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的爆炸声与想象中的别无二致。
我第一次听到船的爆炸声时才13岁，当时家人乘坐家里那艘43英尺长的维京游艇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水道度假。父亲驾驶游艇带着母亲埃尔莎、三位姐姐中的一个、我的一个朋友还有我，一路北上穿过密歇根湖，驶过北上岛。我们的游艇后面拖着一艘长13英尺的老式波士顿威拿钓鱼船。这是父亲通过一则报纸广告买下的，我在这艘船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度假期间的一个凌晨，我朋友和我还不到6点就从维京游艇跳进威拿钓鱼船，开到附近的一处捕鱼区。我们刚撒下第一网，天边就突然闪过一道橘黄色的光芒，我赶快转过头望去。紧接着就听到一阵低沉的爆炸声隆隆地从湖面传到耳边。那艘机动游艇顶部被炸开，冒出滚滚的白色浓烟。我在远处只见到爆炸的残骸如雨点般落下，桅杆的碎片像纸风车似的飞向空中。
我能听到呼喊声。当时还没有手机，我的船上也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用于求助。我们用曲柄发动了40匹马力的舷外引擎，这个引擎是父亲和我最近才安装到威拿钓鱼船上的。我们蹲伏在像知更鸟蛋一样的蓝色船体内，迅速驶往那片混乱的爆炸现场。
浪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我想起父亲最开始教给我的一节驾船课：保持通风换气！如果船上是燃气发动机，就尤其需要注意，他会专门强调——这与汽车发动机不同。他说就汽车而言，车身下有气流会吹走危险的烟气。但是，自然风很少能穿过浸水舱，甚至在例行加油时，那里也会聚集很浓的烟气。如果不充分通风吹散烟气，那就相当于制造了一枚炸弹，只消一个火花就能引爆。我记得几年前在《大众机械》（PopularMechanics）杂志上读到，一杯汽油具有和十几根炸药同等的爆炸力。在北水道，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目睹爆炸的实际威力了。
短短一分钟内，威拿钓鱼船就抵达了800多米外的事故现场。机动游艇遭受的破坏令我震惊。舱顶已经被炸飞，船头炸出一个吓人的大洞，甲板也着火了。
有两个人从船上弹飞落水，一个女的看上去有70来岁，另外一个女的已近中年，我猜是她的女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人都还活着。不过，我们把船开到她们身旁之前，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她们受到的烧伤，听到她们痛苦的呻吟。两人正挣扎着浮在水面上。
朋友和我一起把她们俩拽到威拿钓鱼船上，让她们躺在宽敞的木制长椅上，这些长椅由父亲和我在密歇根用了好几个小时打磨并且重新上了漆。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她们头发烧焦的味道。
她们俩还算幸运，我调转威拿钓鱼船的船头并加速驶向岸边时，岸上那些也目睹了爆炸的当地人正在呼叫救援人员。我们抵达湖岸边不久，护理人员就赶来了，我们帮忙把她俩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们后来情况如何。其实，那个清晨我记得最后一件事就是突突突地把船开回维京游艇那里，系好威拿钓鱼船，爬上游艇，回到家人身旁。那时家里其他人还没睡醒呢。
“恒心加决心，”父亲过去常说，“恒心加决心。”这是塑造他一生的箴言。我希望这也将塑造我的一生。
密歇根州的霍兰镇风景秀丽，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就每天跟着祖父彼得在镇上给郁金香镇的农产品公司送货。祖母伊迪丝是个裁缝。这个宁静的镇子坐落在密歇根湖东边，在那里父亲受到的教诲是要为人勤奋，他在能抡起榔头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家装工程。1943年，彼得突然因心梗过世，祖母没有找政府申请救济，也没有请求教会施惠，甚至都没有从亲戚那里要过钱。有两个姊妹的埃德加就是一家之主了。他将要养家糊口。他已经12岁了。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当地的一个油漆匠打工，负责刮平和打磨墙壁，每小时才挣几美分。那年夏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他丈量好新热水器所有管子接头的尺寸，走进一家五金商店，让人切割好镀锌管并加工上螺纹，再一件件地把新热水器安装好。不用请水管工。反正也请不起。
