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中午已过，林杨交待的话已经差不多了，诸位才兴冲冲的纷纷告辞。王家伟看着众人离开，伸了一个懒腰，道：“终于完了，我都快要饿死了，幸好昨天听说你回来了，早饭吃的多啊，不然就真的饿死在这了。”
“呵呵，是吗？”林杨一笑就让王家伟感觉不好，“他们都走了，我才要说一些真正的难题。”
王家伟一听端坐起来，道：“什么事情？难道你也会怕？”
林杨点头道：“我想你也会怕的。”说完将一张纸递给王家伟。
王家伟接过来一看，就心跳加速，道：“林杨，我这辈子真的除了我爸没有服过任何人，就你这想法，我真心服了。”
林杨咧嘴一笑，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话说的容易，但是做起来又岂止千百万倍的困难呢？我今天说的这些民主化措施，说到底也是为了减少我们改革的难度，毕竟邀请帝国主义资本家来华办厂，对他们来说不易于开门揖盗。所以这样的民主化改革，实际上是强化了工人的力量，他们是欢迎的。但是这才是我们这场改革成败的核心。”
王家伟皱眉道：“你的心太大，你就不怕上演滔天巨祸？”
“当然怕，不然我在66年就要进行了，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但是，我知道这是必须的，我们的战士们，能够为了眼下暂时的一点高工资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以后呢？社会的进步肯定会让挣钱变得容易，而不是相反。”
林杨其实说的就是军队的改革，这几年林杨对整个军队的改编，使得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所有人都觉得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只有林杨和王家伟两人才知道，以前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装备的更换和工资的大幅度提升，给士气带来巨大的提升。如果，社会进步，外面的工资上升，如同改革开放后的情况，那么军人的荣誉感还能剩下多少呢？要知道军人是拿命拼来的工资。当然，要说那是军人的职责，但是具体到个人，为什么是他当兵而不是别人呢？
靠物质，实际上是不能买来军人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的。
所需要的还是精神上满足，这就像一个为钱而战的雇佣兵和为国而战的士兵，士兵的战斗技能或许不如身经百战的雇佣兵，拿的钱也不多，但是士兵为了国家和民族所能爆发的牺牲精神是雇佣兵所不能比的。
实际上，华军是有这样的体制来保证军人的精神荣誉感的——士兵委员会，也就是我军胜利三大法宝，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政治民主。这是当年三湾改编确定我军两大支柱，也是我军胜利的根本保证。
看过电影《董存瑞》的人，一定忘不了电影结尾时震撼人心的一幕：董存瑞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敌人碉堡下，部队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端起钢枪跃出战壕，勇敢地扑向敌阵?然而，敌人的碉堡还在喷吐着火舌，挡住了部队冲锋的道路，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战友们在不断地牺牲；董存瑞毅然托起炸药包，拉着导火索，用尽全身力气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战友们打开了冲锋的道路，实现了自己在战前立下的誓言。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在决战前夜，董存瑞所在连队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通过“诉苦“”、“三查”，使大家明白了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全连指战员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争先恐后地摆出自己的有利条件，要求参加第一梯队爆破组，争取在战斗中当英雄，立头功。在这次大会上，董存瑞成功地挤入了爆破组的行列。就是以“三大民主”为特点的我军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例如：班长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军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上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力。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会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每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和理员的账目，做到经济公开。
自从实行了民主主义制度，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了。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李国辉指挥的93师残部逃离云南时，一个士兵偷吃一个番薯被执行枪决，很有些人认为这是****纪律严明的代表，且不说当兵，就是一个公司，能靠巨额罚款来阻止员工违纪吗？越是恐怖的处罚，越是表明这个组织纪律的松弛，真正的纪律严明是靠每个人的自觉性与政治觉悟来维持的。）
但是随着全国的胜利，军队由“解放军”逐渐转变为“国防军”，士兵委员会被军人委员会取代。《内务条令》规定，召开军人大会“由连首长主持，全体军人参加”。因此，连队团支部、军人委员会以及连队的其他人员，不能主持军人大会。换句话说，士兵委员会过去是由士兵开会，而现在变成了军官主持，并且必须得到连首长首肯才能召开，这事实上就将军人大会变成了党支部扩大会议。
而军人委员会领导更是由军官担任（一般是排长），而不再是从士兵中选举，三大民主已经名存实亡，“****”成了实质上的“党军”，整个军队都由CP把持，军官成了特权阶层，而不像过去那样官兵平等一致。在朝鲜战争中，因为我军传统，营以下干部实际上都是士兵委员会推举的，谁有本事没本事，大家常年生活在一起都知道，而且也更加信任，但之后就完全变了味道。尤其是1999年改制以后，大量的大兵退伍，军官不再从士兵中提干，而是从军校毕业担任，军官往往只需要军校毕业一年半就能成为连首长。连首长对连队不熟悉，而士官虽然是兵头将尾，实际上与军官待遇权力相差巨大，很难影响军官的命令，在军官眼中就是当兵时间长的士兵，而军官往往会出现一些坑爹的命令，士兵则将士官当做是军官的走狗，士官在两则之间两头不讨好。
而且士官连队决策的党支部会议上更多的是军官的应声虫，不能独立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在1966年，林杨对88军改革后，设立了部队军士长制度，连队设一级军士长为连军士长，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发挥三大民主，在日常的连队生活中与连首长保持平衡，防止连首长对连队一手遮天出现腐败与作风下降问题，发扬士兵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增强士兵的纪律的自觉性。可以说效果非常显著。
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党军”的事实，因为军士长们都是CP，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士长与军事首长的接触日久，难免不会和他们一丘之貉。后世很多人都在讲军队国家化，军队本身就是国家的，何须国家化，真正需要的人民化。CP的利益一定与人民的利益一致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士兵与人民的利益一定一致的，因为“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而林杨现在所要做的改革就是将士兵委员会真正的重建起来。
“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军官同时为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至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委员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至19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1人任主席。全军按30人至50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至7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军士长为士委常务副主席。”
“此外士委会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委开会必须由主席以及各级军士长联名提出，政工干部必须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政工干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防止了极端民主化在部队蔓延。”
“非常时期仅仅包括对外作战时期。”
王家伟将这几段字看了又看，最终还是点起火烧掉，放在烟灰缸里，看着它被彻底烧为灰烬。
林杨就是把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改了几个字而已，但是这差别是非常大的，各级军士长虽然权力受限却成了士兵与军官关系的调节器，他可以作为第三方协调两者的关系，可操作性就大大提高。而解散士兵委员会或不准其开会的非常时期又被限定在了对外作战时期，说白了军队将很难参与内部争斗上了，因为士兵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一旦国内有事，让他们选择立场，他们会站那一边呢？现在或许他们都会服从命令，但是未来呢？
王家伟点上烟，长长的呼出口气道：“你就这么相信他们？”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归根到底是他们的。”林杨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