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为了度身测量防弹衣的尺码，我第一次见到了刘易斯·保罗·布雷默三世。
当时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白宫办公大楼的蓝色发言台发表电视演说不到两个月。“十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耐心等待，试图不用战争解除伊拉克政权的武装，其行为令人尊敬。”布什总统说道，“和平解除伊拉克政权武装的努力接连失败，因为与我们打交道的人并非爱好和平的人。”在这次电视演说中布什总统也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几十年的欺骗和残暴该画上句号了。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结果只能是由美国来选择战争开始的时间。”
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拒绝离开伊拉克。
两天后，3月20日的空袭警报响彻巴格达的黎明。随着美军舰驻扎红海，对伊拉克发射数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黑水公司的高管们都开始密切关注电视新闻的报道。“伊拉克自由”行动正式打响；4月9日，美国军队包围了位于伊拉克首都的萨达姆的总统府，在伊拉克人民的庆祝和欢呼声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推倒了天堂广场中央矗立的独裁者雕像。之后的一周，伊拉克军队在联军赶到之前放下武器，美军攻占了伊拉克提克里特市这一萨达姆政权最后的重要堡垒。2003年5月1日，布什站在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向全美国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使命完成”演说。在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的45天后，布什总统宣称“对伊拉克的主要作战已结束。美国和美国的盟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取得了胜利。”
然而这场臭名昭著的演讲随后就引发了大问题。
2001年12月，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四个阶段交付于布什总统：第一阶段，为战争构建国际联盟，并获得支持；第二阶段，群策群力，拟定精确的作战计划；第三阶段，执行成功的战斗作业；第四阶段，重建破碎的国家。与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作战计划相似的是，伊拉克作战计划的第四阶段需要在将权力迅速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的同时，维持最小规模的军事存在。然而也正是在2001年12月，阿富汗临时政府任命哈米德·卡尔扎伊为临时政府总统，并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以期尽快建立阿富汗过渡政府。避免美国政府的长期干涉看上去似乎对阿富汗行之有效，更让很多国防部规划者认为该方法在伊拉克会同样奏效。
此外，美军方领导人认为，第四阶段的计划其实应该由平民，尤其是国务院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指挥官汤米·弗兰克斯（TommyFranks）上将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在中央司令部向战争发号施令时，华盛顿却将注意力放在政策层面的问题上……我知道总统和唐·拉姆斯菲尔德会支持我，因此才能无所顾忌地对他们下面的官僚阶层表示：你们关注未来，而我却关心现在（此段为弗兰克斯的原话）。”就在布什总统宣布任务结束的数周后，这位将军便提出辞职，并指出此后维护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落在各种民间组织的肩上。“正如我一直在战略部署的过程中指出的，公民行动和公民安全是息息相关的——环环相扣，难解难分，”
弗兰克斯在书中写到，“人们普遍认为，倘若连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任何民事行为在伊拉克都会行之无门。我将进一步论述如若民事行为不存，安全又将焉附？”
