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严沉闷的码头，通过一段不长的阶梯就来到了拥挤、热闹、具有地方色彩的城市——“百万人口”的本地城市，它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帝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逐渐落入俄罗斯人之手的茶叶贸易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帆船港口。
壮丽的城墙有着雉堞状的护墙，拐角处有碉堡，双层房顶的门楼下有隧道通过，城门装有沉重的凸饰，日落关闭，日出开门。由于挑水夫来来往往，使得没有铺砌石头的马路经常遍地泥泞，污秽不堪；毛绒绒的大狗外表肮脏，无毛的地方露出小块粉红色的皮肉，在垃圾堆上转悠。街道有10到12英尺宽。房子颇高，夏天，在街道两旁的屋顶上紧紧拉起席篷或兰色棉布，横过街面，以缓和炙热耀眼的阳光，人们则在光怪陆离的微光中通行，店铺悬挂的金红色长招牌，光彩闪烁，尤为独特。
招牌的形式、文字的不同颜色以及门面的标致表示做着不同的买卖。招牌的设计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可能影响到店铺的运气。店主的名字放在首位，但假如是合伙的商号，则用一个吉祥的词代替众多合伙人的名字，具有联合的特征。这两种情况，从上到下都是吉祥的词，暗示财富、兴旺、发达。
装饰性的刷金灰泥以橙红为底，上面是绿字，药材商的镀金牌匾用许多线条画出轮郭，大号牌匾晚上留在牌座上；其他几种组合色彩用于不同的买卖，这是为了易于区别行业的缘故；一些招牌上精心画有出售的商品，而黑色、金色和朱红色为主要色彩；金色被用于文字的高级装饰，字的书写也是笔赚钱的买卖。一块老招牌是件宝贵的财富，如果商行出售，可获高价，就像英国国内陈年老店的良好声誉一样。一块老字号药店招牌已卖到3，000两，约合450镑。冬天，如此装饰的街道撤去了头上的遮蔽，上方露出一条狭窄如带的明亮蓝天，斜射的阳光抚摸着金字和彩饰，形成奇异的辉光，中国的城市，特别在广东和福州，都有这种无与伦比的景观。
对于街道的拥挤和半堵塞状态，真是无法可想。虽然我第一次参观土著城市的时候，英国领事带着一位随员走在我的旁边，并且挑夫戴着有羽饰的红帽子和显眼的领事馆号衣，我还是常常无法前进，或是被一些挑着担子匆匆而过的苦力撞得站立不稳，而轿夫在成千上万穿着蓝布衫忙忙碌碌的中国人其中艰难地穿行，人们或喊或叫，我的挑夫则以叫声加入这场喧嚣的合唱，想必是替轿子开路。汉口的街道在穿着简陋的布衣群体中，也不乏锦衣皮袍，衣着殷富之人，这也许是买办和店主，在通商口岸里，这些人要在服装的雍容华贵方面同高官显宦一争高下。偶尔有不同寻常的叫喊声响，部份人群自行向左右两旁让出道路来，表示官员来了：官员坐在彩色镶金的官轿里，8个人抬着，许多随从戴着饰有羽饰的沉重帽子，穿着红黑相兼的衣服；官员本人则端坐轿中，差不多总是又白又胖，留着稀疏卷曲的长胡子，说不出的目空一切和轻蔑的模样，没有其他东方民族能与之相提并论。
主要的街道石板铺路，其他的地方则道路泥泞，独轮车辗出深深的车辙，“鱼腥味”满街弥漫，浓郁的蒜臭，讨厌的芥末味，炸得吱吱作响的猪肉，令人垂涎的菜碟，腐坏的鱼味，从拥挤的餐馆里飘出来。如果是下层阶级的饭馆，在街上就能看见厨房的操作，砖砌的灶台上安放锅具：一排平底锅，一两口铁锅和几件土陶的碗碟。看不见一个醉汉边喝边嚷的人。中国人有适度饮酒的美德，几乎与他们的节食差不多。
油装在陶罐里，每个陶罐大得足以装进一个人，而新近用船从四川运来的油，装在柳条制成用纸作衬里的油篓里，说明这是油店；用油纸包好的茶叶小包，码得很高，匀称整齐叫人惊叹，还有成块的砖茶，成袋的糖食品，说明这是杂货店；而小心翼翼裹成的丝绸卷轴，那是你渴望调查、颂扬的零售业巨子，丝绸经销商。
来自西部和北部的豆饼、瓜籽、枣子和药材，都是通过那些挤在汉江上，有大桨和深褐色帆的大船运来。
