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地铁涂鸦和逃票现象平息了纽约地铁里的犯罪潮，这是因为犯罪人群对环境透露的细微暗示极度敏感。我们的社会总存在这样一些不起眼的信息点，但这些点正是群体效应的引爆点。
纽约地铁里的复仇天使
1984年12月22日，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六，伯恩哈特·戈茨离开自己曼哈顿格林尼治村的寓所，走向位于十四大街和第七大道交汇处的郊区地铁站。他40来岁，身材修长，头发呈浅黄色，他戴着浅黄色边框眼镜。那天他穿了一件风衣，配一条牛仔裤。在车站，他乘上开往市中心的2号快车，挨着4个黑人青年坐了下来。当时车上已经有20个人左右，但多数人都坐在车厢的另一头，以避开那几个家伙。因为，正如后来目击者所说，他们看上去“不像正经人”、“流里流气”。然而，戈茨对这一切似乎毫无察觉。果然，刚刚上车，他们当中一个叫特洛伊·康蒂的人，就冲着戈茨开口了：“你好啊？”他当时几乎是趴在车厢的长椅上。随后他和另一个名叫巴里·艾伦的青年一同走向戈茨，向他要5美元。另一个叫詹姆斯·拉姆舍尔的家伙则以手势示意让人看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就好像那里藏了一把枪。
“你们要干什么？”戈茨问道。“给我5美元。”康蒂又说了一遍。
戈茨抬头看了看，后来他回忆说，康蒂的“眼睛放光，而且非常自得……笑得特别放肆”。不知怎么，就是那双眼睛激怒了他。戈茨的手伸向衣袋，掏出镀铬的可装5发子弹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手枪，朝着那几个家伙每人一枪。他们之中那个名叫达雷尔·卡韦的家伙，他倒在地上尖叫着，戈茨走过去对他说：“你好像没事，那就再来一枪。”说完，他开了最后一枪，子弹直入卡韦的脊髓，他由此终身残废。
混乱之中，有人拉动了紧急制动闸。所有的乘客都跑进了下一节车厢，只有两个妇女惊恐得好像被钉在了原地。“你没事儿吧？”戈茨问其中的一个，表现得彬彬有礼。她回答，没事儿。另一位妇女躺在地上，她想让戈茨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你没事儿吧？”戈茨问她，问了两遍。她点头表示没事儿。这时，列车长已经来到了现场，问戈茨是否是警察。
“不是，”戈茨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停了一会儿，他说：“他们要抢劫我。”
列车长让戈茨交出手枪，戈茨拒绝了。他从车厢的前门走出去，摘下车厢间的保险链，跳到轨道上，消失在黑暗的隧道里。
发生在纽约郊区地铁里的枪击事件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经核查，那4个黑人青年都有过犯罪记录。卡韦曾经因持枪抢劫被逮捕，康蒂被抓则是因为盗窃。他们中3个人的衣袋里都有螺丝刀，他们几乎就是所有城市居民害怕的那类恶棍的化身。而那个把他们一一击倒的神秘持枪人则像一个复仇天使。当地小报甚至称戈茨为“地铁治安员”和“死亡愿望杀手”。在听众可以拨打电话参与的广播节目里以及大街上，戈茨都被人们奉为英雄，因为那些曾在地铁里遭受过抢劫、恐吓或袭击的纽约人偷偷有过的幻想被戈茨变成了现实。
新年前夜，枪击案发生一周后，戈茨到新罕布什尔州警察局投案自首。当他被押解到纽约市时，《纽约邮报》在头版刊登了两幅照片：一幅是戈茨，他戴着手铐，低垂着头，将被拘留；一幅是那个黑人特洛伊·康蒂，他戴着眼罩，抱着两只胳膊，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刚刚出院。标题是：英雄前途难料，恶人法外逍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没有费太多周折，戈茨的攻击和谋杀未遂罪名被判不成立，宣布无罪。裁决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在戈茨的公寓楼外，喧闹的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当街庆祝集会。
《地狱篇》的交通版
戈茨案已经成为纽约历史上那段黑暗的非常时期的象征，那一时期，纽约犯罪活动盛行。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平均每年的谋杀案远超过2000起，严重犯罪活动超过600000起。地铁里的情况更是只能用“一片混乱”来形容。
在戈茨那天乘上2号地铁之前，他是在灯光昏暗的站台等车的，四周的墙壁黑暗潮湿，上面满是涂鸦。结果那天碰巧他要等的车晚点，因为在1984年纽约的交通系统几乎每天要发生一次火灾，每隔一周要出一次火车脱轨事故。警察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片表明，戈茨乘坐的车厢肮脏不堪，满地垃圾，车身、顶棚上都被反复乱涂乱画，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在1984年运输局车队里的6000辆列车上，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涂鸦。只有往来于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区间车例外。冬天，因为供暖不足，车上很冷；夏天，因为没有空调，车厢里闷热难忍。现在，2号地铁在隆隆驶向钱伯斯大街时，时速已超过40英里。而那时戈茨乘坐的列车可就没这么快了。1984年，纽约地铁系统的“拖拉费时”区多达500处。所谓“拖拉费时”区，就是由于铁轨被破坏，火车时速超过15英里就会出事故的地段。当时逃票现象非常普遍，交通局的年收入损失达1.5亿美元。每年发生在地铁系统的重大犯罪活动高达15000起—该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末可能突破20000—而且，由于存在乞丐和小痞子的骚扰现象，地铁乘客的人数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威廉·布拉顿是纽约成功打击暴力犯罪的关键人物，他在其自传中，提及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乘坐纽约地铁的情况—此前他在波士顿居住了多年，他称所目睹的一切使他震惊：