尽管如此，平民们却在战前策划开始之时便提出警告——伊拉克的过渡期不会像阿富汗一样轻松和顺利。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伊拉克的流亡领袖们不会像卡尔扎伊在阿富汗那样被视为归来的英雄。此外，在2002年12月的一份名为“一场完美风暴”的备忘录中，负责近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瑞恩·克罗克以及国务卿特别助理威廉·伯恩斯（WilliamBurns）提出，以萨达姆为首的复兴党派的倒台很有可能引发伊拉克各民族和宗派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而周遭的部分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也很可能从中插手，对伊拉克施加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这份备忘录才导致美国国务院的首要领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向布什总统发出了那份著名的警告：“当前局势正如一个美丽的高脚水晶杯，只需轻轻一击便会粉身碎骨，”鲍威尔如是说，“政府将形如空壳，民众将发生暴乱。2500万伊拉克民众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令人惊恐的是，鲍威尔的预言随后都一一得到了印证。巴格达地区充斥着抢劫和谋杀犯罪，几乎随着萨达姆雕塑像倒下的瞬间突然袭来。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长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军队对伊拉克全国的扫荡——以伊拉克中部为最终目的地，据称萨达姆就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匿于此地——意味着巴格达地区仅余25000名美国士兵镇守，而巴格达地区居民人口则高达600万，其规模已可与美国第二大城市相提并论。在只有零星美国军队镇守的情况下，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首都爆发有组织的大规模犯罪的情况已然不可阻挡。
很快，各种暴力行为便扩散至整个伊拉克。拉希德和拉菲丹等地的银行网点和伊拉克中心银行成百上千万的现金遭到抢劫或销毁。“在一个名义上由美军保卫的军事基地中”，这份监察长报告指出，“一伙儿暴徒推倒后墙，用起重机运走了用来制造飞毛腿导弹的贵重精密研磨设备。”这份报告还指出，摩苏尔地区一所监狱的狱警甚至将监狱的所有床位当作废金属出售。在首都，卫生部多次被放火烧毁，而当地零星的美国军队根本无力阻止。就如副总统迪克·切尼所预测的那样，伊拉克人民可根本没把美国部队视作自己的解放者。就在伊拉克的独裁者倒下的几天后，伊拉克公民无法无天的复仇行为，威胁着要将伊拉克拖入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
就在这一片混沌之中，布雷默站了出来。他既是国务院资深官员，又是国家反恐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受布什总统的委派，担任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给当时已经62岁的布雷默下了一道干脆彻底的命令：“你要负责伊拉克临时政府的管理工作，更要监督、领导和协调各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机构以贯彻落实涵盖人道主义救济、战后重建以及协助伊拉克临时政权重组工作在内的各项职责。”
随着领导层大笔一挥，布雷默这位职业外交官就成为伊拉克最有权势的人。
入侵已然要成为一场持续将近十年之久的血腥占领，而作为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的布雷默首当其冲地成为暴徒们的头号目标。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必须有人站出来保护布雷默的安全。而对于黑水公司安保咨询公司说，这正是我们入驻伊拉克的大好时机。
布雷默大使在巴格达地区的安全由陆军刑事调查部监管，而刑事调查部下属的安保防护营则为美国国防部高管层提供安保服务。这工作看上去还不错，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军队的主要职能是构筑军事力量，而不是为了保护目标。安保防护营是整个军队中少数接受此类训练的单位之一，常常人手紧缺。因此，为加强布雷默的安保力量，国防部从黑水公司请了一对前海军海豹突击队搭档，加入安保队伍。我也出席了两人与布雷默在五角大楼的第一次会面。
与每一位要员（即受保护人）见面的情形一样，我们与布雷默探讨了他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以及我们为他设计的安保措施。我无法与他们一同前往伊拉克，但我希望布雷默能够知道即便远在美国，我也会时刻关注他的安全——我也知道他即将遇到的危险：2003年5月12日这位新任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抵达巴格达时，整座城市正在被大火所侵袭。布雷默大使接管的是一座正处于政治和经济混沌时期的国家，正如监察长随后的报告中所言，“没有政府，没有电力，没有任何能起作用的安保力量。”在占领巴格达之前，萨达姆行使的最后几项权力行动包括大开监狱，将关押的大约10万名罪犯放了出来——而这些罪犯大多都是暴力犯罪分子。而短缺的安保人力根本无法保护人道主义车队以及集结地，更别说政府部门了——这一问题在布雷默点燃他在伊拉克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时变得尤为激化：他解散了伊拉克全部的军队。
