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雕像正全神贯注地翻看左手里那本厚重的金属书，这座雕像正对着他出生时那间简陋房子。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鹿特丹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是谁，也不明白他何以让人们用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缅怀。老海恩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他与大多数在我出生前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先辈们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他们只知道这位俗称简·拉斯默斯的人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但是他们并不清楚他究竟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让他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鹿特丹人并不习惯把对英雄的崇拜与花费大笔公共基金联系起来）他们只是模糊地觉得他应该是在那场伟大的反西班牙独立战争中名不见传的英雄。不过，那场历时80年且从无休止的战争产生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英雄人物。如此一来，人们就很容易遗忘或混淆他们（这位穿着下垂长袍的铁质雕像的主人公正是如此）。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他可能是牧师，是那场宗教改革的领导者之一。这可能与他手中所拿的那本厚书有关，毫无疑问，那正是一本《圣经》。正是这本书让我浮想联翩。据说，每当简·拉斯默斯听到正点的钟声敲响时，他就会把书向后翻开一页。因此，每天早上我都恳求老海恩让我在这位安静的朋友面前等上一会儿，等到老圣劳伦斯教堂敲响9点整的钟声，这样我就可以亲眼目睹那个一直渴望看到的翻书画面。但是，那时的荷兰学校却要求9点时，我应当端坐在教室里，所以我从未看到那神奇的翻书一幕。对于这一幕的真实性我坚信不已，就如同我坚信圣尼古拉斯的存在一样。
没过几年，我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伊拉斯谟真的会在听到钟声响起时翻书，但是因为他只是铁质雕像而不是普通人的血肉之躯，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听到整点钟声的响起。
所以伊拉斯谟在我5岁时就跟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那时他已经与世长辞350年之久了，而这只是个开始。
学校从来没有介绍过他的相关知识。这很正常呀。孩子们都崇拜英雄，而伊拉斯谟并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当他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着死的考验时他会怎么做，这一点我们并不知晓。也许，他会像他的朋友托马斯·莫尔和约翰·费舍尔一样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会以同样的坚韧刚毅走向断头台。他也清楚地知道可以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正直的道德形象。但是他首先是一位艺术家，因此出于本能，可以立即断定怎样才能保持自己作为中立者的立场。他很少会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达自己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
他意识到立场的动摇不定、模糊不清也能在精神领域占据优势，这样，就不用一定要判断究竟是绝对的正确还是绝对的错误。最终他成为中间路线最理想的追随者。当然，他永远不可能获得与路德或加尔文同等的声望，后者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拒绝一切诱惑，决不会动摇自己的选择，也不会做一丁点儿让步。
在我们这样的国度，不管是男女老幼，还是那些驯养或野生的动物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也花费毕生精力去对抗一切真实的或假想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伊拉斯谟柔顺而韧性的矛盾个性就不太招人喜欢了。
在我年少时，那场始于300年前发生在知识渊博的神学博士与马丁·路德和约安涅斯·加尔文之间的辩论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甚至还延续了曾经的激烈状况。社会阶层中那些更为开明的人士几乎个个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最坚定的追随者。但是，那些“普通民众”仍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自我封闭世界里，仍然忙于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话题无非是些深奥难懂的诅咒或是相当幼稚的预言诸如此类的。
但是伊拉斯谟始终不愿意在这种争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他认为这些精神层面的争论，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由人类理性的意愿来解决。这样，与其他有名气的同城人相比，他受到的尊重最少。在小学里只是简单提及了他在文学作品方面的卓越才华。但是，在10岁孩子的心目中，“文学作品”是那么地乏善可陈。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对这位中世纪最伟大的古典主义学者、文艺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无法提起任何兴趣，当然对他也缺乏想象力。我们对他的兴趣仅止步于，哦，既然人们为他树立了这个雕像，那么他应该有些水平吧！直到15岁那年，我才真正走进他的世界。那时，主要是通过我那位勤学好问的舅舅慢慢了解他。我的舅舅是几乎完全灭绝的“文艺复兴人”最完美的代表，在我最容易受影响的岁月里他是我心灵和才智发展的重要启蒙者。
