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时父亲没有让我打工；他想让我充分享受校园岁月，而不是像他贫困的青年时期那样。我在霍兰基督高中参加了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和摔跤队；在高中三年级那年，我们赢得了该州的乙级橄榄球锦标赛。我记得在那个多雨的秋天，父亲不论在世界何处都会乘飞机赶回来，与母亲坐在露天金属看台上观看我比赛。
我在高中从来都算不上是最受欢迎的孩子。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身为运动员，我有一个社交圈子，但是一起长大的亲密朋友并不多。我的家庭背景是个礼物，但也有劣势。我从来都拿不准人们看上的是我自己，还是仅仅把我当作霍兰镇最大雇主的儿子。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父亲探讨政治，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我参与教会的活动。我在17岁学会了驾驶飞机，在郁金香城机场获得我的私人飞行执照。
我热衷于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一次在课堂上，我向一位老师提出质疑，因为这位老师称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冷战时扩充军备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对此予以反驳，滔滔不绝地列出我们应对苏联各种威胁所需的每种战略防御计划武器系统。我像同学们点评密歇根大学橄榄球运动员那样，分析了里根的“星球大战”
计划。我都想亲自上阵与苏联人战斗。
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驾船并酷爱这项运动，父亲十分在意激发我对海军的兴趣。他在预备军官训练团时培养出了领导力，他说军校能对我产生同样的影响。父亲患心梗之后，不再吝惜时间——但是对子女的施舍把关很严。他不想让我依靠家族的生意。他明确地表示，我享有人生的各种优势，如果还成不了才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得靠自己成才。他说，我大学毕业后不会为普林斯公司工作，也不会得到任何信托基金。我必须靠自己打拼。
1987年7月1日，我前往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报到入学。我喜欢新找到的目标及其与历史的联系。我喜欢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油船卡卢萨哈号上待的那一个月——纵然我得了水痘，并被隔离了3周。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海军学院不适合我：当时影片《壮志凌云》刚刚上映，学院里既有海军航空兵尾钩协会[1]的男生，又有对政治正确性荒唐的监督，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不自在。我觉得就好像人们指望我从毕业生助教那里学本领，可他们除了比我在学院待的时间长之外，学识也多不到哪儿去。我很快开始纳闷儿这所学院是否培养出了伟大的领导者——抑或本来就有伟大的领导者来这里入学，忍受了这里的环境，离校后才功成名就。
三个学期之后我就离开了不靠谱的安纳波利斯，期望重返严肃的学术道路。
我选择了希尔斯代尔学院，这是一所文科院校，有1400名在校生，位于密歇根州南部，在俄亥俄州边界以北约25英里处。
希尔斯代尔真正吸引我的是其对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重视。课程扎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信奉没有政府干预的长期放任政策。1977年，里根在希尔斯代尔发表了题为“自由企业怎么了？”的演讲，我真希望当时在场聆听。我主修经济学，辅修政治科学，并且开始意识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像父亲那样作为一个企业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希尔斯代尔是一所笃信宗教的院校，对待联邦和州教育拨款方面的态度也是出了名的：不接受任何拨款。学院行政机构决心通过极度的独立来保护其学术自由，不需要也不想受制于跟这些拨款挂钩的官僚式监督。我记得学院要给我提供全额的院校奖学金，但是我没有要。“留给需要这笔钱的人吧。”父亲说。
早在1986年，我就在影片《战火云霄》中看到我最喜爱的演员之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影片中，伊斯特伍德饰演的海军陆战队枪炮军士咕哝着说：“你可以抢劫我，你可以饿着我，你可以打我，还可以杀了我。就是别让我感到无聊。”时至今日，我都喜欢这句台词——我可不是那种能长时间坐得住的人。长期以来我都怀着一个孩提时代的梦想，比如成为一名消防员，所以很快我就成为首个报名参加希尔斯代尔城市消防队的学生。
要知道，多数在希尔斯代尔就读的学生都家境殷实。自愿来消防队或在消防队上班的都是肉贩子、油漆匠和屠宰场工人，他们一开始都视我为一个傲慢的大学生。但是我一大早就出现在消防队，更换破拆锯的锯片，并留下来清洗水泵，直到很晚才离开。我拽着沉重的帆布水带，扛着梯子。每次救援返回之后，其他志愿者都坐下来，打开一瓶酒享用，我则会去把水带卷起来。渐渐地，我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每小时还赚7美元——之后我开始扩大活动范围。
我在安纳波利斯时已经获得了潜水证，开始和警察局一起开展潜水援救行动，帮助打捞溺亡遇难者的尸体以及他们沉入湖泊的车辆。我记得自己在冬天使用链锯在冰上切出一个洞，在穿上潜水服之前，还要向湿式潜水服里灌入几瓶热水以便在冷水中保温，防止在水下冻伤。
沉入黑暗的水中，只能听到自己通过呼吸调节器喘气的声音时，或者紧紧抓住警报器声大作的消防车时，我就感到前所未有的专注或肾上腺素激发的冲动。
我喜欢这种感觉。做什么事都要动作迅捷，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履行使命，这性命攸关。这比我上的任何课都重要。我参加考试的时候都带着消防队的无线电设备。
只要警报一响，就能立刻出发。