偶像制作商能制作各种类型和大小的偶像以供国内使用或者出口，有的在西藏和土尔其斯坦开辟了销路，并在拉达克和努布拉的家家户户接受永久的膜拜；但是，在举行授魂仪式之前，这些偶像没有一具受到那怕些微的尊重。在同一个地方，经销商销售这类东西：各种偶像崇拜的附属品；祭祖时烧掉的，华而不实的金属箔金、银锭；还有在葬礼上烧掉的制作精巧、与真实大小相同的象、虎、马、驴、牛、房子、大车以及许多用来增加奢侈度的其他冥器。一个普通批发商的几个孩子，在冥器上平均要花掉一千元。
但同时，经销商在每件事情上要能照顾到“百万都市”的奢侈品或必需品，许多店铺在稀少的顾客面前显出可怜相。这些拥挤的街道的很多地方，没有卖出一件东西，从贵重的钻石到一只草鞋，没有讨价还价的震耳声响，没有卖主叫价，也没有买主还价。对于穷措大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如果讲下半个小钱，就认为这一个小时没有虚掷。像所有在商店前面交易一样（大商铺除外），如果讨价还价的是男人——尤其是下等社会的，会以最大的嗓门讲话，中国商业街上的混乱难以想象。
因为汉口是中国最大的集散中心，每个地方都有大量的货物等着运输，大轮船靠在码头上，或者在江中抛锚，成千只帆船云集在水道上，仿佛难以满足她庞大的贸易量。
像中国所有大城市一样，汉口可怕的怪事之一就是棺材铺，棺材铺常集中在一个专门的地区，这样可能利用部份街道来堆放木材。棺材铺里可以看到硕大笨重的棺材，有时长达10英尺，甚至12英尺，这是中国习俗的需要，具有各种等级和价格：从擦得锃亮漆面上有款有识的描金图案，到粗糙地由板壳拼凑的匣子，让疲乏的苦力在其中永久安息。等待下葬的棺材许多更加昂贵的棺材是作为孝敬的礼物而订做的，由子女送给父母，或者是孙子送给祖父母，以慰晚年；棺材成排地架立在进入富室的高大门廊旁边的众多装饰中，也许会在那里停放许多年。因为尸体也许停上几个月或数年，并不埋葬，等待风水先生做出有关吉地和吉日的决定。棺材要精心打造，不是涂上天然漆就是涂上著名的宁波清漆，实际上是防止空气和湿气的渗透。
清漆工和漆匠也聚居在一起，他们以漆树为生，这个行当非常重要。饮食店（从其数量和常去光顾的人群来看，可以推知谁也不在家里吃饭），烟草商店，鸦片烟馆散布广泛，遍及全城，每个行当都有常去的客户。
或许，从前有过一个建设汉口街道的计划，但几个世纪过去了，肯定已经过时，现在几乎没有提出设想；街道和小巷互相交叉，异常混乱，只有熟练的雇员才能在不遇麻烦和延误的情况下找到指定的地点。大体上，城市发展有趋向河岸顶部的倾向，在那儿，枯水时（冬天）自有一番特别的景象呈现出来。从汉阳看汉口汉江是条浑浊的黄色急流，宽200码，水深有40到60英尺，夏天涨水漫上汉口一侧的河岸，卷走密集而丑陋的房屋，那些房屋（先前还直立着，现在已被毁坏）全靠被称为“桩”（是恭维话）的东西扶持着（因为它们只是细长的杆子，捆绑在一起，直到有足够的长度），有的倾向一边，而有的则倾向另一边，成千上万干苦力活儿的穷人阶级住在这类危险的住所里，不过，这比一些地方好受，因为下面有新鲜空气，地板上有无数的洞，便于清除垃圾。1898年夏天，大批这类住处被卷走，连带大量的人丧生。
几乎就在这些住所下面，在江上斜坡的泥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席棚，涨水时必须拆除。这是大城市里中国最低贱的人悲惨的流动窝棚。很难说清这样大量的人口是如何生活的。无疑维持他们生计的“零活儿”主要与帆船有关，因为每家人的下面都停泊着可以漂浮的简陋的物体，栓到用长铁钉敲进斜坡而作成的最牢固的桩上。这里是这些靠“零活儿”维生的人，那是毫无价值的生活——乞丐、盲人和身体畸形令人作呕的人；伤口开裂，手脚趾脱落的麻疯病人；靠着奇形怪状引起行人厌恶之情以维生的人；既老又无朋友的患病妇女，宁愿过着波西米亚人的乞讨生活，而不愿去济贫院或中国慈善团体提供膳宿的避难所；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汉口流浪者。这些可怜的人生活中有同样的安慰品——鸦片，就是饿死也要弄到手。住在席棚里的女乞丐在多段石梯上（至少有一段宽度和外观很宏伟），总是挤满了挑水夫，桶里的水泼溅出来；还有挑担的苦力，在渡口匆匆来去的客人。石梯从岸上通向水边。透过每处崩塌的口子可以看到江上的行船。
帆船“世界上没有哪个海港，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像汉口这么多的船。成几排地停泊，沿着河岸延伸数英里”——布洛克领事《中国的地理》
