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使得中情局的决策者们转向一种新型的战争形式——突然开始依赖坐拥1.5万兵力的北部联盟。兰利那些人希望的是，中情局特工和陆军特战队小组能够跟随北部联盟的指挥官，散布在阿富汗各处，解放村庄，联络实施对塔利班据点的空中打击。计划制定者们认为，那将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地面参战部队的人数，并且还给任务披上了当地人的幌子。但是这么做就需要阿富汗的当地联系人，而这一点中情局并不具备。
通过贝伦斯和桑托斯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那些联系人，黑水公司给中情局提供了一个阿富汗境内的线人名单。除了杜斯塔姆，我们还提供了哈吉·穆罕默德·莫哈奇克，他是阿富汗中部反塔利班力量的指挥官；以及伊斯梅尔·汗，他以前在阿富汗国民军里当过军官，1997年被塔利班囚禁，三年后逃脱，现在正急着复仇。
名单里还有帕延达·穆罕默德·汗，以前是杜斯塔姆手下的一个指挥官，当过谈判者、翻译和谋士。这些人全都声名狼藉，但是他们却知道如何将事情办成。阿富汗的官员没有一个干净的。甚至马苏德也曾向欧洲走私鸦片和海洛因，将其作为他的叛军联盟的经济来源之一。中情局被政治束缚了手脚，一直没能与这些身居要职但声名狼藉的领导人发展关系。庆幸的是，黑水公司没有这样的束缚，当然，我们在与这些联系人打交道时非常注意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且我们成功地帮助中情局建立起了与该地区最有用的几个人物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的帮助下，在“9·11”事件刚刚发生15天之后，中情局就派出了由7人组成的北阿富汗联络小组，代号“碎颚者”（Jawbreaker），抵达喀布尔北部约60公里处的潘杰希尔峡谷，开始为绿色贝雷帽[6]的到来做地面准备。这个小组的任务非常明确。在出发之前，中情局反恐负责人科弗·布莱克（CoferBlake）曾直接借用好莱坞剧本中的台词给小组组长发出指令。“我不想逮捕本·拉登及其爪牙，我想让他们死，”布莱克说道，“我想要你们把本·拉登的首级装在干冰盒子里运回来。我想把本·拉登的首级拿给总统看。”
于是，2001年10月7日，“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开始了，5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陆基轰炸机、20多架攻击机、美国与英国的战舰和潜艇上连续射出。它们在美国轰炸机到来之前就将阿富汗简陋的防空系统摧毁大半。
美国陆军的首批12人组成的A队（ODA）——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A小组——于2001年10月17日到达潘杰希尔峡谷，与“碎颚者”先遣队会合。作为旨在控制阿富汗北部城市的“匕首”特遣队的两个分支之一，这些绿色贝雷帽将把注意力放在喀布尔。两天后，第二个A小组“ODA595”在深夜被直升机投送到马扎里沙里夫南部约70英里的一处着陆点，与杜斯塔姆将军和他的50名骑兵会合。在位于佛罗里达坦帕湾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总部，桑托斯通过卫星电话与杜斯塔姆协调，告诉他何时可以令手下点亮着陆点。
接下来发生的事被ODA595小组成员称为“摩登原始人遇上杰森一家”[7]，堪称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之一。一连几个星期，这些绿色贝雷帽们都在马背上痛苦不堪，在杜斯塔姆的带领下朝北进发。他们骑在木制马鞍上，穿越灼热的平原，沿着悬崖边约两英尺宽的窄道前行。距离美国骑兵最后一次在战场上出现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到2001年，美国陆军实际上已经不再训练绿色贝雷帽的骑术。但是凭借着他们用电话招之即来的炮火，再加上杜斯塔姆的精明，特遣队和北部联盟一口气解放了几十座城镇。他们联络来的空袭敌营的炮火极其猛烈，以至于ODA595小组用来引导炮弹的激光目标定位器都被阿富汗人称为“死亡之光”。
在2001年11月9日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杜斯塔姆的600名骑兵从山上冲进马扎里沙里夫，很快便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4天之后，“匕首”特遣队重新掌控了喀布尔。在数星期内，阿富汗近三分之二的面积易手，“9·11”事件102天之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政权完全被推翻——而领导着完成这一切的仅是相对较少的一批美方人员。“我要求派几个美国人来，”杜斯塔姆后来这么谈到特遣队，“他们带来了整个军队的勇气。”还带来了国际联系，而提供这种联系的是位于北卡罗来纳沼泽地里的一个不断扩张的训练中心。
我们从未把黑水公司对“持久自由”行动的贡献视为一个商业决策。我们当然没有从中收取金钱。莫约克的团队希望帮助美国反击那些攻击了它的人，而开放我们的联系人名单并充当中间人是我们实施帮助的一种方式。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报名申请加入中情局国家秘密行动处特工科，这个科是中情局最精英、最隐秘的一个准军事单位。我经历了大量的审批程序，包括多次用测谎仪对我的忠诚度进行标准测试和一组心理测试。直到今天，我仍然对我职业生涯中的这个最大讽刺暗暗发笑：中情局把我淘汰了。他们说我没有足够的战场经验。但不管怎么样，更多中情局的人开始熟悉我的名字——并注意到像黑水公司这样的私营企业能以怎样的方式充当重要联系人，为政府的军事和情报工作服务。他们知道我们想帮忙。
