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北弗吉尼亚州，夏末的一个晴天。早8点刚过，我在校门口放下孩子，然后打开汽车的收音机，前往理发店。琼在家里休息，为第二天早上去下曼哈顿的圣文森特医院再次接受可怕的理疗做好一切准备。不用说，她的预约后来取消了。
在车里，我听到新闻，美国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刚刚撞上世贸中心。我和我的理发师阿里一起观看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撞上世贸中心南楼的新闻，当时我正坐在理发椅上。接着传来新闻，美国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撞击了五角大楼，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地区坠毁。
那个星期二，我公司的员工如常出现在莫约克。所有的人都待在电视前，目瞪口呆。加里·杰克逊在达拉斯，因为航班停飞，他租了辆车，开了28个小时才回到公司。新闻里的消息令我们感到无比恐惧——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感到震惊。2000年在亚丁港，我们已经见到过成本很低、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攻击如何成功躲过了美国的基本安保程序。
军队的内部人士和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都在监视日益膨胀的反美极端主义，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此类攻击显然必定会越来越常见。
我记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大校在1999年推出了一整本书，名为“超限战”。
据中情局对外广播谍报处翻译的文本，该书提出“采取大量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尤其是非军事手段，在冲突发生期间打击美国”。“提出的手段包括黑客入侵网站、攻击金融机构、恐怖主义、利用媒体和城市作战。”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双子塔倒塌的画面，我能够感觉到美国大众正在本国领土上面对面地遭遇了超限战。问题是，我们的政客们将会采取什么措施。
那时，我们黑水公司的员工并不十分在意政策辩论。我们以前是士兵、水手、警察和陆战队员。我们着眼于未来，考虑得很实际。在“9·11”事件之后不久，电视上还在辩论美国是否应该反击那些谋杀了美国平民的人，在莫约克我们就已经在集中讨论这场必须要打的反击战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以及黑水公司能够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然，我们可以训练那些特种兵，由他们来追捕基地组织头目，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参与更多，因此必须找到那个愿意让我们帮忙的人。
因为之前我一直忙于组建公司和照顾家人，就没有费心维持我在华盛顿政界仅有的几个联系人。自从我多年前结束在白宫的实习之后，再没有踏足过那里，而且当时乔治·W·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主要由专业人员和从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留任下来的人员组成。我与他们最近的一次接触就是8个月前我与琼买票参加布什总统的就职舞会那次，换言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搜遍了我在莫约克的办公桌，寻找我仅有的一张中情局某人的名片。他叫“巴泽”——阿尔文·伯纳德·“巴泽”·克朗加德（AlvinBernard“Buzzy”Krongard），中情局的执行官。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儿子是海军海豹突击队员，曾在黑水公司受训。
克朗加德同意立即与我见面。为什么这么急？除了想提供训练服务之外，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报也有助于这场战斗。我们带来了一个军阀的联络信息。
在不断变化的阿富汗政治中，阿卜杜拉·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RashidDostum）比任何人都转变得更为频繁，也更为成功。在苏联控制时期，这个乌兹别克人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天然气田里工作，是一个工会的头目，之后他于1978年加入阿富汗军队，和伊斯兰圣战者游击队作战，后者寻求将俄国人赶出阿富汗。
在短短几年内，杜斯塔姆就晋升至陆军大将，统率阿富汗北部诸省多达两万人的民兵武装。至1997年时，43岁的杜斯塔姆拥兵自重，统治了阿富汗北部草原的多种族混居的6个省，俨然成为一个小国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只要政治上有利，杜斯塔姆就愿意改变政治立场。（这包括在1992年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成功掌控阿富汗之后，他转而与新政府结盟，后来又再次反水，并最终加入北部联盟。）杜斯塔姆控制下的主要城市是马扎里沙里夫，这是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新兴家园——这个脾气暴躁的头目的家园也在这里。据报道，他曾经用坦克将一个窃贼碾压处死。美国情报系统都认为杜斯塔姆的行为不可预测。
