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欧洲的国王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将战争升级，最初是因为城市里的包税人给国王提供稳定的税收，根据这笔稳定的收入，国王们就能支持较长期的战争。而作为交换条件，市民的代表（即包税人）就可以参加国王的议会。
其次，就是那些高利贷者和发了财的商人向国王购买年金。年金本来是国王奖励贵族的，本是贵族的特权。国王向高利贷者借钱，按年还利息，但是他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是借钱、还利息，而是说这是赐予高利贷者的年金。对于国王来说这当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对于高利贷者来说却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但是，无论包税还是出让年金，这些还都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
以公共信用体系—战争国债制度的形成为标志的现代金融革命，才是西方发动的一切革命的真正基础。从那时起，国王的债务可以打包成信用券，在金融机构之间买卖。为了对这种金融衍生品进行买卖，在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皮亚琴察形成了定期的交易会，这就是华尔街的祖宗—银行家的第一个联合体，它把欧洲社会作为暴力机器组织起来。
“金箍棒”有威力，是因为背后有“紧箍咒”支持着。
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并给予了深刻阐述的。
马克思说：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8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7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18世纪的荷兰以及19世纪后期的英国，正如今天的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乃至英属维京群岛一样，它们都不是工商业中心，更不是世界产业经济的核心，它们只是资本自由的天堂、是炒钱的核心与飞地，它们代表着一个资本与产业经济完全脱离的发展方式，或者说是资本剥削产业和劳动的发展方式。而马克思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为“卑劣的劫掠制度”。
有些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记吃不记打，以至于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鸦片战争中我们是怎么挨的打，忘记了“金箍棒”的威力是怎么来的，至今还是活得稀里糊涂。我这么说绝不是在污蔑，这是有道理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年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这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是补给，英国人的后勤和补给是怎么来的？谁研究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所以，我说是记吃不记打。
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但他们的后勤补给不是靠装了一船干粮或者一船白银解决的，而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解决的。在整个19世纪，广东的行商都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与英国和英属印度做生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资本家与小商小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信用而不是货币和现金做生意，这种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贸易的凭证”—汇票。这就是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所以，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英国人就可以在广东兑到白银，并用白银为军需补给来打中国。英国人通过掌握的国际信用体系，举全世界的钱（也包括中国的钱）打中国。结果就是：无论战争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国打，英国人也是越打钱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钱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什么是行商制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贸易商与广东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预付制度”，即欧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国销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给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预付凭证，在销售完成、双方结账之前，这种预付凭证就体现为“汇票”。
欧洲商人是这种“预付制度”的拥护者，因为这种预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担保的，特别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时，欧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凭借汇票兑现，以连本带利收回现金（当时，中英之间贸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这样，欧洲商人就把商品销售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由清政府进行资产担保的广东行商，而一旦出现欧洲商品滞销或者赔本的情况，行商就会出现“商欠”，而这就体现为汇票的贬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理由实际上就是英国向清政府讨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为了鸦片诉诸一战，而是为了维护英国汇票的本息、英国的金融霸权与清王朝诉诸一战。
英国人为什么需要中国香港？因为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但在香港，人民币与港币可以自由兑换，而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是要在那里开个口子，让中国的资金流进去，让国外的热钱流进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它这么做不是为了将来再打中国的时候，随时可以在那里用港币兑出人民币用作军需—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就说，中国人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竟然允许美国舰队在香港补给，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在香港补给是为了“保卫台湾”？这个道理的更深一层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还是独立的，甚至是与中国对立的？
英国人把香港搞成金融中心，一是为了利用香港实行资本自由化，即打开港币与人民币和外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个窗口，把从中国内地赚来的钱换成美元、英镑拿走；二是大规模地吸纳人民币作为与中国打货币战的武器，热钱的流入和流出都是通过这个窗口，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三是定期搞个金融危机，让中国政府花钱救香港，他们再把这些救香港的钱统统卷走。
香港是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英国的金融中心，并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因此，中国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就很难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香港。因为香港一切游资的来源是难以审核、极难掌控的，但是它的背景则可以肯定，那就是西方金融集团，其背后就是西方政治势力。香港很难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这个道理是中华民族百年泪流成海、血流成河的近代史教训铸就的，这是硬道理，也是很难改变的道理。
