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起大规模的流行潮，首先要发起许多小规模的流行潮。无论是畅销书的朗诵会，还是企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发起小规模流行的团队最有效的人数不能超过150人。
意外畅销的小说
1996年，丽贝卡·韦尔斯（RebeccaWells）出版了《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DivineSecretsoftheYa—YaSisterhood）一书。她做过演员，还是一位剧作家。这本书的面市算不上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韦尔斯在此之前还写过一本书，名叫《处处祭坛》（LittleAltarsEverywhere），曾在她的家乡西雅图掀起一阵小小的偶像热。但她毕竟不是丹妮尔·斯蒂尔或者玛丽·希金斯·克拉克？。书出版后不久，她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郡举办了一个朗诵会。当时听众一共7个人。朗诵当中，她不时胡乱地评论一通，赞扬的话居多。结果，她的书（仅精装本）就售出多达15000册。
一年以后，《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出了简装本，第一次印刷的18000册在面市的第一个月就出售一空，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到了初夏，其简装本的销售量已达30000册。韦尔斯和她的编辑都开始意识到，奇特而美妙的事情将要发生了。“我在书上签名，一群一群的妇女聚拢过来，六七个人聚在一起，然后她们让我随便在书的哪个地方签名，一签就是3本到10本。”韦尔斯后来回忆道。韦尔斯的编辑黛安娜·雷韦朗去找公司的营销人员，说该是开展广告活动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在《纽约客》杂志的目录页买下一整块版面做广告。结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该书销量翻了一番，达到60000册。在国内巡回举办朗诵会时，韦尔斯注意到听众的人员结构在发生变化。“首先，我开始发现母亲们和女儿们来了。女儿么，都是40岁出头或将近40岁的年纪；妈妈们呢，则是在”二战“期间读中学的那一代人。然后，是三代人一起来，20多岁的人也来了。再后来呢，这真让我高兴，十几岁的孩子和五年级的学生也来了，虽然这是在很久之后了。”
《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那时还没有被列为畅销书，直到1998年2月，经过48次印刷，突破250万册时，该书才登上排行榜。如果有重要的妇女杂志刊登文章介绍该书，或只要该书得以在电视节目中亮相，韦尔斯就能成为名人，然而，全国的媒体还没有开始关注。但是，由于口碑相传，她的书已经开始流行了。“对我来说，转折点可能是发生在加州北部，在平装本上市后的那个冬天。”韦尔斯说，“那次的朗诵会一下子来了780多人。”
《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为什么会风靡起来？回想起来，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书的内容本身写得非常优美感人，描写的又是友情和母女之间的感情。它娓娓道来，让读者手不释卷。还有一个原因—韦尔斯本身是个演员，她在全国各地的朗诵会上，与其说是朗读，不如说是在表演，她用高超的技巧扮演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韦尔斯简直是一流的推销员。然而，这里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它与流行潮的最后一条法则相关。该作品的成功是对环境威力法则的肯定，更具体地说，它证明了某一特定因素举足轻重的作用，即某一群体在社会流行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有效的团体
从某种程度上看，其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去电影院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某个电影好不好，从涌入电影院的观众的数量可以窥见一斑：无论是喜剧片还是惊险片，都只有在人流如潮的电影院中才显得更具戏剧意味、更激动人心。心理学家的说法与此非常相似：如果让人们在人群中做出推理或决定，他们得到的结论与他们独处时给出的回答截然不同。一旦我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都容易感受到来自身边众人的压力、社会规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影响，正是这些至关重要的种种影响裹挟着我们加入到某个潮流中去。
