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责任制实际上就是源自于华国传统社会里“父债子偿”的传统观念，而且在过去晋商的钱庄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这和现代社会里所讲的无限责任制是不一样的。
现代社会里所讲的无限责任是股东必须以出资财产和出资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作为清偿公司债务的保证，公司的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其未受偿部分要求公司股东以其个人财产清偿，而且股东间的责任是连带的，偿还公司债务超过自己应承担数额的股东，有权向本公司的其他股东追偿，这样，这部分股东就成为新的债权人。
林杨深知在商品经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有限责任制度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客观要求，有效地实现了资本的联合与集中，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它为公司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公司之所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迅猛发展的原动力的秘诀之所在。
因此，美国著名法学家、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Butler)在1911年曾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发现。就连蒸汽机和电都无法与之媲美，而且假若没有有限责任公司，蒸汽机和电的重要性更会相应地萎缩。”
有限责任制度能够减少和转移风险，鼓励投资，克服了无限责任对企业形式发展的束缚。在无限责任原则下，股东要以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负责，风险太大，限制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因而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极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何况还是林杨这样的父子，夫妻之间的债务转移，更是让风险扩大到了两代人。
有限责任制度减少了交易费用和降低了管理成本，促使公司有效率地经营和发展壮大。在无限责任原则下，投资者为了避免自己承担与自己投资及收益不成正比的巨额债务风险，必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进行监督。
但是，在21世纪头十几年的生活告诉林杨，他必须这么做，实际上整个华国在改革开放后成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相应的是整个国家的国有资产流失，规模庞大的贪腐，以及人民收入增长的缓慢，社会两极的极度分化，一个M型社会的出现，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正如一个企业家所说：他们这代人的原始积累，带着天生的恶，让他们这群人身处于一种焦虑之中。所以很多富人在大规模的向国外移民，甚至还有跑到泰国去的。可见社会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仇富思潮下，富人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同样的，穷人们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而林杨就是从根本打断这个链条，尤其是对大家族，勋贵家族的打击更是林杨一直以来的追求，华国的成功必须建立在这些大家族的崩溃上的，林杨实在难以想象一个高喊“我爸是李刚”的社会会存在什么公平公正。
后世有太多的民工欠薪，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全国近乎统一的上演到讨薪与欠薪的闹剧，有一个德国工人曾说：你们华国人甚至可以不要薪水的给老板打工，一年两年的这样欠薪，我们怎么可能竞争的过你们？这话说出来真是让所有华人汗颜。
后世的华国存在着许多极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劳务派遣制度，这当然是学习日本，21世纪全国国有企业（2003年后我们搞什么民进国退，大量的优质国有企业被廉价出卖，之后剩下来的基本只剩垄断国企）有6000多万劳务派遣员工，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在林杨前世所呆的国企里，一个小班长甚至可以让班里的劳务派遣员工不来上班，班长打考勤，每月加班60个班（一天三个班，一月60个班），然后两人平分加班费。
另一个就是转包，很久之前就有法律规定不许层层转包，但是这基本上就是个废话，那个工程不是一个国企是总承包商，然后将工程分片包出去，小承包商再包给小工头。层层挣钱的结果就是豆腐渣工程遍地。
林杨搞这个无限责任制说白了，就是针对现有整个官场，他们的儿子或者亲人一旦出现承包工程或者参与违法事件中，他们就会受到连带责任，而不会像后世那样就是避避风头，以后还是继续当爷，让真个官场不能动国有资产，也不能动各地的工程，要是像后世那样，一个官二代挂个名办个公司成了承包商，然后再转包出去，自己躺着赚钱，岂不是要把豆腐渣进行到底？
另一个就是为了打击一切的小承包商，尤其是小工头。说到底，能层层转包出去到最后的都是些什么人？无非就是一个工头，带着十几号或者几十号人，在分片包干。最后可能将工人工资都全部卷走，给工人和当地政府留下一堆麻烦事情。