就职业而言，我的舅舅是位内科医生。在爱好方面，他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有一定造诣的画家、极具天赋的语言学家、博览群书的阅读者，同时他还极具教养，很风趣。他对一切事物都怀有极大好奇心，甚至连最遥不可及的人种问题他都不放过。如此一来，他耗尽了太多的心力和精力，最终凄惨地在完全混沌的黑暗中懵懂地度过晚年。
就是那场伟大的战争把他在清醒状态时执着坚守的行为准则摧毁殆尽（他的睡眠一向比较浅），这可能也导致了他的早衰。但是，处于意气风发时期的他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不啻为上帝赐给的礼物。特别是这个小男孩每天早上必须费力地记住拉丁和希腊语法，其实他自己很想读读维吉尔和荷马的诗句。这个小男孩对那些不规则语法缺乏兴趣，但它们又是如此重要，老师每次都要掏出那本暗淡的小本子记下那些可怕的分数，而这些分数决定着能不能升级。
由于沿袭了居住在北海岸周围低地国家人们普遍的固执和笨拙，我在学习上相当吃力。因此，当老师们竭尽全力想把我引向积极进步时，年少无知而又傲慢自大的我却总往相反方向滑落，所以我在无奈中度过了长达6年的痛苦岁月。对于一个把教育看得与宗教几乎同等重要的国家来说，我注定成为这种群体教育的失败案例。但是，我将继续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行，一切是非功过还是由后人去评说吧。
在我那段令人沮丧的童年岁月里，唯一值得期待和让人快乐的日子当数每个周六和周日了。每到那时，我就离开捷尔这座城市（这里靠近伊拉斯谟经历相似命运的地方），远离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活，摆脱那些没有完成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练习，快乐而无牵挂地来到海牙。在那里，我完全沉醉在舅舅的书籍和画册中，偶尔还可以从那些已经永远闭上的嘴巴里获得只言片语的消息。
19世纪90年代的人通常都会对16世纪初期的人有着无形的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这点在伊拉斯谟身上更是明显。舅舅的个人收藏室里几乎容纳了他所有的作品。在收藏书本被视为非法勾当之前的那段快乐日子，收藏原版卖点小钱是合法的。于是就有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我们那座城市里许多著名人士的雕刻和画像。在公众的心目中，伊拉斯谟一生中差不多有40年被视为现代的电影明星，他也是16世纪前叶有着最多画像的人物。
三位与他同时代最著名的画家曾经多次为他作画。霍尔拜因、丢勒和昆廷麦希认真地为他画了许多优秀的肖像作品。这样就有了大量的画作、铁像和铜像向我们展示伊拉斯谟工作之余的消遣画面。
如此充分的图像素材（现代学者喜爱这么说）并不能说明伊拉斯谟就是爱慕虚荣。据我们所知，这些图像没有一个是能为他锦上添花的。他所有的画像几乎都是这个世上最好的。据说托马斯·莫尔先生曾经订购过那个所谓“巴黎的霍尔拜因”。另一幅曾经被博尼费斯·阿梅巴赫收藏，他是伊拉斯谟的遗嘱执行人（在遗嘱中，伊拉斯谟把自己绝大多数且数额可观的财富用在为前途似锦的年轻男子设立奖学金，还为忠贞的年轻女子设立了嫁妆基金），第三幅（那个非常著名的长鼻子）是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作的。而我最喜欢的一幅是1523年霍尔拜因所绘制的，这幅肖像画向人们展示了伊拉斯谟50多岁时的形象，那是他离开人世的12年前。他看上去很憔悴，头发（如果还有的话）已经变得灰白，那件厚厚的皮外套看起来丝毫不能帮助他抵御刺骨的寒冷（同时其他大大小小的疾病也加深了他的寒冷感）。正是饱受这些困扰，他患上了世间最严重的忧郁症。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放在一本书上。那本书上印着两个单词，它们是希腊文，出自他的文集《谎言》，或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寓言故事。
很少有人像这位孜孜不倦的荷兰人那样做过如此大量繁重的工作，他甚至想赤手空拳地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世界，使它变得和谐有序，其乐融融，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互相宽容，而不是相互仇视。但是很遗憾，他与每一位有着创新思想的先行者一样注定以失败告终。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理想信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与同样出生于低地国家且具有求知精神的、令人尊重的名人巴鲁赫·德·斯宾诺莎一样，伊拉斯谟也提出了一些观点，认为在西方世界里压迫已经不复存在，高压政治也最终会被消除。毋庸置疑，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在劳苦大众中并不怎么受欢迎。他们自己也要负点责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满是“贵族气派”。作为“文学作品协会”里举足轻重的成员，他们觉得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去承担领导者一职，而且他们必须做到“最好”，哪怕是“第二好”也意味着辜负了那些虔诚的追随者。他们从不会为自己做任何打算。他们认为（就像先于他们的孔子和柏拉图一样）只要真正达到“劳心者劳人，劳力者劳于人”，那么教皇、君主和皇族（他们是真正的掌权者）就会相信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光明”，就会尽最大努力用道德、正义和共同富裕来正面引导民众。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繁荣昌盛，人们生活也能安居乐业。