你是否曾经思考过宗教运动是如何兴起的。通常我们认为那是像使徒保罗、比利·格雷厄姆、杨百翰等传教士的超凡魅力影响的结果，但其实任何新兴意识形态的传播都要借助于群体力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卫理派教会运动在英国和北美方兴未艾，19世纪80年代的五六年时间里，卫理教会的信徒人数从22000猛增到90000。但是，卫理教的创始人，约翰·韦斯利根本算不上他那个时代最具魅力的牧师。这项荣誉应属于乔治·惠特菲尔德，他是个颇具魅力的演说家，据说，他曾经施展口才让本杰明·富兰克林捐款5英镑，而众所周知，富兰克林是从不去教堂的。韦斯利也不是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之类的伟大神学家，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其组织能力。韦斯利在英国和北美到处演讲，在露天场所向成千上万人布道，但是，他不仅仅布道，他还在每个小镇停留一段时间，把那些最热心积极的信徒组织成宗教团体，再把这些团体细分成20人左右的班组，要求皈依者们每周集会并且严格遵守行为准则。如果有人没能遵守卫理教的准则，就将被驱逐出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代表一定意义的宗教小组。
韦斯利的一生都不停地穿梭于各个宗教小组之间，他每年要骑马走过4000英里的路程，各处宣讲，加强卫理教的宗教信条。他是一流的联络员，他就像了不起的保罗·里维尔。不同的是，他的情况不是一个人与其他许多人建立起联系，而是一个人与许多小组建立起联系，这看起来区别不大，但却很重要。韦斯利懂得，要想使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要让这种变化能够持续存在，并成为更多人效仿的榜样，就必须建立一个社会团体或组织，在这个团体或组织里人们可以互相交流、实践或培养自己的这些信念。
我想，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能够风靡起来的原因。这本书第一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是在北加州独立书商的排行榜上。北加州，如韦尔斯所说，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有七八百人参加了她的朗诵会。这本书开始流行正是在那儿。为什么会这样？雷韦朗认为，旧金山地区是全国读书小组文化最浓厚的地区之一，而从一开始，出版商就把《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定位在“读书小组阅读书目”中，宣传这是一部情感细腻，情节随着人物发展，多层面揭示情感问题的小说，它引人深思，有讨论价值。于是，许多读书小组蜂拥购买。前去参加韦尔斯小说朗诵会的妇女大多是这种读书小组的成员，她们不仅帮家人和朋友代买该书，还为小组的其他成员代买。由于读书小组不断阅读讨论该书，它因而变得更加令人难忘。毕竟，你和好朋友一起阅读、讨论过的书籍，你当然记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它成了一种社交体验、谈话主题。
《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根植于“读书小组”这样一种文化，这促成了后来更广泛的口头传播直至最后的流行。
韦尔斯说，在朗诵会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听众中有人告诉她：“我们在同一个读书小组里已经两年了，但在我们读了你的书之后，我们发生了些变化。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是朋友了。因为有人告诉我，他们开始一起去海滨或者在各个成员的家中聚会。”妇女们开始按照书中描写的那样组成自己的姐妹团体，还把她们的合照拿来让韦尔斯签名。韦斯利的卫理教在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形成燎原之势，也是因为他不停地穿梭于各个宗教小组之间，这样每个小组都能接受到他的信息，并能让信息得以强化。《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的流行过程与此非常相似，从一个读书小组到另一个读书小组，从一个姐妹组织到另一个姐妹组织，从一个小说朗诵会到另一个小说朗诵会—有一年的时间韦尔斯停下所有工作，在全国各地做此类活动。
《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一书和约翰·韦斯利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思想或观念的传播可以通过无数小型的、组织严密的群体来实现。但要得出这一结论，仍有几个问题尚待回答。比如，“群体”这个词，可以被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群体：从一支篮球队到卡车司机工会，从一对度假的夫妻到共和党。如果我们想要发起什么潮流，要达到可以流行的程度，什么规模的“群体”才最有效呢？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来区分哪个群体能够成为社会上真正的权威群体，哪个群体不可能有多大影响力呢？事实证明，办法是有的，那就是“150法则”。而且，这是个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例证，绝妙地证明了环境在社会流行潮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50法则
