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那些决心与德皇威廉二世战斗的美国飞行员自愿加入法国空军。1916年创立了一支飞行中队，一般口头称之为“美国飞行队”，不久，这个由38名飞行员组成的飞行中队得到官方命名，为了纪念拉法耶特侯爵，被称为拉法耶特飞行队。两年后，随着美国卷入战争，他们并入美国陆军航空勤务队的第103驱逐机中队。
然而，最为著名的外包飞行员或许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记得我还是孩子时，夜里坐在密歇根家里的床上，阅读有关美国援华志愿队的报道，他们还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飞虎队”。我读到，在1941年年初，就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月，日本人入侵了中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派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前往中国，协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不能直接牵涉美国军方。陈纳德指挥的三个飞行中队——每个中队约有20架飞机，从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招募飞行员——据官方统计共击毁了297架日本飞机。在我小时候，“飞虎队”队员们是我的英雄——他们简直是传奇人物。我难以想象，那些柯蒂斯P–40飞机漆上鲨鱼头后会有多酷。甚至在那些飞行员完成任务的30年后，他们仍然是最早给了我梦想的人，使我想在未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倚重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这种联姻成为时尚潮流，甚至连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注意到了。艾森豪威尔曾经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盟军欧洲战区统帅。在接受这一任命的20年后，时任总统的他于1961年在白宫发表他的告别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警告说：“在政府议会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联合体获得的不当影响力，而不论它们是否主动谋求过这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一种错置的权力，它的增长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它现有具有，将来也会持续具有增长的潜力。”
然而，对承包商的依赖势头不减地持续了下去。在充满政治争议的越南战争期间，从1954年美国开始直接卷入起，五角大楼就开始雇用私营公司去修建和管理军事基地，以及提供水陆运输。“现在承担军事运输的那些（在越南修建的）机场、道路和桥梁，可以成为在越南全境调配物资和服务的生命线，”美国驻南越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在1972年这么说道，“在太多力量都在蓄意摧毁一切的时候，RMK–BRJ公司十年的成就，在我看来，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篇章之一。”
1991年年初，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再次派上用场。因为那次冲突时我正好在乔治·W·布什的白宫班子里短暂实习，所以我是从华盛顿的决策圈内部目睹这一切的。继这次战争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余下时间里，五角大楼一直求助于承包商来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由私营公司提供政府无法自行提供的后勤、情报和军事援助服务，这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一传统并非美国独有。在全球50多个国家里都有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年产值接近1000亿美元。）当我们第一批黑水公司分队于2002年踏上阿富汗的土地时，我们就成为这一传统的一部分，我对此感到十分自豪。或许美国陆军的描述最到位。在描述陆军已经存在近30年之久的后勤民事补给项目的合同时，陆军部官方后勤公告这么写道：“后勤民事补给项目通过提供应急支援来增强陆军的供应能力。随着大型全球任务的出现，陆军必须雇用承包商为战区提供后勤补给，以便将军事单位解放出来从事其他任务。实际上，承包商给陆军提供了额外的渠道，来充分保障部队的补给。这并不是陆军的一个新概念，自独立战争以来陆军便开始雇用承包商来提供补给和服务。”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们构成了美方近2%的人力。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承包商的数量开始以指数递增——这不仅因为事实证明承包商用途广泛，还因为他们方便五角大楼的计划制定者在参战人员数量上做手脚。例如，1995年以北约为主导的波斯尼亚维和任务，美国国会强制规定美国军队的参战人数不得高于两万人上限。但是国防部希望美国参与的人数更多，因此它悄悄地在上述数额之外增加了2000名承包商，他们不构成“军队”，但却能在幕后完成各种各样的后勤任务。
这一迂回策略运作得极其完美，以至于在随后的十年间，国防部与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的合同从1996年的85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超过1500亿美元。
这其中当然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人们把这些国家发生的冲突描述为首批承包商战争，而且这个说法实至名归：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人数超过了20万——最终构成了国防部在这些国家的工作人手的54%（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直接为国务院服务的约3000名承包商，例如黑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国防部的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绝大多数用于提供运输和工程服务，或者从事洗衣工作，或者在前沿作战基地的餐厅里服务——这些必需的后勤服务使得军队得以充分展示战斗力。这即是一些分析专家所称的“尾牙比”[10]。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很快便成为美国战争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零件，以至于五角大楼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承包商纳入其中——与现役部队、预备役和文职雇员并列——使之成为国防部“总兵力”中的四大核心构成成分之一。
在有些分析员看来，此类数据强调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美国的军队已经不再拥有发动战争所需的人员数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有78万部队；十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四成，降至约48万。自从1972年12月最后一批人应征入伍以来，美国再也没有实施过义务征兵制——然而，没有征兵制，今天的美国就缺少有效发动战争所必需的兵力。