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孩：琼。我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班克罗夫特宿舍楼里第一次见到她，那是在一个学员房间墙上挂着的一幅照片里。
她有一头金色长发，眼睛是蓝色的，整个房间仿佛都因她而熠熠生辉。我以为她肯定是吉米·基廷的女朋友——当时我都想到把吉米的女朋友撬过来。结果发现更糟糕：琼·妮可·基廷（JoanNicoleKeating）是他的妹妹。“我不会让任何学员接近她，”
吉米警告说，然后他笑了笑，“他们无法应付心碎的感觉。”
我终于在1989年1月份遇到琼，当时海军学院的一位老友联系我，他有新上任的乔治？H？W？布什总统举办的青年就职舞会的入场券。这是布什打算举办的八场就职舞会中的一场，地点在万豪酒店。老友的女儿想与吉米同去——所以我立马威胁吉米，如果他不同意带上妹妹，我就不给他入场券。于是，我从密歇根飞过来见她。
那天晚上，琼彻底征服了我。她来自纽约州北部萨拉托加附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她谈起任何话题都头头是道。琼对我的家庭或背景一无所知——
实际上在海军里也没人知道——我只不过是比她小两岁的一个前海军学院学员。
她穿着专门为这个场合买的有褶边装饰的海军蓝塔夫绸连衣裙——尽管这个场合似乎并没有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及地长的连衣裙凸显了她眼睛的颜色，但是并没有衬托出她的身材。说实话，这可能就是为何我从未真正在意过这身连衣裙。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眼见到穿着它的琼的情形。哪怕整个晚上和她站在警戒线边上我都会很开心。
1990年，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三年级，就申请在乔治？H？W？布什的白宫做实习生。希尔斯代尔学院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关系紧密，我支持他们的总统竞选活动。几个月前，我捐出人生第一笔政治献金：给共和党国会委员会捐赠15000美元，这笔钱来自我父母很早之前给我购买股票的投资收益。
与此同时，琼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也在华盛顿特区给一家非营利性基金会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一有空闲就待在一起，很快我就坠入爱河，但是也以同样的速度对国家政治失去了兴趣。我来到国家首都，满怀期望地把这里当作为国无私奉献的堡垒。在我的家乡，里根政府被称颂为远见与奉献精神的胜利。这证明政府可以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通过支持创新和创业的国内政策，以及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可是在华盛顿我却发现，职业政客和尸位素餐的官僚的存在纯粹是在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包括那些在政府身居高位的政客们。
我在当时被称作老行政办公楼的公众联络处办公室工作，那是一座装饰华丽的第二帝国时代风格的宫殿，白宫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公众联络办公室是普通百姓给白宫提供反馈的一个主要途径——而我自己对这一届政府也有些看法。没过多久，我逐渐感到，布什总统在和有些人讨价还价，这些人想削弱婚姻的神圣性，用预算妥协来提高税收，并推动将给国内各大雇主增加不合理费用的环保政策。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固执任性。我向来直言不讳，这为我赢得了一次去白宫西楼的机会：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Card）听说了我对这届政府的不满，就训斥了我一顿。
这是我与高级政府官员的唯一一次见面，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我在白宫的实习生涯在5个月之后匆匆结束了。不过幸运的是，一天晚上我与朋友们打保龄球的时候遇到了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Rohrabacher）。
现在是罗拉巴克作为南加州第48选区众议员的第13个任期。1988年罗拉巴克首次当选众议员，此前是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当他的演讲稿高级撰写人之一达七年之久。在白宫，罗拉巴克在制定总统的“经济权利法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该法案支持政府对自由市场采取很少的干预。他也协助打造了“里根主义”，这项激进的军事政策公开支持反共活动。“自由不是少数被选中者的特权，”里根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自由是上帝所有孩子们的普遍权利。”这些话让我深受鼓舞。
当罗拉巴克提出让我给他当实习生时，我立刻抓住这个向他学习的机会。而引领我踏入下一段冒险征程的则是罗拉巴克的一位工作人员保罗·贝朗兹（PaulBehrends）。
贝朗兹当时是海军陆战队的预备役少校——2005年他以中校军衔退休——
参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任务。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特别感兴趣，我俩很容易就找到聊天的话题。我还注意到他每天午餐时就溜出办公室，闭口不谈去了哪里。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去参加弥撒。贝朗兹在我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91年3月，我跟随他访问萨格勒布，见到了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他们讨论了脱离由塞族主导、共产主义统治的萨拉热窝的计划。我记得自己参观了城里的一家大医院，看到了一排排受伤的克罗地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