认知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作“通道容量”（channelcapacity），是指我们的大脑在接受某些信息时所具有的记忆空间。假设我随意地给你弹奏几个不同的音调，让你用数字辨别出来。如果是特别低的调，你用1来表示；如果是中调，你用2来表示；高的就用3表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来辨别越来越多的不同音调。那些能够完美把握音高的人可以不停地做下去，你给他们弹奏几十个不同的音调，他们也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来。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游戏就难多了。多数人把音调分出6个档之后就要出错了，他们会把高低不同的调划分到相同的一档里。这类实验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如果我弹奏5个非常高的调子，你有可能分得清；如果是5个非常低的调子，你仍有可能分得清。但你想想看，如果把这些高高低低的调子同时弹给你听，你会认为你能把它们分成10档吗？多数人都做不到，人们仍然会习惯性地把它们归成6档。
这样一种自然的局限性会在许多简单的实验中反复出现。再比如，如果我让你喝20杯冰茶，每一杯里都放了不同分量的糖，让你根据甜味来分档。一般人也就能区分六七杯的甜度，然后就开始出错了。或者，我在你面前的屏幕上非常快速地闪动圆点，然后让你数清你看到了多少个，一般人能够准确看清的最多也就7个，剩下的就只好靠猜了。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他著名的《神奇的数字7》（TheMagicalNumberSeven）一书中这样总结道：“或许是后天学来的，或许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结构决定的，我们似乎生来就受到某种局限，它使我们的通道容量保持在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内。”这就是电话号码只有7位数的缘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记忆的乔纳森·科恩说：“贝尔电话公司想让一个号码里尽量多包含一些数字，因为这样电话的产量才能有保障，但是数字又不能太多，否则人们记不住。”如果电话号码达到8位数甚至9位数，就会超过人们的通道容量：就是说，会出现更多记错的号码。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大脑一次只能加工这么多信息，超过了某个界限，大脑就无能为力了。我在这里描述的是智力容量—我们加工信息的能力。但是，如果思考一下，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还存在一个情感容量。
比如，花点时间，想想你认识的人之中，哪些人的死真正让你感到被击垮了，列出一个名单。你写出来的名字很可能是12个左右，这是做过该调查的人列出数目的平均数。心理学家把名单中的人叫作“我们的同情群体”（oursympathygroup）。为什么这个群体不能再大点儿？部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仔细看看你的同情名单上的那些人名，你就会意识到他们都是你平日里投入关注最多的人—或者电话联系，或者天天见面，或者思念和牵挂。如果你的名单比这个长一倍，比方说有30个名字，那么你花在每个人身上时间和精力肯定也要减半，这样你还会觉得跟他们每个人都那么亲近吗？恐怕就不会了。做某人最好的朋友对你投入的时间的要求可以很少，但你要付出许多感情，对一个人深切的关心可能让人心力交瘁。在介于10人和15人之间的某一点，我们就会感到难以承受，正如出现太多的调子我们就无法区分了。我们大脑的构成方式决定了我们可以具有的功能。进化论生物学家S·L·沃什伯恩曾经写道：
人类的进化大多发生在农业出现以前，那时人们的活动常常以很小的群体为单位，人们基本上彼此相识。因此，人在生理上进化出了一种能适应环境的机制，尽管过去那种环境到现在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人们渐渐对个别一些人、短距离范围以及某些时间段感觉强烈，而这一切对于今天人们的生活仍然非常重要。
然而，也许最有趣的自然极限还是我们所称的“社会通道容量”。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对此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邓巴从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入手。在所有的动物中，灵长类动物—包括猴子、黑猩猩、狒狒和人类—大脑的容量最大。更重要的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叫作“新皮质”的那个部分—按哺乳类动物的标准衡量—是相当大的，正是大脑的这一区域主管复杂思维和推理。
多年来，关于新皮质部分为何会负责思维和推理这一问题，科学家们争论不休。一种理论认为，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进化了，是因为灵长类祖先很早就开始了较为复杂的食物采集活动：并非只是简单地吃青草、树叶，而是开始采集水果，而这需要较强的思考能力。因为它们要找到果子必须走得更远，这样其头脑中便逐渐形成了地图，它们还需要考虑果子成熟的时间，为了吃到果肉还要懂得削皮等等。该理论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据此把脑的大小和灵长类的饮食特点对应起来。有些灵长类动物食草，但是它们的大脑比吃果子的同类动物的大脑还大；同样，有的动物需要走很远觅食，可是其大脑皮层部分却比较小，而待在家里等吃的动物其大脑却反而比较大，所以食物理论说不通。那么究竟什么与大脑的大小相关呢？邓巴认为，是动物生活群体的大小。如果你去观察灵长类的任何一个种类，如任意一种猴、猿，就会发现，它们生活所属的群体越大，它们平均的大脑新皮质层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