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3月17日凌晨4点抵达的德里，5个小时后，Raman先生就出现在了酒店的大堂。
这是3月中旬的一天，德里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旱季，每天的气温都在向40度迈进，而Raman先生却穿着一身灰色的西服，里外都裹得严实。相比之下，我的装束就太不正式了T恤、短裤、运动鞋。
“叫我Ajay”，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颤巍巍地走到大堂里侧的沙发坐下。他的膝盖刚出了些问题，现在还在进行康复性训练。
Ajay已经75岁了，满头银发，行动缓慢，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年逾古稀，可他依旧志向高远，或者说是野心勃勃。
我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的Ajay。2002年到2004年，他曾在杭州的浙江工商大学教书，他的专长是质量控制，即如何在成本付出最低的情况下使质量得到最优化。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此外，他还经常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帮助中印企业在彼此之间寻找合作伙伴、货源以及市场。
早在2003年，Ajay就看到了中印之间的商机，他曾帮助好几家印度企业在中国找到了供应商，比如，为印度一家大型塑料产品制造商从中国进口设备等等。那一年，他还在印度商业联合会做了一次关于印度企业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报告，但并没能引起重视。他对联合会的漠视很无奈：“中国和印度必须一起发展，可惜印度的工商业者并没有把中国人看成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曾问他，既然早就看到商机，又从事咨询那么久，为什么自己不和中国做生意，哪怕是进口些中国商品到印度卖？事实上如果从2003年他就开始在中印之间做贸易，一切顺利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是个亿万富翁了。在义乌有很多成功的印度贸易商，他们中间很多人的起步时间甚至在2003年之后。“很多人都这么问过我，但咨询是我的专业。”他的回答很简单。
每天早上五点，Ajay就起床工作，他在一个商业组织的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邮箱，网站会不定时地向他发送来自中国的货源消息和需求。他会在这些信息里寻找商机。
“你们中国人总是喜欢睡懒觉。”他曾在德里时间上午五点，北京时间上午七点半给我打电话，而我仍在睡梦中。他说他可不喜欢把时间花在做梦上。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安享晚年呢？他说：“妻子过世的时候，我曾向她保证，不管做什么我都要尽全力去完成。”
这精神实在令人敬佩。问题是，我们很快就领悟到，他希望我们也能效仿他身体力行的这个诺言。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直白地向我表达了他的要求：“请向我保证，亲爱的，想办法让我回到中国。告诉他们，中国需要我。”
之后他又陆续向我们提出了更多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为他介绍中国生产电动车的企业，为他列一张至少包含50到60家中国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名单，以及为他介绍在印度的中国企业等等。
我曾多次告诉他，我们是记者，主要的工作是采访报道，而他却固执地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就一定能够让他获得中国企业的青睐。
“好吧，我会在文章中写上你还想去中国的。”我对他说。
“不，不是我想去中国，而是你想Ajay到中国去。你要告诉别人：我们需要他。”他强调。“我希望你能为我这么做，因为上一次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位杭州的女士看见了我关于质量控制的论文，并且邀请我去参加了一次相关的研讨会，她对人们说中国需要Ajay，于是浙江工商学院就聘请了我做教授。你知道，我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没有硕士学位，我只是个本科生，不过我有40多年的经验。”
中国经验告诉Ajay，毛遂自荐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在我们面前，他却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留恋，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自己的优势。我很好奇是什么让Ajay对中国念念不忘，于是在他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要求的间隙，也不断地问他“why”（为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在中国，人们会倾听你的想法，而在印度，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又有一次他说：“中国让我感到年轻，让我对自己又有了信心。”还有一次他回答：“如果现在不在中国找机会，那么你就会错过了这趟班车。”
“在印度，人们都叫我‘中国先生’。”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Ajay向我宣布。他对这个称谓相当满意。
“如果你愿意，也叫我‘中国先生’吧！”
车子很快便抵达了Ajay的家。Ajay从父母手中继承下来，现在和两个儿子一同住在这里。
房子是一长条排屋中的一段，有些年岁了，白色的外墙有些泛黑。不过相比之下，相邻的几间房子更显破落，有些玻璃碎了，也没有修。寓所前左右两边各有一堵墙，围出了一个花园，不大，但足够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Ajay的卧房和两个儿子的家庭都在一楼，书房和会客厅在二楼。
我们随Ajay直接从狭长的楼道上了二楼的书房，这里也是他公司的办公室。公司目前唯一的员工，总经理Dayal Chand 先生正站在书房口等着我们。Dayal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高高瘦瘦，话很少，对Ajay毕恭毕敬、言听计从。
书房里置着两张桌子和四个柜子。几乎所有的柜子上都摞满了文件夹，只有最里侧的小柜子除外。那柜子的上层供着印度教的神明奎师那（Krishna）、象神甘尼夏（Ganesha）和先知赛巴巴，下层则摆放着中国的弥勒佛、大元宝和其他一些工艺品。
“看，他们都来自中国。”Ajay拿起大元宝和弥勒佛说，仿佛这是“中国先生”最好的装饰。
Ajay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历程。简而言之，在去中国教书之前，他曾在印度一家著名的机械公司供职20年。1989年，他受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聘请到印度尼西亚为其政府工业部做了4年半的顾问。1994年回国后，他和小儿子一起创办了现在这家咨询公司。
他一边介绍，一边还从柜子里陆续翻出很多文件作为证明，其中最有趣的是两本《世界名人录》。Dayal很熟练地为我们翻到第7378页，那一页上印有Ajay和咨询公司的概要。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名人录，往往只要付点钱，就能上名册。于是我问Ajay：“这需要花钱吗？”
或许是问题太过直白，他有些不悦：“当然不，只有在行业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和公司才能上这本书，这是世界范围的。”
我为我的直白感到不好意思，便仔细阅读了《名人录》上的介绍。根据上面的解释，这家由Ajay领导的共有11位专业人才组成的咨询公司可以为企业提供几乎所有的商业咨询服务，从生产上的技术质量管理，到市场销售，再到出口服务、跨国合作都是它的专长。我对该公司的全能感到惊讶，但并不打算继续刨根问底，以免惹得“中国先生”更加不悦。
“喝些茶吧！”Ajay说，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好建议，他的介绍实在过于冗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