在父亲的孩提时代，有关欢乐时光的故事并不多。他从没谈到过在海滩度假或家庭聚会。他只参加了一个赛季的高中橄榄球比赛。他勤奋好学，因为这是家人的殷切期望。他努力刻苦，因为他别无选择。13岁时，父亲开始在当地的克莱斯勒–普利茅斯车行工作，时薪为40美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所有关于汽车的知识——如何拆卸、如何诊断故障、如何销售。三年之后，只要车行的老板不在，车行的生意就由父亲料理。
父亲养活了全家人，还攒够了钱读完大学。他在密歇根理工大学主修工程专业，求学期间还赢得了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奖学金，并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基地服役两年，担任空军的空中照相侦察官。退役之后，他返回霍兰，在当地的布斯机械厂当一名压铸工，后来一直升到总工程师的职位。他娶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学校老师，名叫埃尔莎·兹韦普，他们俩是两年前在暑假滑水时初次相识的。
不久之后，我的大姐伊丽莎白就降生了。随后出生的是艾琳和埃米莉。我出生于1969年的夏天。
1965年，布斯机械厂被出售。在过渡期内，父亲召集了两位同事，把自家房子重新抵押出去，又从他母亲那里借来1万美元。他深信附近的制造商很快就需要亲自做压铸的活儿了。他对如何满足这个需求有着自己的高见——这可得感谢我的母亲和一场歌剧。那个晚上，他俩在大急流市歌剧院约会，父亲觉得那段时间既冗长又乏味，就都用来琢磨压铸机的新颖设计了。虽然竞争对手如林，家中也在不断添丁导致财务开支过大，年迈母亲的储备金又面临风险，他还是精神抖擞地着手成立了普林斯制造厂。
六名员工夜以继日地工作，建造600吨重的压铸机。普林斯成立数月之后，完成了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的第一批订单，该公司需要一对机器用来制造军械。不久之后，霍尼韦尔追加订制3台机器。后来又订了15台。这之后，通用汽车开始购买普林斯的机器，用来制造所有新的气缸。制造厂的每个人都看到自己辛苦的付出得到回报。“如果我的员工加入比赛，如果他们对战术对策感兴趣，比赛胜利就会有他们的功劳，”父亲说道，“之所以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随着订单的增多，机器的尺英寸也在变大：1969年1月，通用汽车公司需要一台1600吨的压铸机来生产铝制变速箱。于是，16个小时的工作日延长为18个小时。对父亲而言，完成形状极为特殊的机器的订单关系到的不仅仅是生意，甚至失去的也不仅仅是生意。这事关尊严。“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很高的期盼，你对工作就应该有同样的期盼。”他说。7个月后，普林斯制造厂的压铸机就安装到通用公司的工厂并开始运转。
很快，父亲就开始多元化经营。普林斯制造厂逐渐发展成为普林斯公司。父亲的公司不再限于制造生产机器的机器，也开始设计自主产品。1972年，他给凯迪拉克发明了一种带照明灯和化妆镜的遮阳板——这个装置在当今随处可见，我们很难想象轿车没有这些配置的样子。普林斯接着开始给轿车设计内部仪表板——当时的仪表板杯托、可移动的扶手、数字罗盘/温度计、计算机程序控制的车库门开门器。父亲能设想出多个全新的行业去开辟。时任克莱斯勒大型车采购经理的戴维·斯威特利克有一次对《福布斯》杂志表示：“普林斯进来就说，‘你肯定会看上这种产品。’”
三大汽车制造商很乐意看到我父亲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研发工作。如果样品失败了，所有损失就由他自己承担。这样做生意也使父亲变得不屈不挠又讲究策略：公司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按时间顺序记录在他办公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他把这些错误称为“令人谦卑的礼物”。这个方法很奏效：普林斯公司成立七年之后就成为霍兰镇最大的雇主。
取得这些成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72年，一次心梗差点让父亲丧命。他当年42岁。在霍兰医院卧床的三周里，他反省了他把自己和周围的每个人逼到什么程度；他想起年仅36岁就去世的父亲；他回想起自己的坏脾气如何占了上风。
我记得在手忙脚乱地送他去医院之前，母亲和我在家发现他的那一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中午的时候躺在那儿。“就是在他躺在病床上反思如此辛劳带给他什么的时候，他重新树立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家的好友加里？L？鲍尔后来这样说，“埃德加把个人的未来和生意的未来都交给了上帝。”很快，父亲对工作的专注程度就没那么高了，陪伴我的时间也更多了。