这位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的二号命令——将所有忠于萨达姆的复兴党成员从伊拉克社会的权力部门中撵走——让50万伊拉克陆军、海军、空军、共和国卫队、特别共和国卫队以及情报部门人员失去了工作。可这位行政长官在遣散费的问题上却并不大方。驻伊拉克多国过渡安全部队总司令的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Petraeus）少将后来指出，布雷默的法案使伊拉克国内的暴动更加此起彼伏，最终只能给那些绝望的暴徒们一个使他们共同团结起来的理由：对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的憎恶。彼得雷乌斯提出，二号令招来了“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联军的敌人”。
在接下来痛苦的三个月里，黑水公司的员工帮助布雷默大使躲过了路途中的各种埋伏、目标为绿色管制区的火箭攻击以及越来越多怀有敌意的伊拉克民众。
“抵达巴格达后，”布雷默后来说道，“我每天都得戴着耳塞睡觉，（外面四处的枪战声）实在是太吵了。”尽管如此，布雷默也从没受过伤。但到了2003年8月时，伊拉克本已糟透了的局势变得更加每况愈下。
8月初时，一辆汽车炸弹炸毁了位于巴格达的约旦大使馆，19人不幸遇难。
就在这起悲剧发生不到2周后，在一次长达12小时的袭击中，叛乱者炸毁了供给巴格达大部分水源的管道；用迫击炮轮番向阿布格莱布监狱开火，导致65人遇难或受伤；还点燃了通向土耳其的主要运油管道。8月19日，一辆从萨达姆战前兵工厂开来的装载500磅炸弹的水泥罐车在巴格达运河酒店——联合国办公室所在地——前爆炸。在诸多伤亡人员之中，联合国驻伊拉克首席特使塞吉奥·比埃拉·德梅洛受困于乱石堆数小时，最终因伤不治身亡。8月底，一颗汽车炸弹在纳杰夫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外爆炸，80多名参加清晨祷告的教徒——其中包括伊拉克战后什叶派运动领导人阿亚图拉·默罕默德·贝尔·艾尔哈基姆不幸遇难。这些恐怖主义袭击“清晰地表明这里存在更高级别的暴力行动，”布雷默后来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士兵一直在牺牲，尽管之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从没有任何一次像现在这样严重，规模巨大。”
与此相对应，布雷默大使的安保任务立刻全面外包给了黑水公司。五角大楼的安保服务战线已经越拉越长，自伊拉克主要战争行动结束的三个月以来，国防部已经见证了150余名士兵在伊拉克不幸遇难，600名士兵受伤。他们相当乐意让其他人接管安保这个烫手山芋。而黑水公司也充满热情和干劲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拉姆斯菲尔德的要求下，”后来布雷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特勤局认真研究了我的安全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我是全世界受威胁最严重，安全问题最为严峻的美国官员。”
由于安保队伍人员流动的速度太快，国防部根本没有组织招投标的时间。2003年8月末时，在没有通过任何竞标程序的情况下，五角大楼给了我公司一纸2130万美元的合约，委任我公司保护布雷默大使的安全直至伊拉克临时政府11个月后掌握政权为止。对我公司而言，这可是又一次自我展示的好机会。如果能确保大使的安全，那么我们就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任何地方保护任何人的安全。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搞砸了这次安保工作，黑水公司就将举步维艰。我们不能在向潜在客户介绍公司安保服务的时候说“对于布雷默的安保工作一切顺利——除了他最后不幸被杀之外”。黑水公司与国防部的合约长达22页——虽然后来才认识到这个篇幅对于我们所承担的业务而言实在是短得可笑。五角大楼的官员们给出的指示是，“做一切你们该做的。保护布雷默的生命安全。”
“布雷默安保任务”是一份价格固定的专项合约。“这份合约的审核过程十分紧迫，”黑水公司负责合同及履约的副总经理弗雷德·利尔兹回忆，“国防部需要尽快安排人手将布雷默保护起来。而当时部队中的某些人联系并推荐了我们公司。经过全面审查后，国防部认为黑水公司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可以这样说，我们让国防部减轻了压力，因为双方共同商议的费用就是我公司最终能够获得的报酬——这就意味着倘若花销增长，我们也只能承担相应的财务风险。这也是我所偏好的运营方式——毕竟既然这一方式已在荷兰和密歇根州等地奏效，那么它也应该适用于巴格达地区。然而造价失控的可能性很快便凸显了出来。
黑水公司最初组建了一支36人的安保队伍，带队的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弗兰克·加拉格尔，此人也曾担任过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安保主管。布雷默曾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基辛格协会常务董事时见过加拉格尔。二人相处愉快，而我们也知道一旦加拉格尔提出安保方面的建议时布雷默一定会听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