我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代币，然后想投代币时，发现旋转栅门被人故意塞住无法转动了。因为无法投币进入地铁，我们只得走侧门，该门由一个模样邋遢的人伸手把持着。他把入口处的绕杆弄坏，为的是能够站在门旁强行收取乘客的代币。与此同时，他的同伙把嘴对着投币口，正在往外吸里面的硬币，吸出的硬币上尽是他的口水。大多数人都不敢惹他们：要代币，喏，拿去吧，我有什么可在乎的？还有一些人则索性不花钱，从上边、下边、旁边或通过绕杆进入地铁。那情景简直就是但丁《地狱篇》的交通版。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整个城市都充斥着各种可怕的犯罪事件。但自那以后，突然毫无预兆地，犯罪的蔓延势头开始趋缓。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犯罪率曾达到一个高峰，自此，犯罪率急剧下降。谋杀案发生率下降了2/3，各种严重犯罪活动减少了一半。同一时期，其他城市的犯罪率也有所下降。但从暴力程度和数量来看，没有哪个地方的犯罪率比纽约市下降得更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相比，地铁上的重大犯罪事件减少了75%。1996年，戈茨第二次上法庭，这次是民事诉讼案，原告是达雷尔，新闻界这次对他的案子几乎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而戈茨本人似乎已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纽约市早已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人们很难回忆起戈茨曾经的象征意义。一个人在地铁上拔枪射杀别人，还能因此被称为英雄，这简直不可思议。
环境威力法则
必须说，把犯罪看作流行病的观点，是有一点不可思议。我们谈论“暴力的流行”或犯罪潮，但我们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相信，犯罪也遵循类似暇步士鞋或者保罗·里维尔骑马夜行这类事情的规律。那些流行潮牵涉的事情比较直接和简单，而犯罪则不同，它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犯罪”是一个用来描述极端复杂多样行为的词语。犯罪行为有着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罪犯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说一个人是罪犯，等于说他或她是邪恶的、残暴的、危险的、不安定的或者具有上述综合特点。所有这些心理状况都不是可以随便由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的，换句话说，罪犯可不是那种风一吹就跟着受感染的人。可不知为什么，在纽约市，犯罪就像是传染病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纽约市并没有经历人口迁移。没有人走上街头成功教育那些原本可能成为罪犯的青少年，心理不健全、有犯罪倾向的人依旧那么多，但不知什么原因，千百万人突然停止了犯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案在于流行潮的第三个法则：环境威力法则。个别人物法则关注的是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关键人物。《芝麻街》和《蓝狗线索》那一章讨论了附着力因素的问题，附着力因素法则认为要想发起流行潮，传播的信息必须令人难以忘怀。在那一章里，我们谈到了那些信息传播者，也谈到了能成功传播出去的信息所应具备的特点。本章的主题“环境威力法则”与前两章同样重要。流行潮同其发生的条件、时间、地点等密切相关。在巴尔的摩，梅毒在夏天比冬天传染得厉害；暇步士品牌的流行是因为东村几个前卫青年穿着它，这种环境促使人们以一种新视角来看待这款休闲鞋；甚至可以说，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行之所以成功，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因为这发生在夜里。晚上，人们往往在家睡觉，而不是在外忙碌或在田里劳作，因此要找到他们就容易得多。而且，如果有人在夜里把我们叫醒，我们自然会理解为发生了紧急的事情。你尽可以想象，如果“保罗·里维尔在下午骑马报信”会是什么结果。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环境威力法则的意义在于我们对于环境的改变不只是敏感，而且是极度敏感。那种可以使流行趋势减缓的环境因素的改变，与我们通常所料想的非常不同。
