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次访问突然被取消了。伊拉斯谟的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朋友，住在布拉班特的小镇卑尔根奥松姆，也是位颇有影响力的治安官，他建议主教把一年的薪俸赠送给这个前途似锦的年轻秘书。让他能到巴黎继续深造，这样他可以更精通古典语言，总有一天会成为主教的骄傲。对于伊拉斯谟来说，形势越来越明朗，如果他想要有所成就，首先要把希腊语学好。那时的希腊语教师跟现代美国大学里的俄语老师一样非常稀缺，都不是轻松活。伊拉斯谟立即起程赶往巴黎，并在蒙特鸠学院注册。
哎呀呀，他刚刚脱离西西里岛又卷进了卡律布狄斯旋涡（就像是他在《谎言》中所说的那样），或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刚出油锅又入火海”。与蒙特鸠学院相比，斯泰恩修道院简直就是天堂。因为不久以后杨·史丹东克当上了蒙特鸠学院的院长，他是位激进的罗马天主教改革者，也是那场“新宗教献礼”运动的领导者。这场运动的宗旨是变革已经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的修道院，把它们恢复到一千年以前设想的修道院模式。在那里，没有轻浮的举止，没有舒适安逸的生活，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没有任何捷径，只有靠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
30年后，依纳爵·罗耀拉也来到了蒙特鸠学院学习。他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一天只有4小时睡眠的非人性化的日程表，吃得尽是发臭的鸡蛋（伊拉斯谟的信中曾列出了那些有趣的菜单），严厉的惩罚——这一切简直就是为依纳爵·罗耀拉量身设计的。但是，伊拉斯谟憎恨这一切，厌恶这一切，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不堪。他开始四处寻找一切能够逃跑的机会。对于出身低贱、追求完美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来说，他发现自己作为“穷学生”在这所大学里与那些富有的学生并无差别，他们也生活得像猪一样。他被传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整个校园里遍布着污秽。他再次饱受胃溃疡之痛，每一年的大斋期时，每天严苛规律的生活模式增加了各种各样严厉的自我惩罚。每到这时，他就会病倒，而且病得很严重，不得不回到荷兰那些并不热心的亲戚家里慢慢休养。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志趣相投的难友，有些成了他一生的挚友。但是，他希望找到一位真正优秀的希腊语教师的愿望却再次落空。
他开始创作完全为了混饭吃而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看到如此耸人听闻的标题《谎言》和《谈话集》，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丛书属于怪诞系列，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怎么做”文学。16世纪的出版商跟现如今的人们一样聪明，他们早就从那些简易的参考资料中看到滚滚利润，毕竟这些书让一般市民省去了查找原始资料的麻烦。
文艺复兴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成为成功学者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商业世界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他必须学会“怎样交朋友”，或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所得税。公元1500年，这位胸怀远大志向，希望闯出一条自己道路的年轻人深刻意识到，自己必须能够熟练地引经据典，必须能用十种不同的方式写一封求生存的信件，必须在适当时候运用合适的谚语。只要这样，这些书必定能够大卖，这也正是伊拉斯谟写它们的原因。即使它们不能让他一夜暴富，至少能让他感受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快乐。
很多人曾严苛地批判伊拉斯谟这些并不体面的作品。但是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贝多芬难道就没为18世纪的一些电影配过背景音乐？为了让自己和挚爱的康斯坦斯搬出贫民窟，莫扎特的一生难道不是为了完成各种“订单”而疲于奔命？伟大而冷漠的伦布兰特不也曾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书商作过宣传画吗？当然，他们都曾屈尊降贵地做了这一切。我觉得只因他们曾做过这些所谓的不体面事就对他们百般挑剔是十分愚蠢的。正是这些权宜之时的艺术作品在他们孕育那些传世的伟大作品时，养活了他们，并为他们保住了头顶那片可以遮风避雨的屋檐。当然，如果这些为了混饭吃而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最终成为唯一的成果，结果就会像伊拉斯谟的白煮鱼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
接下来我要介绍伊拉斯谟的另一段人生轨迹。那个最忠诚的巴特一直在荷兰四处奔波为伊拉斯谟找一份有闲有钱的工作。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一个名叫安娜·范·博尔瑟伦的年轻富有的寡妇，在瑞兰德拥有最多的土地，她有个年幼的儿子要抚养长大。巴特原本自己要当这个孩子的老师，但是这位女士不久就要搬到北埃夫兰岛上的城堡去，那里离卑尔根奥松姆比较远。这时，伊拉斯谟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机会。他心中充满了无限希望，立即起程向这位苏格兰低地的弥涅耳瓦女神表达自己的敬意。
