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多么地务实呀！我喜爱“贞洁的披风”这样的安排。我希望当前也有一些时装设计师能够把它再次带到现代社会来！它可以拯救很多无辜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罪孽仅仅是他们的出生证缺少一个市政府法院办事员的批准图章。但是就伊拉斯谟而言，早在他的父母能够解决这乱成一团的麻烦事前，并不是“贞洁的披风”，而是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家庭。小杰拉德和彼得（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和他的哥哥）后来无奈之下投奔了远房的叔叔们。他们成为了两个不幸孤儿的合法监护人。他们不得不接受那份微薄的遗产。可能他们并不乐意抚养这两个孩子。因为（那时跟现在一样）要尽全力照顾两个小男孩并不轻松，特别是人们经常会说：“多么可爱的孩子呀！他们的身世怎么那么不幸呀！”
彼得和杰拉德年幼时就被送到高达的拉丁学校读书。是高达而不是鹿特丹，这可能说明要么他们父亲的出生地是高达，要么他在那里有亲戚。
顺便说一下，因为接下来的篇幅我们会集中介绍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所以在这里首先要澄清姓氏问题，要不然它会一直困扰着我们。伊拉斯谟的父亲曾经名叫杰拉德·索恩，这个名字清楚地说明他的祖父也叫杰拉德。在那个时候，中世纪地方保守主义的禁锢已经被打破，人们迫切地希望自己有与他人不同的姓氏。就像在挪威和瑞典的电话簿里数不清的彼得森和延森一样，皮泰尔·索恩和威廉姆·索恩也是多得令人厌倦，它们把简单的生活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当伊拉斯谟畅想着自己的未来时，他开始寻求一个适当的姓氏来彰显自己的学问。由于那时荷兰语言依然处于萌芽时期，伊拉斯谟和他的同代人根本不可能成为词源学专家。在没有任何人质疑的情况下，他宣称杰拉德这个名字出自荷兰的动词“觊觎”或是“渴望”。他非常天真地把荷兰语中的动词“觊觎”和拉丁语中的“希望”联系起来。最终，他把它们最大自由地拉丁语化，于是就高调地产生了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这个名字。
关于这个奇怪姓名的来源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不过对我而言，这个是最自然贴切也是最有道理的。后来，可能为了把自己与其他假的伊拉斯谟区别开来（因为那时偷名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在自己的姓名中加上了自己的家乡，这样就变成了伊拉斯谟·鹿特丹，不带一个字母“t”。顺便提一下，鹿特河是横穿荷兰内陆地区（那里遍布着肮脏的沼泽地带）的一条小溪流，它是莱茵河的一条分支，荷兰人不知出于什么秘不可宣的原因通常把它称作马斯河。1281年荷兰的贵族们加固了鹿特河的堤岸，由此这一整块区域就成为了人类永久的安全居住地。这样，在鹿特河堤坝附近立即兴起的村庄形成了赫赫有名的鹿特丹市。对于像我这样对地理、历史、语言学充满浓厚兴趣的人来说，熟知这一切是大有裨益的。言归正传，我们接着介绍“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似乎命中注定要一生四处漂泊。1岁到6岁之间，他从鹿特丹来到了高达。接着我们就发现他在东部德文特生活过的痕迹。很明显，他和哥哥是被母亲带到了这座古老的城市。他之所以被送到那么遥远的城镇，恰是因为那里有着最好的且比较便利的学校。这足以说明，那些被委以重任要对他进行教育的人非常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如果你听说声名狼藉者的后代被送到新英格兰最著名的预备学校去学习，而不是当地高中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定是有人在某个阴暗角落为自己的利益算计着，你还会认为这一切其实并没经过深思熟虑。
他们新学校的管理者是那些主张“日常生活运动”的教友们，这些人从14世纪中叶开始就尝试着把基督教信仰变成现实，而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海尔特·格鲁特的领导下，他们成立了一些机构，在这些机构里所有人都深信只有拯救自己的灵魂才能在这个并不算大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在这里不需要进行修道士式的起誓，那些兄弟会的成员（日常生活运动的发起人）可以正常地进行日常生活，不过要远离俗世的种种诱惑和灾难。
我不知道为什么“共有的”这个词语一出现，就会与一场运动联系起来。这种运动总是在组织里“明智的”成员极大的猜疑下进行。虽然，这个组织团体建立的基础是相同的。例如，罗马人非常不信任基督教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伪善的灵魂与他们的邻居共享了财产。中世纪对阿比尔派教徒残酷的灭绝正是人民的十字军对抗邪恶的异教邪说的结果。这些异教徒们认为不管是在上帝眼中，还是在具体的财富分配者心目中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一样的。16世纪前叶的再洗礼教徒之所以被视为一个令人厌恶的群体，毫无疑问是由于他们狂热地崇拜裸体以及其他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但是当大众把他们视为“社会公敌”来反对时，他们就用一些令人作呕的处私刑聚会来激怒大众。这些聚会是那个不光彩时代中最臭名昭著的篇章。任何一个特定城市的治安官不得不听任那些关于恶魔们信奉财富共享的传言在民间悄然传播。当路德一听说德国东部那些反叛的农民把自己的战利品（这些财富很明显正是地主从他们手中榨取的）分配给其他人时，他几乎发疯了，在暴怒中他怂恿那些镇压这场动乱的贵族们根除这些反叛分子，让他们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我写在书中的内容很少会给我带来麻烦，除了我偶然提到朝圣者在到达那些海岸前发誓要共享所有的一切。接着怎样呢？在马萨诸塞州存在的头6年，就注定了要同甘共苦，成了“共产主义试验地”。但是这样的内容在美国每一本正式出版的历史书中随处可见，以后也会继续出现。