对父亲而言，向我展示祖父母的欧洲渊源十分重要，这是对故国的情怀。我们家与荷兰–德国的渊源非常明显：我在一个名叫霍兰的镇子里长大，一些躲避家乡宗教迫害的荷兰移民1847年开始在此定居。这里有很多郁金香色彩的节日，建筑物也带有传统的荷兰风格——甚至还有一个从荷兰进口的古老风车。木屐到处可见。荷兰基督教归正会是我们镇子的中流砥柱，我母亲是归正会虔诚的信徒。
我们家族的历史和一般的世界史都很令我着迷——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部分。我收集的第一组士兵玩具是纯铅打造的——这些士兵身高5厘米，齐刷刷地成排站立在我卧室的窗台上。士兵数量多达好几百个，都被刷上了不同的颜色，与现实中的英军、法军和大陆军对应。我用从国外旅行带回来的铸模，还有父亲和我在铸铁坩埚里熔化的重达18公斤的铅，打造出了这些战士。我当时才7岁，不过我已经从父亲和他的几个也服过役的朋友那里听过一些关于军队的故事，他们令我惊叹不已。
对家庭的责任感也很重要。母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但是为人和蔼，对我尤其如此。父亲身高六英尺（约1.8米），中等身材，长着一双大手，由于在铣床工作时间太长，手都变厚了。父亲经常出差跑生意，我看到自己就像父亲当年那样逐渐成为家里的一家之主。家庭与生意交织在一起，当父亲指定母亲、姐姐和我担任不断壮大的普林斯公司的大股东时，我对生意有了些许认识。父亲主持召开家庭会议，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公司的决策。周六，他会带我走遍公司的各个工厂和办公区，教给我制造方面的知识，指出哪些做法效率太低。那里闻着到处都有股液压油的味道。他从不让我错过跟任何一个人结识的机会，从机械师到主管，我都要逐一握手，对他们的贡献表示认可。那时我才只有7岁。
在心梗之后的那些年里，父亲真的像变了一个人。家庭和健康的重要性增加了。除了横穿异国大陆开车旅行，我们还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和诺曼底。他对追求身体健康也变得十分执着——家里不再有甜甜圈——这份执着还使他为1500名员工的健康担心。
普林斯公司的主管们每周有3个下午就会聚在附近的霍兰网球俱乐部，父亲在这家俱乐部就快要破产的时候将其收购。在那个年代，别处的午餐聚会都流行豪饮三巡马提尼酒，而普林斯的高管们凑在一起，讨论的是双发失误和反手击球的赢家。后来公司在1987年建成了一大片综合建筑群，在那里还建造了篮球场和网球场。父亲也给员工提供针对重大疾病的定期筛查。
对父亲而言，生意不仅仅是赚钱，还涉及人际关系。父亲的员工们对他忠心耿耿，所以他觉得要对员工的福祉负责。他乐意看到员工随着公司的成功而过上红火的日子：有的机械师通过勤奋工作把孩子送去读大学，有的工程师能够为自己有特殊需求的子女请最好的护理。父亲从公司派出飞机，接回远在外地开会的销售人员，让他们能够及时返回家中与家人共进晚餐。办公室周日一律关门。
父亲在成功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社会的回馈。在工作之外，父亲每年捐出至少10％的收入。普林斯公司在其使命的第四条指出：“全力做好慈善捐赠事业”。我父母也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援助了霍兰镇商业区——
包括一笔100多万美元的捐赠，用于建造老年活动中心——常青家园（1985年12月时任副总统乔治？H？W？布什参观了该中心），这是全美首批专为老年人建造的活动设施之一。父母的捐赠也使砂岩大钟塔得以修复。这座钟塔自1892年起就耸立在商业区，已成为颇受当地人喜爱的地标性建筑。这种感激之情是相互的。如今，在商业区的杜鹃花公园内，顺着人行道上的青铜足印，可以来到几个唱歌的乐手和儿童雕像面前，那里有一块纪念我父亲的牌匾。“我们将永远听到您的脚步声，”
上面写道，“霍兰商业区的人们敬重您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方。”
父亲给当地的霍普学院以及加尔文学院——我母亲的母校，位于附近的大急流市——捐赠了数百万美元。两所学院都因循归正信仰而建，我父亲自从首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坚定不移地皈依了这个信仰。198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加里·鲍尔和詹姆斯·多布森成立了家庭研究会，这个公共政策团体提倡保守的价值观，颇具影响力。“我们得到了上帝的保佑，”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有责任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