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海口起将近600英里的江段差不多有1英里宽，1000英里处则将近有四分之三英里宽，1500英里处630码宽，从出海口至1000英里处的水量估计是伦敦桥处泰晤士河的244倍，夏天在重庆水深90英尺，汉口在冬天的最低水位，很少浅到10英尺；上涨到40英尺就溢出河堤。长江一年一度的汛期比尼罗河更加可靠，可以通航的支流贯穿中国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区，夏天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可以远航至汉口，全年时间优良的江轮可装载大量货物，可远航距汉口400英里的宜昌，即使是长江上游，那森严、危险而令人心惊胆战的地区，每年也有7000艘帆船通行，从业人员25万。我从成都到上海，经由岷江和长江下行，曲曲折折走了大约2000英里的水路，一路所见不外乎当地的交通工具，这些客商像我一样，在急流险滩脚下依次上行，等待过二三天，这样可以形成那里的交通量有多么庞大的概念了。
从海洋上溯，长江可以行船的部分自然划分成三个路段，第一段有1000英里，宽阔而浑浊的滚滚洪流，由几条轮船航线贯通，穿过大体上是长江本身创造的深灰色淤积层，这是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某些省份；第二段是宜昌和夔州府之间，至今货物只能靠帆船运输，在这段地区，长江通过一系列险峻的峡谷和巨大的急流，劈开了湖北的群山万壑；第三段，漫长的湍流延伸在夔州府和叙府之间，直到它与岷江的汇合处。
长江上游的雄奇和航行的风险无以复加，特别是在某些季节。航行在危险水域的大队帆船，每年平均有500艘失事，数额巨大的进口棉花抵达重庆有十分之一的海损。然而，运输收入如此丰厚，考虑到风险，运费还是相当低廉，依照中华帝国海关的冯罗斯托恩先生的说法，进口棉花在四川的销售仅仅感觉到比宜昌的价格略高一点，而棉花在8天之内就可以由轮船从海岸运到宜昌。
《中国政府公报》通报说宜昌和重庆之间500英里的距离有成千上万处激流和礁石，在冬天，似乎并非耸人听闻，但是在初夏，水涨了24到30英尺高，许多强劲的急流，与每小时流速仅为三节（船速，等于哩/小时）的平稳水段相交错的情况消失了，散布在河岸的卵石、礁石和小岛也踪迹全无，让位给波澜壮阔的滔滔江水，以每小时七八节甚至十节的速度波翻浪卷，形成许多危险的涡流。
在长江下游，本地的交通量也非常庞大，并不因汉口每天维持着形形色色的航轮而减少，无庸赘述。溯江而上，旅客能迅速到达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港口——镇江，虽然江面宽阔，却没有一点供船只回旋的“多余水面”，而这些船来自于沿海和有河流的省份，数以千计，有形态各异的帆船、各种大小和不同装备的渔船和货船、筏子、三桅帆船、鸬鹚船，群集于江水上。
通商口岸芜湖和九江各有自己的船队，年贸易额达数百万镑。重要大城市如南京、扬州和安庆都有高度组织化的商业和社会生活、商会和慈善团体，一瞥即知道百业兴旺；以稻米、棉花和养蚕为主的大村庄，充分利用了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甚至不能开垦的芦苇湿地也为房子、房顶、围墙、燃料提供了材料；精心营造的土木工程成功地改造了乡村的大片土地，使之能维持排水；灌溉网络和通航的运河伸展遍布整个平坦地区，这些水道交通网有巨大的运输量。
岸边水畔，行行业业，络绎不绝，距海600英里的汉口商阜云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沿着汉江，小船排成三排，停泊达数英里，汉江有1200英里可以航船。
在天府之国四川，长江有可以航行的大支流，通过这些支流，货物以很低的成本运载到数不尽的城镇和村庄，经过分装送到更远的地方。这儿值得一提：四川的面积相当于法国，据中国人口普查权威估计，人口约7000万，决不少于5000万；它有从温带到亚热带的极好气候，肥沃的土地，精耕细作，一年可收三熟到四熟，且大多数作物都能生长；盛产木材的森林地区甚至未被评估；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最为辽阔的煤田。我们不厌其烦地谈到的出口贸易，估计在330万镑，进口则在240万镑，而长江是惟一的出入口。
中国人在活力、勤劳、智慧和与困难搏斗的能力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堪与长江上游相提并论。那里，大批量的巨额进口贸易，庞大的物资不得不单纯用人力拖上500英里群山中的水路，在二三个最为险恶的急流处，一艘超过百吨的帆船差不多需要400人来拖运。
水路代替了遍及长江流域而声名不佳的陆路，但陆路上的桥梁坚固，令人惊叹，许多桥造型非常美。大平原上每年一度的洪水部分说明了道路恶劣的原因，昂贵的建造费用对即将来临的铁路是一大障碍。
写长江流域这个英国的“势力范围”（我反对这个词）而一点不涉及它的居民这样重要的因素会是个错误，迟早我们会以各种方式认真应对这一问题。
从海洋到未开发的金沙江大峡谷都是一样的人，那就是汉人，除了西部某些民族：“西番”、“蛮子”和罗罗。现在维持着王朝的鞑靼族或满族——他们的祖先像驱逐羊群一般地驱赶汉人——仍然守卫着大的城市，但大体上已经退化成了吸食鸦片的流浪汉，他们衰败的原因是世袭津贴。
长江流域的庞大人口估计不超过1亿8千万，除了时常发生间歇性的各地叛乱，法律与秩序，繁荣（除了像洪水或饥荒一样的灾难）与和平仍是主流，如果没有勤劳挣钱的安全保障，国家势必难以长久。政府制度、书面语言和教育是统一的，“三教”——儒教，释教和道教，紧密结合，和衷共济。这个流域的人口、社会和商业的组织状态叫人称奇，它有贸易制度、商会、商业联盟、慈善团体、银行、邮政体系及强大的贸易联合体。
