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黑水公司的想法源自横越地中海的一艘20世纪60年代的航空母舰的作战值班室。那是1995年的夏天，当时北约正在准备对入侵波黑斯雷布雷尼察的塞尔维亚军队发起反击，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刚刚在亚得里亚海完成一次备战训练。
这一时期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训练：几个星期在内华达，几个星期在波多黎各，然后又去了密西西比、印第安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我们的特种作战队员只要能找到场地，无时无刻不在训练。当瞬间的判断和反应就能决定你的生死时，训练绝不是什么可以怠慢的事情。
在波斯尼亚的演练让我对无休无止而又效率低下的军事部署的前期安排深有体会，这种情况正在军队中变得十分普遍，这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国防开支大幅削减所造成的后果。我们这支海豹突击队的作战任务可能只会持续6个月，但是在此前的12个月中我有10个月都在赶路，只是为了训练。
美国历史上，预算削减时常发生，可以追溯到建国前的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军队在出现矛盾激化时集结，矛盾解决后大多数人又会解甲归田。这是一个“大炮与黄油”谁优先的问题。有一种理论简单地认为政府或花钱搞国防，或投资抓生产，不能两者兼得。1993年10月，比尔·克林顿总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毫无争议地实施了军队转型。当年，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全面防务审查报告》，报告开篇提到：“冷战远去，苏联不再构成威胁。过去45年，是它驱动着美国的国防决策走向——美国的战略战术、作战理念、部队数量和建制、武器设计和国防预算。”
这个观点没错，我也强烈地认为压缩不必要的国防开支很重要。但是重点方向却选错了，因为在削减军费的同时，传统冲突迅速让位于非常规攻击。在“美国”
号航母上，我们聊起了波斯尼亚维和行动的失败，也就是我们此行的原因：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指挥官拉科·穆拉迪契和战时政治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被控在1995年7月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后精心安排了针对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平民和男孩的大屠杀。联合国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指控这两个人犯有种族屠杀罪，以及“针对平民的非法拘禁、谋杀、强奸、性虐待、虐待、拷打、抢劫和非人道待遇；针对政治人物、知识分子以及专业人士的迫害；非法驱逐并转移平民；非法炮击平民；非法挪用并掠夺平民的不动产和个人财产；摧毁住宅和商业设施；破坏宗教场所。”本书完成时，对他俩的审判仍在进行之中。
塞族军队袭击斯雷布雷尼察是为死于穆斯林游击队之手的塞族平民复仇。联合国维和部队此前曾阻止穆拉迪契进入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但是到了7月份，由大约600多名荷兰人组成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并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阻止塞族人，结果导致了“二战”以后欧洲最残酷暴行的发生。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承认：“当时既没有对进攻安全区的塞族人部署决定性空中打击力量的决心，也缺乏在地面上阻击他们的手段”。我和其他的海豹突击队员都认为，如果派遣一支中等力量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去维和，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悲剧。
问题是去哪里训练所有这些队员。我们海豹突击队几乎难以找到训练的地方了。1989～1997年，国防部的开支削减总共导致现役武装减员32%，同时，包括训练场地在内的“永久性军事设施”中的任职人员减少了28%，100多个军事基地被关闭。射击场数量裁减得太厉害，以至于各军种的人员基本上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训练。1995年，有一次在北卡罗来纳州国民警卫队巴特纳营区（CampButner）
的1000码精准射击场，我们海豹突击队员在射击场右侧200码线处练习，而陆军特种部队的神枪手们则在左侧1000码线处射击。那种做法在任何射击场都是违规的，但是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那时，我们抱怨说，就是因为海豹突击队没有自己的专用训练场地，才被扔在像巴特纳营区这样的地方。我们没有室外射击场、室内射击馆或舰船模拟器。
我们飞到陆军弗吉尼亚皮克特堡进行陆地作战训练，然后去波多黎各的海军营地开展潜水和潜艇作战训练，再去印第安纳州陆军的国民警卫队营区进行狙击训练，接着去任何可以找到的地方进行空中训练。即使我们到达这些地方，如果射击场安全教官没有来，或是救护车不能到位，抑或是基地保障人员无法告诉我们可以使用的无线电频率，我们还是不能训练。还有，如果濒危鸟类飞过，那么所有活动都要停止。有时候陆军军官没来组织训练活动仅仅是因为下雨了。他们会说，“我想你们这群小伙子不想把自己淋湿吧。”