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年长的本地居民可能已经不记得这些往事了。当伊拉斯谟抵达韦勒时，他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暴风雪，这场暴风雪挡住了他前进的步伐。他急切地要从斯海尔德河的另一侧到达北埃夫兰岛。徒步行走是不可能的，借助于雪橇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他必须抵达那里！所以他和“随从”就坐在冰上，听任风儿吹着他们向前滑动。到这时，似乎应该有个“附笔”，那就是“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因为这位女士很快就和这个中看不中用的年轻人一起陷入了情网。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小伙子深深地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对她的财富却不屑一顾。这是最俗套的故事情节，结局也是最俗套的。这位女士虽然空有大片的土地，手中的财富却少之又少。她拥有的土地虽广阔却不能卖出去，可怜的安娜很多时候都没钱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同时，她的那些亲友包括前夫的亲戚们都不赞成这桩婚姻，并因此与她打起了官司。最终，安娜·范·博尔瑟伦只分得些许财产，而伊拉斯谟一无所获——得到的只有一趟瑞兰德的免费之旅，患了一场感冒还有就是逃过了染上肺炎的危险。
如果继续这样事无巨细地介绍，肯定会喧宾夺主，改变本书的主旨，所以暂且就此打住。不管怎样，我已经详细介绍了主人公年轻时代的生活背景。现在我们要进入他的成年时代。
那是1499年，伊拉斯谟已经进入而立之年。换句话说，随着年纪增长，他的名气也渐长，但经济上的状况却一直没有好转，与他离开修道院时并无太大差别。而且一想到自己还是奥古斯丁教义的天主教会修士，随时都可能像一个开小差的士兵一样被遣送回修道院，他就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袭上心头，让他透不过气来。虽然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他依然都是教会最忠贞的孩子，但他并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那么虔诚。当神秘主义和斯泰恩修道院四周草地上的毛茛一样寻常时，他还能感到心安理得。但是，一想起有一天他被迫回到荷兰圩田中那个令他心生寒意的地方，他的十二指肠处就会莫名地阵阵抽搐。因此，他必须立即找到解决之法。
在巴黎时他曾经给一些富家子弟当过家庭教师，有了一些收入。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威廉姆·布朗特的，也就是后来的好友和保护人蒙乔伊勋爵。他经常怂恿伊拉斯谟去英格兰旅行，并愿意支付全部的旅资。伊拉斯谟考虑后决定去做他一直不愿做的事——穿越那个令他生畏的异常凶险的海峡，把自己瘦弱的身体交给糟糕的食物和英格兰小旅馆里的潮湿床铺。这可怕的一切他从巴黎那些学生们那里已经听得太多。其实这是他人生中迈出的最明智的一步。英格兰——套用一个经典的谚语——证明了是他的福地。在那里，他最终有机会展现了自己众多出类拔萃的才华。他的社交天赋在那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有一些伟人一生都从事着自己心仪的工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快乐地干着自己喜爱的事情。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这部分人占多数——他们必须与相似心灵撞击后产生智慧的火花，这样才能持续点燃创作热情。伊拉斯谟正是属于后者。他的国家不能提供他想要的一切——富足惬意的生活，在富裕的生活中进行精益求精的思考。冈布莱主教过于“社会化”，但现在这个词语的意思与我之前所提及的并不一样。在巴黎，伊拉斯谟拮据的经济状况让他无力与朋友平等交往。但是在英格兰他口袋里有了钱，也可以为自己置办一套我们现在所说的大礼服了。对于这个渴望交流的聪明人，能够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和那些举止优雅的人快乐地交谈，并且碰撞出激昂的思想火花，这一切让他感到无尽的快乐。他发现自己已经找到了打开社交大门的钥匙，而且让自己大受欢迎。
比起现在所谓的单一共同文化和单调的行为模式，在那个世界大融合的中世纪，他是荷兰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在英国的发展。最终，伊拉斯谟获得了上流社会的承认。先是在蒙乔伊阁下家里，几年后在托马斯·莫尔的家中，他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值得交往的。蒙乔伊和托马斯·莫尔是当时公认的“绅士”，具备一切美德和优雅气质。他邂逅了很多名人和雅士，其中有约翰·柯列特，也就是后来的圣保罗学院院长，是位高贵的信教者，他的博学多识与其对时事政治的精辟见解一样与众不同。威廉姆·莉莉，约翰·柯列特创办学校的第一位校长。约翰·费希尔，后来的费希尔主教，是位非常虔诚且学识渊博的人。还有托马斯先生热情好客的妻女们，她们让整个房间充满了轻松和活力，使所有客人一踏进门就有宾至如归的温馨感觉。
当年轻的亨利八世执政后，这一切也没有太大改变。因为亨利八世本人也自称是个学者。但就像山姆·威勒评价他那样，贪恋女色导致他最终垮台。他一到青春躁动期，就像老色狼一样完全放任自己好色的本能。凡是反对他的人，结果不是被碎尸万段，就是被无情践踏。柯列特差点就魂断断头台。而费希尔和莫尔却没那么幸运，他们最终因为反对这位君主处理自己的离婚案被砍掉了脑袋。但是，让人感到庆幸的是，这些悲剧还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上演。
在英格兰的那段日子，伊拉斯谟的才智有了长足发展，这使他在普通的人文主义者中尤为突出（他们几乎遍布于这块陆地上所有城市）。他开始把自己的视线投向全新领域，寻求新的任务，那就是让自己名声大噪。
现在涉及这篇学术论文最困难的部分。伊拉斯谟的新任务具体是什么？它既不是一拍脑袋就突现的灵光一闪，也不是临危受命的艰难苦任，像圣保罗、穆罕默德、洛耀拉、圣弗朗西斯以及其他伟大的远见卓识者们曾经历过的那样。既不是他很早以前就详细规划好的，也不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或是盖普先生那样事先已经列出一份完整的任务清单。即使是在临终前，躺在病榻上的他也不可能明确告诉亲朋好友自己想取得怎样的成功。在他过世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探究他要达到怎样的成就，努力理清他在打倒一个旧世界后，希望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