在“门户开放”、“势力范围”以及“利益”的热浪声中，我们毫不讳言自己的无厌贪婪，邻国嫉妒，猜疑重重，为了争夺从北京那里分得的一杯羹而机关算尽，而我们却正面临一个风险：只考虑到了市场、版图、铁路，而忽视了中国人。他们创造了我们正在争夺的中国财富已垂2000余年。也许，我们怀着“无忧无虑”的心情同其他欧洲帝国一道前进，为了商业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破坏世界上现存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而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估计长江流域居民所处的地位，同中国其他地区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相当清楚地看到，西方理念发现自己面临的不是野蛮民族，也不是邪恶的道德伦理，而是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并且尚有生机，虽然它不尽完美，却有许多值得我们敬重和赞美的方面。
他们遇到了一个有完美组织的社会秩序，一个在理论上极其适应这个国家的政府系统：极端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这个制度尽管实际上臭名昭著，但人们却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和平与繁荣，相当数量靠劳动挣钱的人享有自由与安全，在这个体制下，一个农民的儿子也有像在美国共和政体一样跃居高位的可能性。
惟恐别人推测我正在接受过度赞许中国人的观点，特别是赞许在他们政府统治之下四川的中国人，我援引英国驻重庆执行领事利顿先生的讲话以强调我的意见。他在1899年5月写给外交部并呈递国会上下两院的官方报告中说：“尽管政府碍事又愚钝，却并不是那种厉行压迫的统治；你在中国西部旅行几天，看不见任何使我们联想到警察无处不在的那种武装戒备的迹象。四川的乡民通过他们的头人处理自己的事务，井井有条，胜于成都省府。只要置身于法庭之外，只要不去尝试任何对祖传风俗惊世骇俗的改革，当地人就会发现法律的普通关爱，秩序公正而安全，他会享受到劳动成果。这种对于法律秩序的普遍意向，尽管可能与种族有关，整体上却无庸置疑是孔子教育的成果。
西方文明会立即发现面临一个非常唯物而又非常迷信的民族，会遇到模糊思维和莫名其妙的幼稚迷信、会被玄学和道教的鬼怪崇拜弄得不知所措，而高踞其上的是孔夫子崇高的道德规范和深奥的不可知论。圣贤经传普遍受到高度崇奉，按照其中的箴言，没有一种玷污纯洁心灵的思想，虽然存在着幼稚的偶像崇拜和迷信，缺乏崇高的理念，但是决无一个部分存在血腥的祭祀和将邪恶神圣化，也决无邪教的位置。
中国文明的人性产物和政府对我来说是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因此，让它留给理解他的人去研究吧。他们既守旧又具适应性，在这种情结中，大多数农民是最好的世界主义者和最成功的移民——冷静、勤奋、节俭、守秩序、爱和平、对人们的关爱麻木不仁、筋力强健、乐天、知足、坚忍——孝顺、坚韧、智慧、亲和力强、恭敬、守法和艺术才能都居于亚洲的前列。
中国人自己制定了一种秩序，他们的个性不能按照任何其他民族的个性来解读。由那种规范我们的思维志向和模式不能指引他们达到目的。他们敏锐而机警，但不愿意开拓创新，对任何事物无动于衷。他们有非凡的经商本能，是天生的买卖人，如果通过讨价还价能够获得半个小钱（那种铜钱四十个大约值一便士）或蝇头小利，他们竟会不惜花掉半个小时去挖空心思。他们多疑、狡猾、贪财。但一下子抹去他们业已形成的腐败规则又大可不必。在一切事物之中，他们缺乏的是良知和维护正义谴责谬误的民意启迪。马修·阿诺德说过，希腊灭亡是因为缺乏对操行的关注。这启示了统治世界在于”道义方面的优势“。也许，西方列强正在给中华帝国上一堂他极不情愿的直观教学课。
大体上，我希望在随后的篇幅中有某种程度的说明，在整个长江流域，从杭州和汉口这类大城市到四川的商业城市，旅行者会获得中国社会和商业组织非常明确而全面的印象，了解到他们优雅的才能和处事的谨慎，为达目的机动灵活的手段，并能体会到存在着热爱乡土的精神，或者，更真实地说，存在着地方公德，存在着普遍繁荣的现实，存在民族的脊梁和联合的力量，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种族特有的独立自主。
这不是一个衰落腐朽的民族，当它学到我们的科学和制造业的某些方法时，我们将不得不遇到严重的竞争。例如化学，的确可能被如此机敏的种族急切地使其适宜犯罪和迄今为止还无法想象的欺诈活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非凡的能力、适应性和勤奋也许成为”黄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确也构成了黄色的希望。
中国人无知与迷信难以置信，而从整体上看瑕疵难免，我怀疑其他东方民族是否都在正道直行。
长江流域是一个令所有工业国家的市场关注的宏伟领域，公平竟争，维护这里乃至全中国的”门户开放“是一个值得施展抱负的对象。毫无疑问，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是最为明智的策略，因为衰弱的北京政府可能废除一切条约义务。不折不扣地履行条约正是政府的实力和能耐。例如，削弱中央政府，帝国瓦解，我们在长江流域的权利只在我们的武力能够捍卫的范围之内，不能达于宜昌以上，而如果帝国的完整得以维持，会有助于沿着明智的改良之路走下去，这个拥有非凡容量和1亿8千万人口的巨大流域，也许会成为全世界瞩目，最为广阔的商业竞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