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云：“智者见于未萌。”雍正帝之操戈同室，其实旨在雪耻当年小觑自己而至今不肯俯首者，其为首者只胤禩一人而已，余者如胤䄉、胤祉、胤禟乃至胤禵诸子，不过甘为走卒而已，于雍正帝本也不过欲呈杀一儆百之效。何况边塞不靖，帝不过稍加呵责，其意本欲诸皇子感恩戴德幡然悔悟，奈何诸子执迷不悟，及至雍正帝政治稳固之后，清理异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雍正二年之前，帝以藩邸久居之识，已然洞察社会弊端，即位后虽有边患与金銮不稳之虞，但其锐意改革之心愈挫愈勇。此二年间，雍正帝一面于青海战事运筹帷幄，一面以宽容谦和之态耐心等待胤禩之辈迷途知返，期间要务，则以清理亏空为先。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此时雍正践位不过一月，下谕户部曰：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储军国之需。当治平无事之日，必使仓库充足，斯可有备无患。皇考躬行节俭，裕国爱民，六十余年以来，蠲租赐复，殆无虚日，休养生息之恩至矣。而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那用。皇考好生知天，不忍即正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相容隐，及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那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全完者绝少，迁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著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盘，彼既畏大吏之势，虽有亏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启效尤之心，遂借此挟制上司，不得不为之隐讳。任意侵蚀，辗转相因，亏空愈甚。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关系匪浅。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己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己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至于署印之官，更为紧要，必须慎重简择，盖署印之人，始而百计钻营，既而视如传舍，肆意贪婪，图饱欲壑，或取媚上官，供其索取，贻害小民，尤非浅鲜。其于前任亏空，视作泛常，接受交盘，复转授新任，苟且因循，亏空之弊、终不得清。嗣后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将委署之上司、与署印之员，一并严加治罪。尔部可即传谕各省督抚。
圣旨既下，各地清理亏空如火如荼，其中苏州织造李煦之遇尤令人唏嘘。
李煦（1655年—1729年）字旭东，又字莱崇，号竹村。康熙三十二年三月接曹寅而出任苏州织造，前后凡30年，其间曾四迎奎驾，俱蒙宠遇，其荫遇之深，盖来自曹寅。而曹寅乃康熙伴读，17岁时为康熙侍卫，二十多岁时被提拔为御前二等侍卫兼正白旗旗鼓佐领。其时御前侍卫和佐领荣耀备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乃皇帝自将之军，曹寅能任此要职，显然是康熙关照的结果。康熙二十三年六月，曹寅的父亲、时任江宁织造的曹玺在任上病逝。“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二十九年四月，曹寅被康熙提拔为苏州织造；三十一年十一月，调江宁织造；其所遗苏州织造一缺，由其内兄李煦（时为畅春园总管）接替。康熙四十二年，曹寅与李煦奉旨十年轮管两淮盐课。
康熙五次南巡，江南三织造为了应酬、逢迎，动支库银，亏空很大，尤以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为甚，李煦计亏空库银五十余万两。江南亏空案暴露后，康熙深知其中情由，一面私下谕令李煦、曹寅设法补完，一面派张鹏翮审查此案，同时，还千方百计为曹寅、李煦开脱。他谕大学士：“亏空之由，皆因南巡费用所致，若不声明，反属不宜。”此后又命巡盐御史李陈常代赔亏空。康熙谕旨中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故将伊所欠银廿四万两，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赔。”然后又复命李煦巡盐，以利于完补亏空。康熙五十六年，李煦亏空补完，使康熙去了一块心病，他非常高兴，加升李煦户部右侍郎衔。李煦感激无比，在谢恩折中说：“知蒙万岁垂念亏空补完，特敕议叙，授奴才户部右侍郎之衔，闻自天命，感恩无地矣。……亏内帑五十余万两，身家性命，自知难逃国法，乃我万岁不究不追，着盐运李陈常代补，继复命奴才巡盐，以余银补帑，则奴才欠项之补完，皆出圣主之恩赐，在奴才并无寸功，而特加户部右侍郎之衔，殊出梦想之外。”
但雍正元年正月十日，李煦又因“亏空官帑”而被革职抄家，其房屋被赏给年羹尧，其子女家仆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口，被捕后送至市场标价拍卖（因李煦为旗人，江南无人敢买，后被押送内务府监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