所有这些折腾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对于我这样刚成家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在训练期间，我时常想起琼和可爱的索菲亚，还有即将出世的第二个孩子以及我们的未来。我在海豹突击队的经历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是1996年下半年我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一直在细读劳埃德·谢菲斯凯（LloydShefsky）
的大作《企业家不是天生的》（EntrepreneursAreMadeNotBorn），书中介绍了比尔·盖茨之类的先驱者和“本·杰里冰激凌”的幕后人物所给出的商业建议，这本书颂扬了冒险精神、挑战了传统观念。在“美国”号航母上，我告诉队友，我想一退役就去建一家世界一流的训练机构，就在诺福克基地附近，特种作战队员可以在那里接受他们所需要的最好的一站式训练。
在很大程度上我需要把握好游说分寸，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说服我妻子。我经常在路上给琼写信，她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读了那本书，我对于自己创业信心满满，”我1995年11月给她写道，“书中鼓励读者列出所有将来有一天想创办的企业的梦想清单。但是我脑海中不停出现的只有开办一家训练机构。”
我告诉她，在弗吉尼亚威廉姆堡以西建一个训练中心，可以吸引海豹突击队、弗吉尼亚州警察、来自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狙击手，还有中央情报局人员以及特警。可以请一位退役军官打理中心事务，那我就不必朝九晚五待在那里。军费削减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有求于私人机构来承揽各种训练任务——尤其是在异国开展的特种行动所进行的训练，其全部目的是要把人装备成武器，而不是像传统训练机构那样把人培养成操作武器的技术员。长期以来，海豹突击队任务明确、定位清晰，大多数战略规划家都无需为其担心；而且它预算如此之低，那些希望把巨额资金砸在大型战舰和战机上的政治家们又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在国防开支剧减的年代，理所当然，这些精英部队期待着看到更多行动，他们的培训应该得到更多优先关注。
我首先意识到这种培训并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另辟蹊径：如果你想跑马拉松，长跑俱乐部可以培训你；想成为飞行员？你可以去飞行学校。如果你想接受全套最好的军事训练，唯一合乎逻辑的就是找到可以提供这些训练的地方。有人对我说这个想法很浅显，他们没有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缺乏资金。
我是幸运的。我父母非常强调对子女的引导和子女自身的努力，为此，父亲最初的遗嘱规定我30岁之前别想拥有任何继承权。不过，我一加入海豹突击队，他便修改了那份遗嘱的内容。他说，从此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我的工作精神了。
因此，尽管我才26岁，资金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我告诉琼：“我觉得不到100万美元就能把它全部拿下。”“如果我们一年能租出去40个星期，每年就可以有20万美元进账”。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她同意。尽管我并不知道她是否完全明白这个概念。琼对武器不感兴趣，甚至一次都没去过我向她描述过的这类机构。但是她知道我有热情，有能力，而且目标明确。
事后的一切证明了对于我将要遇到什么，我当时同样一无所知。
正如我父亲当年开办普林斯制造公司那样，我知道自己创办企业需要一个由经验丰富的人才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不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且还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是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我想起海豹突击队的培训和第八分队在射击场上的训练场景，我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练习，一遍又一遍地扣动扳机，直到手指磨出水泡、磨出血，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精准。我准备以同样的方式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且我的团队也必须明白这一点。我聘请的第一拨人包括阿尔、吉姆和肯。
阿尔·克拉克（AlClark）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驻扎在弗吉尼亚比奇的海豹突击队的资深教官。他是我认识的教官中最出色的一位。对于应该如何创建未来的训练机构，他和我有同样的想法。长期以来他一直想搞自己的武器训练中心，但是没有资金。阿尔是带领我们推进培训项目的不错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