可是，人们似乎一看到那个无害的单词“共有的”就变得有点不舒服，其实在15世纪时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今天也是如此，而且很明显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那些“日常生活运动”的兄弟会对个人财产漠不关心，他们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对于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人世间所有的价值标准——这一切都被看作是一种革命潮流的危险信号，如果放任他们发展壮大的话，就可能导致人们纠结于基督教真正的神圣原理，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教会管理者不打算也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但是要镇压这群人也非易事，毕竟这些人举止优雅从容、过着与世无争、与人无害也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只是秘密地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只要不是公然地沉迷于探寻灵魂，他们应当是和平时期的一个道德准则。当他们在同时代人中站稳脚跟后，就立即把注意力投向了年轻一代，为此他们成为公办学校的老师。很快，他们在年轻人中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在身后。凡是在他们德文特学校受过教育的，比起毕业于其他教育机构的人，生活得更加如鱼得水。
所以，如果认为伊拉斯谟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充满苦难的，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年少时期，这个异常聪明的孩子遇到的老师并不全是那么愚蠢迂腐，他们对已经在欧洲大陆盛行的“新学问”并非无动于衷。其实，他受到的启蒙教育大多来自那个时期最负盛名的教育家。当然，这段时间很短暂。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对于一个智力平平的孩子来说，只要他们能遇到一个卓越非凡的老师，而这个老师又能真正地唤起他们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求知欲，那么99%的孩子都能做得很好。只要给他们一把钥匙，然后告诉他们锁在哪里，剩下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当然，他们也要有强烈的愿望去把正确的钥匙插到相对应的锁眼里。但那是上帝的事了，普通人无法掌控这一切。
就如同我在前面所说的，在他的父母去世后，伊拉斯谟的生活变得相当艰难。他们的监护人没有钱为这两个孩子安排较好的工作，不得不为他们找个可以糊口的活，至少让他们能够勉强养活自己。他们就像15世纪后半叶那些纯朴的荷兰人那样解决问题。于是，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去教会做微不足道的神职人员。教会并没有问些让他们难堪的问题。出于对这些孩子的关心，教会也并不关注他们的个人偏好（如果有的话）。
几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不管是彼得还是德西德里乌斯，他们都并不愿意当修道士。但是在1484年，年轻人还不能顺着自己的心愿选择职业，所以他们先是被送到黎德英布瓦的一所预备学校。伊拉斯谟痛恨这个学校里刻板而空洞的形式主义。然后他来到了离高达非常近的斯泰恩修道院，那是奥古斯丁修会修道士们的定居点。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年少岁月。
与中世纪其他修道院相比，斯泰恩修道院算得上中流，不是最好的，但也不至于太糟糕。伊拉斯谟后来却深深地憎恶这个地方，可能是这里的食物让他苦恼吧。在漫长的日子里，他要饱受总是吃一种白煮鱼的苦闷。对这种苦闷我深有同感。我的父亲曾经在鹿特丹的一所学校里学习过，在那里学生们每周都要吃两次白煮鱼（就跟斯泰恩修道院一样）。也就是说，他每周要遭受两次可怕而无奈的类似晕船的痛苦。在儿童心理学这门学科形成之前，权威人士在治疗儿童的明显不适时总是无视他的痛苦，强迫他待在饭厅里。在伊拉斯谟身上可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在斯泰恩修道院的记忆，一旦有机会逃离那个人间地狱，他就再也不愿回去。奥古斯丁修会的主持们多次提醒他要记得自己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并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但是在斯泰恩修道院遭受的侮辱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再也不愿踏进教会（特别是那个饭厅）半步。因为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不快乐的时光，所以他决意要跑到教会外面谋生。
公正地说，一些曾经在斯泰恩修道院生活过的人其实非常喜爱它。它除了拥有极负盛名的图书馆，在当时荷兰北部的修道院中它也居于中流之上。因此，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这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男孩在一个错误的时刻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学校。不过，1492年后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就在哥伦布踏上凯特岛的7个月前，伊拉斯谟成为了神甫。两年后，他为自己谋得了一个职位，就是给法国北部冈布莱的一个主教当拉丁语秘书。他如此快速地接受这个职位，就是为了离开那个让他不开心的地方。同时那里离著名的巴黎大学很近，他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机会继续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而在那些自称是人文主义者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人正是预见古老文学和古迹艺术终将重现辉煌的先行者们。