要知道，伊拉斯谟和我们大家生活在同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旧世界、旧社会模式和旧文化正在慢慢淡出视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世界的格局却还没有最终形成。这样，人们就有充分的空间去想象它的形状、颜色以及它的内部物质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伊拉斯谟（跟我们非常相似）注定要在不确定中困惑地蹉跎岁月，那时一切传统美德都被重新审视，在今天看来还是真理的，明天可能就被证明是虚妄的。封建主义已经在垂死中挣扎，新兴的阶层正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即将取代旧式的当权者。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不过，这个词语不能帮助我更明确地说明伊拉斯谟所扮演的角色。当我们使用“中产阶级”这个词语时，会很自然地想到那些位于郊区的狭小而整洁的房子，那里住着来回奔波的丈夫和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们上学的可爱妻子。在荷兰语中“中产阶级”基本上表达了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中产阶级是那些慢慢摆脱卑微出身，上升到一个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阶层，正好处于两者之间。但是人们从来没意识到阶级差别的存在，它很自然地被人们当作社会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接受了。我们不可能理解这个新兴阶层对于中世纪的影响。这个社会阶层，不再依赖土地获得财富，而是在公然对抗封建制度当权者的同时不断积累财富。最终，他们对教会的权力也熟视无睹，无所惧怕。
很少有国家跟荷兰一样在早期就进行了那么彻底的变革。这些低地国家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那样在权贵豪门间爆发无休止也无意义的战争。它们由于地处偏远，比较贫弱，始料不及的一夜暴富并没有在中世纪形成有权势的大家族。这些大家族曾经完全操纵着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现在，当整个地球日益变为白种人的天下，北海地区正在取代地中海地区成为金融和商业中心，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自从瑞兰德一个聪明的渔民发明了一种把鲱鱼制作成罐头向外出口的方法后，荷兰人赚取了大笔财富。中世纪世界的许多斋戒日都变成利润丰厚的市场。鲱鱼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积累了大量资金来建造更大船只以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伊拉斯谟时期，这些低地国家的沿海城市比那些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竞争对手们，更加便利地进入到北海、波罗的海、北极地带以及大西洋。伊拉斯谟在这些城市度过了影响自己终生的年轻岁月。
《乌托邦》的作者以及那些深刻思考过《理想的政府模式》的哲学家们的灵感通常来源于最熟悉且切实存在的政府模式。毫无疑问，他们经常把这些模式理想化了。看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吧！完美的雅典城邦究竟是怎样的？圣奥古斯丁的《论上帝之城》不就是以建立在神圣基础上的罗马帝国为原型的吗？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并不完全是空中楼阁，跟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一样，在它们中都有那个想象的以文明正义为核心的英格兰的影子。
伊拉斯谟从来没向别人清楚描述过他的理想国是怎样的，但他却比任何人都更努力不懈寻求着。他的完美王国（可能还有其他的吗？）是15世纪后半期的一个荷兰小镇，不过它已经超前发展到第N世纪了。在提及自己家乡时，伊拉斯谟兴趣缺乏。那里满是粗鲁而无礼的人。他不喜欢他们建筑房屋的方式，也讨厌他们的饮食习惯。对于他们缺乏教养的行为，他更是深感不耻。一念及他们的粗俗不堪，他就不愿与他们共处一室。哪怕被迫要待在一起，他也没有多少快乐可言。在谈到自己的同胞时，他基本沿袭了荷兰人的传统习惯，那就是喜欢在痛斥任何事情时，都与自己的国家联系起来。这在小国家里很普遍（现在也是这样）。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瑞士人在国外时会花很长时间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报怨自己的祖国是多么糟糕透顶。但是，一旦那个令自己“生厌”的国家遭受危险时（就像去年被纳粹占领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己最后一分钱，竭尽所能也要把祖国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
因此，这种无休止的吹毛求疵没有任何意义。坦率地讲，伊拉斯谟大部分的指责是完全正确的。在中世纪时期，这些低地国家日益远离真正的文明中心，几乎都被世界遗忘了。直到1813年才出现真正意义的荷兰王室，而由于王室的一直缺失，感觉就少了许多“王室气派”。而伊拉斯谟很早就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和法兰德斯的发达城镇见识过这种气派。（虽然刚开始只是远距离的观察）这种王室气派相当长时间主要在中世纪时期最有教养的“领主”——勃艮第公爵们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真心热爱艺术、音乐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在正式场合为他们增添光彩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