1998年杜斯塔姆被极端保守的塔利班赶出阿富汗。塔利班自1996年占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一直致力于分裂北部联盟，以便扩张自己的权力基础。杜斯塔姆被迫流亡土耳其，但是到2001年年初，他又回到人迹罕至的偏远的阿富汗东部兴都库什山区，与聚集在那里的忠实追随者们会合。这一回归之所以能够成行，多亏了他与伊斯兰圣战者的传奇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ShahMassoud）达成联盟。杜斯塔姆曾经与沙阿·马苏德为敌，但是沙阿·马苏德也是北方联盟硕果仅存的一位反塔利班领袖。马苏德被称为“潘杰希尔的雄狮”，人们以此来纪念他的家乡。他在1989年将苏联人赶出阿富汗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而且中情局自1984年以来一直时断时续地支持他的军事行动。
[4]2001年9月9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先发制人，试图削弱上述联盟的稳定性并在“9·11”事件之前除去中情局的重要盟友，马苏德被一对伪装成记者的自杀式袭击者杀害。
[5]杜斯塔姆突然之间被推上了北部联盟的首领位置。他需要马苏德曾有过的那些盟友。
通过我以前在国会的联系人，我们在黑水公司得知杜斯塔姆并不信任美国人，就像美国人也不信任他一样。我们听说，这位将军只信任一位美国联系人：查利·桑托斯（CharlieSantos）。桑托斯是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戴尔塔石油公司的美国代表，以前曾与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一起工作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戴尔塔公司曾派桑托斯去协商修建一条穿越阿富汗的石油管道，这将给塔利班提供一个免费的、持续的大笔收入来源。谈判破裂后，塔利班实际上宣布桑托斯为不受欢迎的人——而杜斯塔姆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信任他。
刚巧，保罗·贝伦斯曾在戴尔塔石油管道项目中与桑托斯合作过，而且他们两人一直经常联系。我也与保罗经常联系——这就使得查利成为我们的朋友。
“9·11”事件之后没几天，我接到贝伦斯的电话。他有新消息：“杜斯塔姆一直给查利打电话，问查利：‘你需要我做什么·没人跟我联系。我想帮忙。’”贝伦斯这么告诉我们。显然桑托斯和杜斯塔姆一直坚持每天通话。
在“9·11”事件之后的日子里，中情局一直试图通过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联系人获取情报，但是不敢确定他们所获情报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因为众所周知，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很不可靠。中情局与杜斯塔姆将军没有联系。几年前，中情局在约翰·多伊奇（JohnDeutch）担任局长期间曾经清理过线人队伍，清除了一些“不干净的”线人——那些人的背景可疑，甚至可能更糟。从1995年5月至1996年12月，中情局以所谓的“多伊奇规则”为标准，摒弃了大约1000名领取报酬的线人——尤其是在阿富汗之类的地方，那里的政治站队似乎每小时都在变化。这一政策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保护了中情局，但它也使得中情局无法与杜斯塔姆之类的人开展合作。杜斯塔姆是领导者也是战士，最起码他接受这样的想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当然不是背景清白的童子军——但是童子军也不会成为叛军的指挥官。而且在“9·11”事件之后，他的影响力和权威都使得他成为中情局极其需要的那种联系人。
随着美国开始制定针对“9·11”事件的军事反击计划，部分中情局高官一直在呼吁应该采取一些非常规举措。他们知道五角大楼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即CENTCOM）正在考虑多种可能的方式来摧毁基地组织并将塔利班赶下台——其中包括极其传统的方法：先派特种兵打头阵，接着派出数以千计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去与残余的塔利班士兵作战。但是中情局和国防部经常争执不下，兰利（中情局总部所在地）那帮人认为乔治·W·布什总统曾公开宣称，此次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伊斯兰或阿富汗人民的进攻。为了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牢记两条军事策略：第一，大型联合地面部队可能激起阿富汗人的怒火；第二，时间很重要。联军完成任务的时间越短，将政治权力移交给反塔利班的阿富汗人的速度越快，大家就越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