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麦迪逊大街的黄金时代，那时大家认为，一则60秒钟的电视广告如果能成功把麦片早餐卖给4岁儿童，那就也能成功把26个英文字母卖给他。事实上，吉姆·亨森和木偶对节目主创人员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亨森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地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节目中的许多著名木偶都是为一些广告创作的：大鸟实际上是由亨森为拉超依公司制作商业广告而创造的七爪龙形象修改而成的；饼干怪（CookieMonster）原型是为福利托·雷公司创造的一个商品推销员形象；格鲁弗（Grover）是为促销IBM的产品而创造的。（亨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制作的木偶广告都极为有趣，但却有一种隐晦且急于求成的感觉，这在他《芝麻街》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山姆·吉本是早期《芝麻街》节目的制作人之一，他说：“我认为在商业广告片里最重要的形式特征不是展示某样产品，而是在销售一个理念。把《芝麻街》分解成许多小情节，并且达到教育（如教一个字母）的目的，这种想法主要来源于商业广告的策略。”
但是，这种从商业理念而来的教育办法真的可行吗？丹尼尔·安德森说，新的研究表明儿童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喜欢广告，因为广告“不是讲故事，而故事对孩子们的重要性特别明显”。原先的《芝麻街》是非叙事性的：按照策划，它是个草图集，且每份草图之间相互没有关联。安德森说：“影响《芝麻街》早期创作工作的不仅仅是广告，还有当时的理论界。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学前儿童跟不上过长的叙述内容。”然而，这种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被推翻了，3岁、4岁以及5岁的儿童可能跟不上复杂的情节，且可能会忽略次要情节，但心理学家们现在认为，叙述的形式对这些儿童非常重要。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Bruner）说：“这是孩子们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的唯一方法。他们没有能力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事物，所以他们把各种现象都看成是故事。他们如果想弄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就会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下一步思考。他们如果听不懂别人的解说，就不可能记住，也就不可能仔细去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布鲁纳参与了一个有趣的研究项目“童床解说”（NarrativesfromtheCrib），该研究项目对改变很多儿童专家的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该项目以一个名叫埃米莉的两岁女童为中心，女童来自纽黑文市，其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注意到，女儿在晚上入睡前会自言自语。出于好奇，他们把一个微型录音机放在女儿的童床上，每周放几次，在之后的15个月里，他们录下了把埃米莉抱上床时他们与埃米莉的对话，也录下了她入睡前的自言自语，一共录了122次。然后，哈佛大学的一组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组长凯瑟琳·纳尔逊的带领下，对这些录音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埃米莉的自言自语比她与父母对话的水平更高。讨论埃米莉磁带的研究小组里有一个成员叫卡罗·弗莱舍·费尔德曼，她后来写道：
总的来说，她的自言自语（同她与大人的对话相比）既丰富又复杂，这使得所有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发展的学生开始怀疑，迄今为止，有关文献给我们勾勒出的语言习得过程，是否充分体现了儿童习得语言的真正模式。每次灯一熄，父母离开她的房间后，埃米莉就表现出了惊人的语言掌握水平，我们从她的（日常）讲话来看绝对发现不了这一点。
费尔德曼在这里指的是埃米莉的词汇、语法以及更重要的东西—她独白的语言结构。她在编造故事，组织语言，讲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有时候，用语言学家的话说，这些故事是顺时叙述。她还会编造故事，把事件、活动以及感受都放入一个句子中，这个过程对于儿童的智力开发至关重要。下面是埃米莉在录音第32个月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我摘录了一大段，目的是要强调儿童独处时其语言能力是何等之高：
明天我们从床上醒来，先是我，然后爸爸和妈妈，你，吃早饭，就像我们平常那样吃早饭。然后，我们要去玩，然后爸爸马上会来，卡尔会来玩，然后我们玩一会儿。然后埃米莉和卡尔都要跟着一个人下去坐车，我们坐车去幼儿园（放低了声音），然后当我们到达那里，我们都要下车，进幼儿园，爸爸会吻我们的，然后就去上班，我们就在幼儿园里玩。这难道不有趣吗？因为有时候我去幼儿园，是因为那是幼儿园的上班日。有时候整个星期我都和坦特待在一起。有时候我们玩过家家游戏。但是，通常，有时候，我，嗯，噢，上幼儿园。但是，今天我要早上去幼儿园。早上，爸爸在，通常我们会像往常一样吃早餐，然后我们就……然后我们就……就玩。然后我们，然后门铃就响了，卡尔就进来了，然后卡尔，然后我们都去玩，然后……埃米莉正在描述她某个星期五的日常活动。但这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星期五，这在她看来是一个理想的星期五，一个假定的星期五。在这一天里，她想发生的一切都能发生。正如布鲁纳和琼·鲁卡里罗在评论这段磁带时所写的：