很快，中情局提供给我们一个帮忙的机会：安保。随着塔利班的倒台，中情局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其他地方纷纷建起基地。喀布尔易手之后不久，克朗加德就造访了阿富汗首都。他发现当地人装备落后，无法应付那里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安保细节——尤其是一些当地人的忠诚度还值得怀疑。他知道中情局并不直接拥有资源来配备这些工作人员，他也知道应该打电话给谁。
事实上，克朗加德的海外之旅与我们早已在莫约克进行的讨论不谋而合。给官员或军事设施提供安全保障的工作，起初似乎偏离了我们的经营范围，但是多亏了黑水公司训练项目的顾客名单，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一个由退役的特种部队人员组成的联系网，中情局或许会感兴趣。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特种部队的任务就是给重要个人提供安全保障。从事过这些任务的优秀人员已经了解危险评估、无线电协议和护送程序，我们意识到他们经过最小限度的学习培训就可以进入黑水公司充当类似的角色。随着我们目睹“持久自由”行动展开，参与其中的想法突然找到了合适的渠道。
我们于2002年初成立了分公司：黑水安全咨询公司。在那一年的4月，黑水公司接到中情局的一个紧急合同，为中情局喀布尔总部提供安保人员——而且要让他们几天内就上飞机。在那里的前六个月，我们公司是这份生意的唯一提供方，但是六个月之后我的公司参与了竞争，并赢得了后续合同。
批评者们认为，黑水公司一定是在哪里行了贿才获得这头一桩国际生意。这么多年来，与我们公司有联系的人都经常听到这一说法。真相是，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我们95%的合同都是通过公开竞标获得的。而在2002年，对中情局而言，我们的运作纪录，以及我们“先答应，再解决细节”的思维模式，显然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获得合同。“黑水公司获得合同，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能将人配置到场地的公司。我们处在别人的枪口之下。我从喀布尔回来之后，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克朗加德在2006年如是说道，“我们唯一的考虑是为我们的人配备最好的安保。假如我们认为火星人能够提供这些，我猜我们也会追着他们不放。”
我随第一批保安一起去了阿富汗。这项工作可没什么令人兴奋的——我们肯定不是前线的治安警察，一脚踢开大门，然后一路射击，杀出一条血路，横穿塔利班的堡垒；也不是公众印象中演变出的黑水公司人员的种种样子。安保意味着采取守势——站在大门前检查驶近的车辆，确保不会遭到叛军袭击，以免影响即将到来的其他外交任务。我们给我们的工作设定了极其严格的关注点——我在那里就是要亲自确保黑水公司的人员能够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而且更高效地检查车辆并站岗——并很快适应了新工作地点的节奏。我对那个首趟阿富汗之旅的一个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我在到达当地的第一个夜晚的凌晨四点半突然从床上直直坐起。我以前从未听过唤礼声——而营房外面的巨大扩音喇叭保证了附近的任何人都不会听不见这个声音。
黑水公司对效率的追求成为我们整个企业文化的基石。它或许是我们简化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最终好处。公司只有一位老板——我，所以不用对股东负责。
没有董事会扯皮，也没有政府组织的那种冗长繁琐的官僚作风。我可以将我的大部分权力委派给特派员驻扎海外，也可以选择自己去。我们机动灵活，有进取心。
而且正如我几个月后了解到的，我们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4]具体事例请参阅《国家威胁》，亨利·克伦普顿，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编者注
[5]具体情况请参阅《重任在肩》，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编者注
[6]绿色贝雷帽（GreenBeret），真实名称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是美国陆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特种部队，组建于20世纪50年代，经常被派往世界上许多国家，执行各种使命。该部队士兵具备多种语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可在复杂环境中训练当地部队。——译者注
[7]摩登原始人遇上杰森一家（TheJetsonsMeettheFlintstones），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动画片，常译为《摩登原始人》，此处是美国士兵套用动画片的名字。——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