从来没有简单容易的事情。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读书人往往不耐烦、易轻率、爱放言高论，不惯细致恭行，尤其是事情棘手之际，往往更是沉不住气，或焦躁、或失望，因而坏事。
曾国藩为官“四耐”，基本上概括了仕途上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需要忍耐的地方，一个欲走向成功的为官者，要在具体实践中去好好把握、运用。
能屈能伸大丈夫
大丈夫，最早是由孟子提出来的一种理想人格，他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所谓大丈夫。”事实上，他只说出了天了英豪一个方面的性格特征，即顶天立地、刚正不阿，也就是“能伸”的一面。真正的盖世英豪，不仅能伸，而且还善于“屈”。
汉朝开国元勋之一、一代名相张良就是这样一个人。张良出身贵族，少年时有一次路过下邳的桥上，有个老翁在那儿掉了只鞋，看见张良走来，很不礼貌地喝道：“小伙子，去桥下把鞋给我捡上来！”
张良听了，心里很气愤，但看到他是个老头子，便忍下了这口怒气，去到桥下给他捡了上来。老翁坐在地上，又不伸手去接，而是伸出脚，意思是叫张良再给他穿上。一般人这时大都会忍不住训斥起老头来，但是张良又忍住了，心想好事做到底，便拿起鞋子，一声不吭地跪到地上给老翁穿上了鞋。穿好后，老翁站起身，也不说谢，径直走了。
忍性稍微差一点的人，这时肯定忍不住了，至少会说老翁几句。但是张良没有，他只觉得老翁很怪异，便跟在老翁后面走了去。走了一阵，老翁才回头说：“儒子可教也！五天后一早还在那桥头相会。”
五天以后，张良按照老翁的吩咐，一早来到桥头，可是老翁比他更早到。老翁见张良走来，生气地说：“这么晚来干什么！明天再来！”
张良抱歉地躬身说：“对不起！”
老翁却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张良提前了半个时辰去，结果老翁还是先到了。老翁嫌他去晚了，没礼貌，又走了。一连几天，张良一天比一天去得早，结果还是比老翁迟到，都没成。最后，张良半夜就去桥头等，这回终于比老翁早到了。老翁很满意，说：“你的忍功不错，可以传你兵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