2007年，在伊拉克冲突的最高潮，即使有承包商提供超过半数的工作人员，美国陆军仍然难以完成募兵的最低人数，他们只能降低标准，提高年龄上限，接受更多凭“道德豁免证”消除犯罪记录的人参军，并给那些同意在30天内（含）报到参加基础训练的新兵提供2万美元的奖金（那一年的陆军新兵中只有71%的人有高中学历，是25年来的最低值）。“没有私人保安公司，我们在伊拉克就没法运转，”负责管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F？肯尼迪在2008年说道，“如果撤走承包商，我们将不得不离开伊拉克。”前海军上校杰克·霍利的表述稍有不同：“在非义务征兵制的环境下，我们再也不可能在没有私人保安参与的情况下开始打仗。”
不论哪任总统，什么政治党派，对承包商的这种依赖都经久不衰。1995年签订的波斯尼亚维和合同发生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签约合同额的增长发生在布什总统任期。今天，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左派的批评家们多少有些吃惊地发现局势鲜有变化。事实上，在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年，国防部将在阿富汗使用的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的份额提高了28%，在伊拉克提高了23%。后来，“私人军事公司”一词开始在公共舆论中变为邪恶之物，这时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发布了。该报告指出，国防部在不断努力逐渐“降低提供支援服务的服务承包商的数量，以有助于建立一个均衡的兵员队伍，实现各类功能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理分配”。
但是它还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国防部）所面临的任务范围日趋广泛、纷繁复杂。为了确保满足未来要求的人力资源，我们正在对目前和未来的人员要求进行审慎的评估。以此确保国防部拥有一支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员队伍，以及合适的人员规模和人员比例（军人/文职/承包商）……承包商们提供的服务将被继续当作均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加以重视。”
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提供洗衣服务，开卡车或者清扫厕所——这些“维系生命”的关键工作给美军提供了保障——这些工作的历史与美国历史一样悠久。但是，那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工作的数以千计的承包商中，有一小部分——仅占约10%——被雇来从事这一产业的一个相对新兴的分支产业。国务院当时需要，现在仍然在全球各地都需要这个产业：安保业，即对一个人、设施或财产的积极保卫，“为了实现这一点，”《国防授权法》这么写道，“就要求承包商配备武器。”
对于许多批评家而言，以上条款带来了彻底的不同：黑水公司的人员可以携带枪支。而由此引发的主观臆想式道德评判却耐人寻味。
在美国国内，私营武装安保人员帮助保护机场、银行和办公大楼。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军事基地的检查点，并驻防在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机关。与之相对，私营企业给美国军队提供子弹和防弹背心，来复枪和通讯装置，坦克、舰船和喷气机。
美国公众从未真正质疑过——国会更没有——这些任务是否应该被外包。然而黑水公司却因为将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而出了名——有人或许会说是臭名。我们是一个给战区提供武装安保的私营公司。就因为这个，批评者们给我们打上了“战争投机商”的烙印。可是从来没有人会这么称呼那些每天给士兵们送邮件的承包商。
我知道安保工作可以十分戏剧化。黑水公司的员工——特种部队的精英，受过比当地的一般军人更为良好的训练——保护着该地区的最重要人物，并从事着可能是那里最为危险的工作。截止到2009年，在伊拉克牺牲的承包商员工人数超过军队人员，2011年同样血腥的一幕在阿富汗的新闻中重现。正如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学者所说，这是“最高牺牲的私有化”。和那些打扫食堂卫生的人不一样，担任安保工作就意味着很可能有人会失去性命。
我还意识到，我的保守政治立场使得我们成为左派批评家的目标，他们将我们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威胁性的力量，篡夺了在他们看来“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
然而，我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批评的矛头似乎只指向我的公司。我们并非是驻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最大的军事任务承包商，亦非是最挣钱的。尽管如此，奇怪的是，除了我们，普通公众能叫上名字的其他承包商寥寥无几。如今谈起军事任务承包商来，似乎不可能不条件反射似的提到黑水公司，而且就在几年前，这样的议论还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黑水公司这个商标现在仍然出现在偏颇的杂志文章和报纸社论里，并且不幸的是，还出现在国会山的各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里。
但是这些议论恰好凸显了那些专栏作家和各党各派政客们宁愿公众忽略的一个事实：承包商在美国的历史远比我的公司要悠久得多，而且在我们离开之后这个工作仍然需要有人来做。关于工资标准、工作策略或承包商豁免权问题的争论——我在下文中将一一澄清——只是掩盖了以下重要结论：“如果不依赖私营企业，美国将再也无法在任何一段时间内展示出具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武力。”列克星敦研究所的一份2010年的评估报告这样说道。这个研究所是一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正是在它的命名地，两个多世纪之前，美国人挑战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军事力量。“今天，平民已经成为一种新型服务的代名词。”
作为参与这种服务的一分子，我们的下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去伊拉克为最为重要的平民提供保护——似乎显得水到渠成、合情合理了。
[8]华盛顿特区的正式名称是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ofColumbia），是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译者注
[9]史密斯在船上被控违反军令，被处罚上岸后立即绞死，后来因为正值用人之际，船长饶了他一命，允许他戴罪立功。——译者注
[10]尾牙比（tail-to-toothratio）是一个军事术语，指为了给每位作战士兵（“牙”）提供足够补给保障所需的后勤人员（“尾”）的数量。——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