这样一来，我就能比较客观地界定伊拉斯谟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同时还可以向你介绍一些他不太为人知的潜质，正是这些潜质使他流芳百世，任后人敬仰。
从现代视角看，伊拉斯谟在许多重要的潜质方面都有所欠缺。他对艺术深感兴趣，但他自己的画作却少之又少。遍布手稿上的小插图并不能凸显他非常人的绘画才能，但他在绘画方面的想象力远远超出一般水平。他喜爱音乐，对自己那个时代的作曲家们如数家珍。但他对科学毫无概念。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对那些前所未闻重大发现的一丁点儿解释。其实这些发现充斥着人们的大脑，让他们不断猜想自己生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他们似乎完全忽视了医学、卫生学、数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当然，那时还没有出现社会科学。哦，不，那时连最不切实际的猜想也没有。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必然由穷人和富人两个阶层构成。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贫穷的异教徒们，从来没有人认为还需要对社会财富进行更公正的分配。不过，这些异教徒最终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无情镇压。
当然，那时跟现在一样也会涌现出许多慷慨大方的慈善家们。但是，他们看待贫穷的态度就像是对待麻风病、瘟疫以及其他只能让人活到40岁的流行病一样。世间一切是如此糟糕透顶，但是，最明智最安全的方法是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不是浪费时间徒劳地改变什么。如果看到有人在挨饿受冻，你可以给他一件旧外套来御寒或是让女儿小玛丽给他送一罐救命的鸡汤。没有人会去刨根问底，为什么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还有人要饥寒交迫地生活。但是，要知道今天这种繁荣的经济对中世纪的一般市民来说（他们以前常见的是物质的匮乏），绝对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梦想。
在伊斯拉谟生活的时代，人类依旧还要承担沉重的体力劳动。那时，还没有发明出机器奴隶把人们从单调沉闷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伊拉斯谟可能会更喜爱现在这个便利而舒适的世界（当然还有一些他非常不喜欢的地方），他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方法与盛行的人文主义的思路不谋而合。文学和艺术，更多的是文学，将会带来更加繁荣的未来。我们都有这个权利追问：“他在自己奋斗的领域里表现怎样呢？”答案毋庸置疑：“他的成绩斐然！”
给冈布莱的主教当拉丁语秘书并不能说明他的成绩斐然。（拉丁语秘书这个职业现在已经绝迹，但在17世纪弥尔顿担任克伦威尔共和国的拉丁语秘书时却很紧俏）这个职位的“社交生活”太过频繁，这样，伊拉斯谟就没有太多空闲时间去研究。当然，他可以选择辞职，可是即使是愿意为文学做出任何牺牲的年轻学者，首先也要能够填饱肚子。伊拉斯谟再也不愿重温在斯泰恩修道院的那段惨淡岁月。于是，做拉丁语秘书成为他唯一的选择，除非他能发现自己其他的潜质，并竭尽全力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就在那时，伊拉斯谟把目光转向了艺术，他在这方面已浸淫多年，达到了一定的火候。于是，他开始写求援信。与那些傲慢自大而又容易惹人发怒的信件截然不同，这些求援信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作品。几百年后，《帕西法尔》和《指环王》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就曾借用这些信件大肆抨击那些原本可以节省几百马克来接济自己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
我发觉要客观评判这样一个在写求援信时拼命贬低自己、诋毁自己职业的天才（通常所称的）十分困难。假设你已经知道自己有一天能做出《名歌手》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样伟大的歌剧，它们正在你的头脑中酝酿，几乎呼之欲出，但是你还需要几年的积累和潜心创作，而且不能再被房租和其他用钱之事烦扰，这样才能把它们完整地创作出来，恰在这时，某个地方有富余钱财的某个人非常喜爱音乐（或是文学、绘画或是其他恰巧是你所专长的），当听说你的窘境时，他可能很乐意助你一臂之力。
当然，来自蛮夷之邦的粗鄙之人瓦格纳在开始创作时，已经变得相当焦躁不安。一向注重优雅文体而又过于讲究的伊拉斯谟开始转变文风写了那么感人的信件。对那些收到求援信却未能慷慨解囊善待他的人，我深表遗憾。他把自己的母语表达得如此绚丽多彩，却一直“一无所获”。当他快速地把信寄给他最看好的“希望”时，信差却一次次地给他带来坏消息。那些无法投寄到的信件的收信人要么是刚刚不幸暴病身亡了，要么是由于一次错误投资血本无归身无分文了，要么是被自己挚爱的君主斩首了，要么就是再婚了，要么被其他灾难彻底击垮，已经无法再资助别人了。
如前所述，伊拉斯谟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对冈布莱主教的拜访上。不幸的是，要获得他的好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不久机会来了，伊拉斯谟要跟随主教一起去罗马。尊敬的主教阁下想在梵蒂冈好好表现一番，所以他要为自己找个一流的拉丁语秘书。伊拉斯谟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样就可以切实地访问基督教核心地区（以体面的身份，而不再是穷酸的学者），这一点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