为了配合打击小承包商，琉球的工资发放不是月薪制，而是和美国一样的周薪制，这就意味着，承包商必须要有较强的现金流，无形中就提高了承包商的门槛。而且当地县政府进行兜底，一旦出现承包商付不起工资，捐款逃跑之类事情，那么当地政府财政对工人工资发放，而整个政府人员那一年的工资就会降低，同时对于那些老板或者说企业法人代表的判罚极重，这个时代平均工资就是1元每天，那么欠多少钱就关多少年，老死在牢里，儿子再继续关。
还有一个较为隐形的目的就是扩大大家族的实力，这里的大家族自然是说大商人家族。之前讲过，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企业都必须要有很强的现金流，那么投资门槛自然就提高，小商人将被淘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就是看社会的商业垄断程度，当然这是指自然垄断，曾经有人讲过华国的食品安全为什么如此糟糕，关键是我们国家的食品生产企业过多，并未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垄断企业，政府难以管得过来。
虽然这话有点为政府开脱的嫌疑，但是也不得不说是有道理。
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也叫税收痛苦指数是根据各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2011年8月，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了2011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华国内地排名全球第二。
尤其是华国是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为主，当年90年代进行的财政分权制改革，实际上核心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增值税分配方案。而增值税之类的价签上标注的税叫“间接税”，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就已缴纳，被企业纳入成本，最终计入商品价格中，俗称“隐形税”。肉、鸡蛋、花生油、水果……这些路佩华经常买的生活必需品里含的都有增值税。
每天市民饮用的自来水中便包括增值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而日常消费中的流转增值税税率在15%—17%之间。以此估算，一位市民每月个人消费2000元左右，承担的间接税高达200元以上，与一个月收入4000元的纳税人个税数额相当。
早上起来打开水龙头洗脸，自来水公司早帮你交了增值税；坐公交车上班，公交公司交了营业税；一天抽一包10元钱的烟，超过一半的钱交了税，包括增值税1。45元，消费税3。6元。甚至每天吃一个馒头都要交税啊！
因为这些税都在流通环节，往往都被厂商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身上，大家对这类税收没有明显感受，所以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陆续的将个税为主的直接税改为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这样人们的税负痛苦就没有那么明显。
当然，这实际上就是换汤不换药，而且征税成本很高。美国做过调查：用欧洲型增值税征收1500亿美元税收的话，征税成本在50亿美元~80亿美元之间，或者说是税收收入的3。33%~5。33%之间。在英国，增值税的税务成本与税收收入的比率只比个人所得税低一点，个人所得税是4。。9%，增值税是4。7%；在瑞典，实施增值税比所得税更昂贵，增值税的税务成本占税收收入的3。1%，而所得税只有2。7%。
增值税最大的缺点就是，收入越高的阶层，实际承担的税负占总收入的比重越低；收入越低的阶层，实际承担的税负占总收入的比重则越高。无法实现税收对国家财富的二次分配，无法调控国民的两极分化。
当然，个税也不是完美的，这点可以看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论著《个税政治成本最高对社会公平毫无帮助》中就能看到，他所提倡的就是宽税基的流转税，辅之以针对个人的消费税免征额。另外就是诸如俄罗斯和香港的平税制度，它们的最高税率在15%左右甚至更低。
要知道，在后世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M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分化，基尼指数接近0。5这个危险指数。采用个税来完成财富向穷人的转移，完成社会公平。而李稻葵所谓的成功的个税案列：俄罗斯和香港，实际上都是世界上出名的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港独的出现，根上还是社会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较之内地也不遑多让）。
而消费税说到底还是和流转税一样，就算对穷人免税，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富人可以用100块吃一个馒头，而穷人一块钱吃一个馒头都是很贵的。而且一个富人就是胡吃海喝，每天换一件衣服，又能比穷人多出多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个国家富人的消费总额超过穷人的，到最后这消费税反而会成为遗产税一样的富人税，实际上没有多少税源。
另外，个税征收的困难不在于将钱从别人装进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而在于知道谁有钱。那么执行任何对穷人的免税都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谁是穷人，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开着宝马的人领低保和住经适房。既然涉及到怎么甄别穷富的问题，还不如直接开征高累进的个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