实际上，中央政府只能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上海，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道理也很简单：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那里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有一批精明强干、熟悉现代金融制度、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有强大的产业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作为后盾。
上海为什么这么“红”？这也是百年中国历史铸就的，这也是不可动摇的。有人说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出卖国家金融主权，这是完全错误的，建立上海自贸区恰恰是为了维护乃至夺回中国的金融主权。正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手中的美元越多，美元贬值就越快，所以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然而，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中国金融的发展与企业和贸易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绝不是走金融资本脱离产业和贸易发展的道路，必须清醒：金融开放绝不仅仅是向美国开放，而是要积极与伊斯兰世界、日本和欧盟加强金融合作，以对抗美国的金融霸权，而不是使中国的金融日益成为美国的附庸。
包括《大国崛起》这种还值得一看的作品，也基本上就是从亚当·斯密式的、从狭窄的西方中心论的视野叙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甚至把鸦片战争看作英国为了建立“世界市场”而不得不发动的“正义战争”。
例如，据说有这样一个还挺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竟然说：英国打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不肯搞市场经济，所以，英国打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什么叫作天真？这就是令人发指的故作天真。什么是记吃不记打？这就是最典型的记吃不记打。
马克思说，西方崛起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庚子战争为高潮而“完美收官”的。西方崛起的前提就是中国的衰落和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血流成河、泪流成海的无边苦难之上的。
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大国—“作为债务法人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国家能力首先指的就是超强武力，这个武力则来自于超强的融资能力和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能力。这样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乃是建立在“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清王朝的经济总量在当时占世界1/3以上，但还是被人家打趴下了，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在连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中那个“国”字都还没搞清楚的前提下，奢谈什么大国、什么崛起—这有意思吗？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9马克思说的上述这五条，构成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的条件，这就是人家的72般变化，是打了我们100多年的“金箍棒”。这是历史的结论、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这一发现的光辉历久弥新。而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最应该警惕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对历史天真和无知”的态度，把资本主义兴起的铁血历史阐释为“大国崛起”的田园牧歌，就充分表现了古典经济学这种严重的缺陷。
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那句老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人”如何成为“世界货币”
最近流行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讲的就是西方崛起的过程。
既然说是崛起，那么它的潜台词其实也就很自然—这就是说西方原来很穷、很、很不崛起。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欧洲几乎在人类文明舞台上消失了—西方史学家将此800年称为人类的“黑暗时代”。
西方为什么很穷、很呢？最简要地说，首先就是因为农业没搞好，结果是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斯密在《国富论》里说，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日耳曼贵族就垄断了土地。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不同，欧洲土地的所有者是日耳曼等蛮族征服者，欧洲总体来说是没有小农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小农”，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农业工人），它只有农奴。欧洲贵族有土地不劳动，而农奴劳动无土地，最终就落入了耕者不能得其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吃不上饭怎么办？邓小平先生曾经警告我们说，九亿人在贫困中，那就不能不革命啊。不要说九亿，就是一亿人吃不上饭，他也一定要革命。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但是，革命从来就有两个革法，一是消极革命，即逃避，就是逃离土地、逃离农村、逃离封建贵族的剥削；二是积极革命，组织起来出去抢。前一条是革自己的命，后一条是革别人的命。
中世纪兴起的欧洲城市主要便是由逃亡的农奴和工匠建立起来的，因此，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从它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是武装的城堡，有自己组织的城市武装力量，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的军事能力也不断增强。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世界上第一个劳动者政权的基础依旧还是巴黎这座城市的自卫组织—国民自卫军。而这恰恰说明了欧洲中世纪遗产对于今天的影响。
马克思回顾这段历史说：
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在整个中世纪，农奴不断地逃向城市。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期才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些流浪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72000人。10从13世纪就开始的流浪时期，对欧洲的统治者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而在15世纪未尤甚。而除了像亨利八世那样大规模地绞死逃亡农奴之外，另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就是把这些流浪者组织起来到欧洲的外面去抢劫。
是谁把欧洲人组织起来出去抢呢？这最初的组织当然就是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