罪行也可传染
20世纪90年代，整个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呈下降趋势，其中的一些原因相当明显：强效可卡因的非法交易开始减少，而毒品交易曾经引发帮派和毒贩子的大量暴力冲突；国内经济奇迹般的复苏，使得许多可能会犯罪的人有了合法的工作；人口的普遍老龄化意味着处于暴力犯罪多发的年龄段—18岁至24岁—的男性减少了。然而，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当纽约市的犯罪率呈下降势头时，经济并没有开始恢复，仍然处在萧条时期。事实上，纽约市最贫穷的社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备受福利削减之苦；强效可卡因交易的减少显然是因素之一，但必须再次强调，早在犯罪率降低之前，强效可卡因交易量就已经在不断下降了；至于说人口的老龄化，由于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移民的大批涌入，该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人口不仅没有老龄化，反而更年轻化了。不管怎样，这些因素都是长时期才能发生的变化，因而效果应该是逐渐显示出来的。而在纽约市，犯罪率的下降绝不是渐进的。很明显，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中最有意思的是“破窗理论”（BrokenWindowsTheory）。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犯罪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克林。威尔逊和克林认为，犯罪是秩序混乱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了，过了很久也没有人来把它修好，行人就会以此推断，这是个没人关心，没人管理的地方。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然后无政府主义就开始从这幢楼向相邻的街道蔓延。他们在相关著作中写道，在一座城市，类似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秩序混乱，强行乞讨这些较小的问题，都和“破窗”效应一样，容易引起更严重的犯罪：
强盗和劫匪—不管是即兴作案的还是职业惯犯—都相信，如果他们选择在居民们普遍惧怕犯罪分子的街道来作案，那他们就不容易被捉住，甚至不会被认出来。如果一个社区无法制止乞丐对过路人的骚扰，小偷就会据此推断，这里不太可能有警察来防止潜在的劫犯，或者当真的有罪犯行凶或抢劫时，也不会有警察来干预。
这就是犯罪流行潮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可以传染的，就像时尚潮流一样，它可以由一扇破碎玻璃窗蔓延到整个社会。不过，这种流行潮的引爆点不是某个人—不是像洛伊丝·韦斯伯格这样的联系员或像马克·阿尔珀特一样的内行，而是某些物质—如公共场所的涂鸦。这么说，促使人们发生某种行为的推动力不是来自某类人，而是来自其所处环境的某个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林受聘担任纽约交通局顾问时，他敦促交通局用“破窗理论”指导实践。他们听取了这项建议，聘请戴维·冈恩为新任地铁总监，来监督投资数百亿美元的地铁重建项目。当时有许多人建议冈恩把整治重点放在犯罪活动和地铁质量等大问题上，不必理会地铁站里那些乱涂乱画现象，这些建议听上去似乎颇有道理。毕竟，在整个地铁系统濒临崩溃的严峻时刻去考虑乱涂乱画问题，这看起来简直像泰坦尼克号驶向冰山时还要擦甲板一样毫无意义。但是冈恩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乱涂乱画现象恰好象征着要垮掉的系统，如果想要重整民心和士气，我们必须打赢整治涂鸦现象这一仗。否则，所有的管理改革和物质环境的改变都不可能奏效。我们将要使用价值千万元的地铁列车，如果我们不能够想出办法来保护这些设施，它们运行一天以后就会再次被毁掉。”
冈恩建立了新的管理组织结构，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完成任务的时间表，决心一条条线路、一列列火车地清理整顿。他从连接昆斯区和曼哈顿中心区的第7号列车入手，而且开始试用新的清除油漆技术。对以不锈钢为材料的车厢使用了溶剂；给车厢喷漆时，用新漆覆盖上面的脏乱图画。冈恩定了一条规矩：一旦车厢经过改造成为新车，就不允许它再遭毁坏。他说：“我们对此很执着。”在布朗克斯区内的1号线路的终点，即列车转弯返回曼哈顿的地方，冈恩设置了一个清洗站。凡是车上有脏乱涂画的列车都要开进去，在掉头前必须清洗干净，否则该列车就暂停运行。未经清洗的“脏”车不能同“干净”车混在一起，这种做法为的就是向那些破坏者们毫不含糊地表明决心。
“我们在哈莱姆第135大街有一个可供夜间停车的院子，”冈恩说，“孩子们常常会在晚上过来把车子外部刷白。第二个晚上，等油漆干了，他们再来把图案的轮廓画上去。第三个晚上，他们又来把颜色填进去。全部工作需要三天完成。我们知道孩子会选择脏车来涂鸦，我们等着他们完成自己的列车壁画作品，然后把他们的作品涂盖上。孩子们会因此难过得流泪，但我们毫不留情。因为我们想让他们明白，你们不是想花三个晚上来涂抹一列列车吗？好啊。不过，你们的作品永远不可能被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