她对强调部分使用了重音，把关键词拖长发音，还用了一种“场景重演”的方法，使大家去回忆如同我们看过的真实电影的一幕（叙述她的朋友卡尔进门），就好像在强调，她对一切“了如指掌”，所以她的独白富有节奏感，很像唱歌时的节奏。在自言自语的过程中，她甚至还能自如地对日常事物做出诙谐的评价—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
这一切都说明了叙述的重要性，看到这些证据，我们不得不惊叹《芝麻街》的成功。它避开了深入儿童内心的最重要的方法，虽然针对成年人的玩笑冲淡了其对学龄前儿童的吸引力。但不管怎么说，它成功了。凭借《芝麻街》请来的天才，凭借其聪明的剧本创作和木偶的热情与魅力，该节目克服了此类节目可能面临的巨大障碍。而这也助我们轻松地掌握了在创作新的儿童电视节目时使之比《芝麻街》更具附着力的方法。那就是把电视剧制作得毫不夸张，没有任何文字游戏，没有那些使学龄前儿童困惑不解的喜剧场面。我们要教育儿童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即以故事的形式来思考事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制作《蓝狗线索》这样的儿童电视节目。
更具附着力的《蓝狗线索》
《蓝狗线索》中每个故事的结构都相同。主持人史蒂夫会给观众一个与卡通狗有关的谜，其中一个谜就是要求观众猜出蓝狗最喜欢的故事。在另一个故事里，主持人要求大家猜出蓝狗最喜欢的食物。为了帮助观众揭开谜底，蓝狗会给大家留下一系列线索，这些都是留有她脚印的东西。在线索与线索之间，史蒂夫会与观众做一系列游戏，其实都是些要动脑筋的小游戏，这些小游戏的主题都与他开始给观众出的谜有关。比如，在关于“蓝狗最喜欢的故事”之谜中，其中一个小游戏涉及史蒂夫和蓝狗以及三只熊坐在一起的情形，三只熊的粥碗混放在一起，要求观众帮忙把小碗、中碗、大碗分别与熊妈妈、熊爸爸、熊宝宝相搭配。随着故事的展开，史蒂夫和蓝狗从一个动画场景进入另一个动画场景，从起居室进入花园，再进入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穿过一些神奇的门，把观众带上发现之旅，故事结束时，史蒂夫又回到了起居室。这里是每个故事达到高潮的地方，史蒂夫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思考，这把椅子在《蓝狗线索》中被称作“思考椅”。他对蓝狗的三条线索思前想后，试图揭开谜底。
很显然，这与《芝麻街》风格迥异。但是，虽然《蓝狗线索》的主创人员们在结构上背离了《芝麻街》的做法，他们还是借用了《芝麻街》中那些他们认为效果不错的方法。他们采用了那些具有附着力的成分，并设法使之更具附着力。首先借用的思想是：孩子们越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所观看的故事中，他们对其内容就越是记忆犹新。
在《蓝狗线索》的策划过程中，丹尼尔·安德森与尼克顿进行过合作。丹尼尔说：“我已经注意到，《芝麻街》中的有些片段引起了孩子们与节目之间的许多互动，实际上是这些片子要求孩子们这样做的。深深印入我脑海中的画面是，当克米特对着屏幕用手指画了一个动画字母时，我看到孩子们也跟着他一起用手指画字母。偶尔，当《芝麻街》里的人物提问题时，我能听到孩子们在高声回答。但《芝麻街》并没有采纳这一思路，也没有把它贯彻下去。虽然知道孩子们有时候会这么做，但是，他们从没努力构思一个以此为中心的故事。在《蓝狗线索》播出之前，尼克顿曾要求一些孩子参与到节目里，瞧，有许多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创作人员就把这些思想结合在一起，即孩子们在观看电视时喜欢保持头脑灵活，并且如果给孩子们机会，他们就会表现得非常活跃，这些观点构成了创作《蓝狗线索》的思想理念。”
因此，史蒂夫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屏幕上的谈话。当他邀请观众帮忙时，他就总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节目上常常能看到他脸部的特写镜头，就好像他和观众们在同一个房间。他每问一个问题，都要停顿一下，但这不是普通的停顿，这是学前儿童说话常有的停顿，这比成人等候回答所需要的时间慢几拍。最后，摄影棚里那些幕后观众会把答案大声喊出来。而且待在家里观看电视的孩子也有机会把自己的答案喊出来。有时候，史蒂夫保持沉默，他找不到明显的线索时，就会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摄像机。这里的思路是一样的：让儿童电视观众开口，让他们积极参与。如果你与一群孩子一起观看《蓝狗线索》，你就会发现这一策略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就像是一群执着观看棒球比赛的美国佬。
《蓝狗线索》从《芝麻街》中汲取的第二个想法是使用重复手段。儿童电视节目制作中心的先行者们对此非常着迷。1969年帕尔默和莱塞把“五名飞行员的故事”带到了费城。里面有一段1分钟的片段，是关于“女巫万达”（WandatheWitch）的，其中w音出现了许多遍—“在华盛顿严冬的寒风中，女巫万达戴着假发”（WandatheWitchworeawiginthewindywinterinWashington），等等。莱塞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句话能重复多少次，星期一重复了三次，星期二重复了三次，星期三重复了三次，星期四没再提到这句话，星期五节目结束时又把它插进去了。在星期三片子即将播映结束时，一些孩子不再跟着念‘女巫万达’了。但是当星期五女巫万达又回来时，他们拍手跳跃。孩子们对文字重复的感觉先是达到了饱和状态，但最后又开始留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