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生活呀！到那时，我们这个曾经饱受灾难的星球就会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其乐融融状态。在伊拉斯谟去世两个半世纪后，也是斯宾诺莎去世100年后，这两位荷兰预言者的伟大追随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最终切实地把这些信念融入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但是，我们现在却越来越远离这个目标，在我们眼皮底下酝酿的大屠杀使那些幸存者无奈地以情感替代理性，以偏见替代公正。如果鹿特丹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雕像不是被人类精神敌人的怒火所摧毁，那么可能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都会立有他的纪念碑。如果那样，他的思想会成为每个国家法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我不想再探究伊拉斯谟究竟是出生于哪一年，他自己对此也根本毫不在意。可能是1466年或1465年，也可能是1467年吧。他是10月28日出生的，但具体是哪一年可能是永久的秘密，或许他自己想保守这个秘密吧！
他对自己私生子的身份极其敏感。有时，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不利处境。在相对宽容的中世纪，人们已经普遍认同私生子的存在。在这个阶级差别森严的社会，独身主义则备受谴责。上层社会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君主和皇族（甚至主教）都高兴地公然承认那些婚外子。
可能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他肯定不愿意自己死于鼠疫这类不体面的疾病。他对法国南部的酒可能真有浓厚的兴趣。
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个普遍受欢迎的文学学会会长，伊拉斯谟不得不创造并坚持属于自己的独特“行为”。早在幼年时期，他就决定要有自己的一套“风格”，这种风格既要符合天性又要更具特性。在选定适合自己的角色——缺乏活力，无法像平常人一样做体力活——后，他不得不付出自己的一切来维持这个角色。为了成为人文科学领域的埃德文·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他每天都要工作18个小时，最终他胜利地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你认真研究霍尔拜因和丢勒在他的威望达到鼎盛时期为他画的肖像作品，你会发现画中的他就像一只刚吃了金丝雀的猫一样扬扬自得。
现在值得我们深究的是，伴着他所深爱的金坡地葡萄酒一起下肚的到底是哪一种金丝雀。
我们对伊拉斯谟的父亲一无所知。查尔斯·里德貌似对他很了解——作为传记学家，他有这个发言权。但即使是完成一流小说《寺院与家庭》后，也没能提高他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水平。伊拉斯谟的父亲名叫杰拉德，既不是鹿特丹人也不是高达人。这两个城市离得很近。当我们还是孩童时，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走完这段路程。当然，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遇到一些乐于助人的好人让我们搭顺风车，这点路程就更不算什么了。
伊拉斯谟父亲的身份和职业依然是个谜。查尔斯·里德指出，如果没弄错的话，他应该是教会里的神职人员，要么是神父，要么是牧师。我对于他所谓的神职人员身份很怀疑，因为一个年轻冲动的牧师可能永远只会活在感恩中，他很难去犯他的上级和邻居已经犯过的错误，特别是极其可耻的罪孽。我们都清楚，德西德里乌斯（并不在计划之内的德西德里乌斯）并不是唯一一个他不谨慎激情行为后的产物。他还有一个叫彼得的私生子，是德西德里乌斯的哥哥。德西德里乌斯跟他之间的感情甚笃，相较于其他亲人来说，他更多次提及这个兄弟。不过，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了解得也不多。
至于他的母亲，人们对她更是知之甚少了。只知道她出生于一个并不知名的家庭。她的一生充满磨难，其中不乏她孩子的父亲带给她的困扰。据说她是一个女仆，但是与15世纪后半叶的佣人们又有所不同。如果她是家雇的佣工，那她的收入肯定微乎其微。她小心翼翼地积攒着这些钱，等着有一天有人愿意娶她这位带着两个可爱的小男孩并有一大包达克特（曾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的年轻女人。到那时，她存的钱足够自己的丈夫做个小生意。即使在我年幼时，这样的事情也很普遍，经常会发生，而且最终的结果都是皆大欢喜。这样，她就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己年幼孩子的教育，直到死神带走她的那一天。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个家庭相信她完全具备照顾自己及其血脉的能力。
基于对这类人的深入了解，我大胆地猜测，她可能出生于一个家境较好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知道要让你真正地理解这一切，你必须是熟知我们国家的发源及其形成历史的荷兰人。在我们这样的小国家里，信仰与务实经常会缠结混杂在一起。这样，常会产生一些20世纪的美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结果。
以一个中产阶级的标准而言，作为一个年轻人，伊拉斯谟的父亲总有一天（如果不是死亡止住了他前进的脚步）会飞黄腾达的。他可能是一个神职人员，在教会法庭或在某神职机构中有一个微不足道但却稳定的职位。他也可能有一个不太具体也不太稳定的职位（很一般的），既不是神职人员更不是俗世之人。在适当的时候，他甚至可能希望能够再次返回俗世。对他来说，要解决私生子问题可能很容易。只要他的新娘在出席自己的婚宴时，穿上宽大的披风好遮掩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在他们成为合法夫妻后，这些孩子——那时不得不遮掩着的——就可以成为合法的婚生子。因为在这个婚姻实际生效的那个神圣时刻，他们完全可以隐藏在“贞洁的披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