和其他船只至少摆了三英里，纵深有二、三，甚至四排，各种大小、颜色、结构，（再次引用陆游的话）“密如梳齿”；通常只有两种特征：一种船头两侧有凸出的眼睛，一种船尾比船头明显要高。中国每个沿海省份都被描绘成拥挤的水道。一个从不让人厌倦的景象。它表现了中国的疆域、事业、勤奋和保守，具有无比的多样性和生动性。
我对帆船比对大客船和盐船更感兴趣，它们荷载从70吨到100吨，船尾高高的，有很多窗户，像享利四世的战舰。高高的单桅杆，用藤条编织或劣质粗糙的帆布制成的赭褐色大帆，它由排列的竹竿撑开，沉重的模样足以倾复一条客轮。褪色的船身涂上油像上过清漆的松木，来自我将前往的长江上游。有来自福建的大帆船，使我追忆福州和闽江，船上高高地堆积着竹子和木材，并通过大量绑缚在船身两侧的竹木将船面扩展到荒谬的宽度，货物允许的浮力仅在吃水线到船舷间，不满5英寸。来自广东的帆船漆得华丽并加有装饰，在它们高高的尾部上面有几排精心料理的植物；来自天津和北方的船颜色暗淡，舡板船来自鄱阳湖和洞庭湖；还有来自内河和运河的船，难以名状。敏捷的供应船向大帆船和三桅船驶去，其中有些为外国人拥有，他们因为中国使用的索具对中国船夫的经验表示尊重；还有木筏以及筏上的居民，各种舢板；因满载而沉重的大帆船，凭着大桨在急流上缓慢爬行，划桨手唱出粗犷忧郁而悲凉的歌声——那是汕头或宁波的弄潮儿。
有人诙谐地奚落中国人，取笑这些船和他们的辫子，穿的长衫，但是，他们的操作却很熟练，在紧急关头毫不慌乱，人人服从命令，他们显然轻而易举地处理笨拙的系帆索，用一排排复杂的竹竿紧绷着巨帆，真是美妙绝伦。
汉口的街道一如大多数这类商贸大阜，上演着亘古不衰的人间戏剧。在戏中，千百人在街上吃饭、睡觉、做买卖、赌博、烹饪、纺纱、吵架，而同时街道又是洗碗间、水槽和城市居民不可或缺的下水道。如果仅仅将这种仿效小狗的方式打滚、相互摔绊称为运动的话，街道又是孩子们的运动场，他们中间年龄较大的则以贪婪的眼光注视他们的长辈做买卖，渴慕的欲望和早熟的神态写在应该还是幼小的脸上。流动饭铺跑街的剃头匠干着本行，背着行头走街串巷，发出奇特的喊声。他们的生意是宗大买卖。在中国，头发被视为敌人，要与之作战，至少一周剪一次，中国人无论多么穷，他的前额和顶部必须刮得光光的，否则看起来像罪犯！他的脸，我不能说胡子和眉毛，如果剃头的话，也要修饰，从剃头匠手里出来时才算是社会的体面成员。这一切操作都是当众在屋檐下、门口和街角上进行，大多要洗头，敏捷地操纵形状奇特的剃刀，与其说是刮，还不如说在割，而顾客的脸上仍然是宁静满足的模样。对于中国的苦力来说，剃头费是一项重要开支。
许多其他行业在街中经营，政府对一切占道行为宽宏大量，只要官员的轿子和随员能通行无阻。这些城市群落中政府是通过衙门体现的，衙门有美丽翘曲的屋顶，门口有种庄严的气象，庭院里常挤满了请愿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囚犯在候审，衙门的差役在官邸逗留着，数目从300到600甚或更多；穿着昂贵锦缎丝绸的抄写员和书记员带着纸在人群中高视阔步。内院遮蔽在一道抹灰泥的砖屏风后面，屏风上用鲜艳的色彩画有一幅龙帝国张牙舞爪的龙的图画。
在军队方面，政府明显是由若干士兵构成。士兵通常穿着独特的，演戏似的，毫无用处的制服，主要为蓝色和粉红色，可以遇见他们在街上闲逛，在鸦片馆和烟草店游荡，或赌钱，或三五成群，或懒洋洋地躺卧在城门口，或在衙门口虚张声势吓唬百姓，原因是闲极无聊。他们有点像在中世纪的装备，添了些可笑又怪诞的东西：腰带上系着长扇和大纸伞，上面俗艳地画有想象中的怪兽，但比较常用的是格言或儒家的箴言。
所有中国城市普遍是忙碌、拥挤、争执、吵嚷，很少有妇女。敲锣打鼓，鸣铙击钹，撞钟之声，步枪走火，鞭炮到处爆响，乞丐四处嚎叫，街上有数不清的哭声，谈生意的用最大的嗓门讲话，空气中充满了无数不和谐的吼叫。
处于这种环境的中心，听力所及是无休止的喧嚣，嗅觉所及是充斥全城的恶臭和陈年怪味，英国卫斯里公会的主教戴维·希尔教士住在与教会医院和男、女诊所能够密切联系的地方，那里有盲人之家和学校，及其他的教会代理处；他生活与穿着一如本地人，曾为中国人谋求福利，他在我第一次造访不久后死于斑疹伤寒，他帮助过的人们表现了真挚的哀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