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城市不被几乎宽达一英里的滚滚长江及其大支流汉江截开的话，汉口、武昌府和湖北的首府汉阳应该是一体。汉口和汉阳在北岸，武昌在南岸，恰当的称为“武汉三镇”。它距上海约600英里。直到1863年汉口才成为开放口岸，但那年惧怕北方土匪的攻击，政府用石头的城墙将它围住，城墙周边4英里，高13英尺，砖砌的护墙升高到18英尺。
一般认为汉口有中国最好的码头，对此我不愿争辩。实际上，码头长800码，宽80码，它有傲岸壮丽的江堤和一段段从水下爬升40英尺的整齐石梯；它宽阔的步行道、货运道以及优美的林荫道上有着“宫殿式”的房屋，与上海和新加坡的非常相似，另一面的大花园荫翳在外国情调的树丛中。使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一个真正造访这个城市的欧洲人是在1858年英国舰船富里乌斯号的埃尔金勋爵，而那个地点选定为英国租界却是在1861年，就在那年，这个港口对外国开放贸易。
在重要的建筑中有英、法领事馆，海关专员的官邸和市政大楼。市政委员会像上海那样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锡克警察成绩显著。除非生命的海洋波澜迭起，平静的水面不会有吸引力，码头很沉闷，给人的印象是英租界“风光不再”。
外国团体是这样组成的：领事和他们的职员、中国海关雇员、为数极少的专业人员、大量的英、美传教士、英国和其他欧洲的贸易商行的成员——俄罗斯占了突出的位置。这些居民带来了他们的文娱活动，模仿上海的那些形式，进行小规模地自我消遣。有个大众化的俱乐部，欢迎过往的客人，与图书馆、阅览室、台球室结合形成社会吸引力，通过频繁的电报同世界保持联系。有一家值得称誉的报纸——汉口时报，它有不少关于中国人、社会和其他题材的文章——一个主教服务部，一家旅馆，一家马车行和其他英国人放逐生活的必需品。比起不常造访的港口，汉口对陌生人友善和热诚，殷勤好客不乏它的特色。
汉口的气候并不宜人。从五月持续到九月中旬的夏天又热又湿，重症疟疾和伤寒并不罕见。空气沉闷滞重，蚊子成群。有些居民就在码头上借着江面的微风度过最热的夏夜，中国人则睡在屋顶和街上。秋天的几个月非常舒服；一月份，水银柱下降到冰点，轻寒之后有一段潮湿、阴冷的时期，直到温暖的气候再度来临。
除了巨大的贸易量，汉口及其附近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特色。居民没有公然的敌意；尽管我们相当注意，但是卡利斯领事，他的妻子和我，在汉阳还是遭到了掷来的泥块。
壮丽的长江既是汉口的光荣，也让人感到恐惧，它甚至在冬天也差不多宽达1英里，浩浩荡荡地通过码头，风暴激起危险的狂涛骇浪，或在微风前轻快地飞奔而过；夏天则是一个深达50英尺的内陆海洋。7月和8月初，汉口情况最糟，人们怀着极大的忧虑守望着江水上涨。
码头偶尔会被吞没，小船往返于房舍与机关之间，建筑物的地基变软，运动锻练暂停，花园被毁，许多事务停止，而脆弱的本地房舍则被席卷而去——1898年夏天江水上涨，许多栖息在这种楼群里的人丧失了生命——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栖身之所和生计之资。当洪水广泛消退，留下的是穷困和瘴气迷漫的泥泞地。四川水——李希霍芬译者注：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1833～1905）于1868～1872在中国先后作了7次旅行考察。谓为“红色盆地”的红色产物——的出现，水的沉淀问题已摆在中国知识界的面前，指向这一与科技攸关的事实。通常在夏天涨水期间，从宝塔山看去，整个地区呈现凄凉的景象，一个混浊漩涡翻滚的内陆海洋，它的上面是许多建立在土墩上的村庄，显出树梢，也许是古代的建筑。
汉口是最西化的港口，城里实际上流通墨西哥的钱币，甚至在它的边远地区，铜钱既能换银币，也能交换未经铸造的银子。去西部旅行，旅行者自身要携带超过自己负载能力的任何数量的现金，故“银锭”是必要的，这可从香港和上海银行的经销处获得；还有“信劵”——中国的汇票，它建立在偏远西部的中国商业信誉上。“马蹄银”，一种粗笨的银块，可请求从银行获得，约值50两，而“两”本身的价值并非固定不变，“海关两”保持在海关和其他的账户中不变，变动来自“上海两”，再次变动来自“汉口两”等。
不仅如此。不幸银子本身质量也是可变的。汉口银锭比上海银锭的“标准”高出2.5%，四川银又比汉口银的标准高，因此旅行者在他的银块上经常容易受到损失，除此以外，还要蒙受大量出于称重和不时查验带来的烦恼和麻烦，虽然单靠训练有素的眼睛常常能查明劣质银子的“成色”。如果“通货”一词适用的话，则可用“混乱不堪”来形容流通体系，一旦简易的墨西哥钱废止不用，我就不会对外国商行雇用中国的“货币鉴定人”而大惊小怪了！为什么只有东方人能够揭示“成色”的神秘性，能揭示“两”里面的不同价值，铜钱的公平和真实性，以及日常兑换的变化和纠纷呢？
在已经开放39年的通商口岸里，1898年纯进口贸易有3，422，669镑，纯出口贸易4，643，048镑，就外国货的进口而言，英国占二分之一，自然，外行人期望发现英国商人积累的大量财富的秘密，码头房屋的宏伟和华丽给这种期望加以了渲染。
但是，事实上，在汉口的英国商行仅仅是在上海老家的分支，迫使他们退出进口贸易的中国竟争者是汉口的商人及其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大约有11家本地大商行用英国的棉货来满足汉口市场，并已在英国竞争者的废墟上崭露头角。这些经营批发的富商通过他们在上海的分支进货并向内地商人和本地店主供货，他们雇用讲“洋泾滨英语”的中国经纪人，向外国进口商那里去买他们需要的特殊商品。他们一直与上海的拍卖行保持联系，约定日期，并能获得中文的拍卖目录，迅速抓住每一项小小优势。英国商人眼光短浅，完全忽视了直接和内地商人建立联系，而满足于与汉口当地进口商做买卖，他们放弃了当地关系和信息的全部优势。
事情的不利状态似乎不可能在汉口或别的地方得到改善。我们做生意的方式公开而坦率，而中国商人通晓外国贸易方式如欧洲人自己那么在行，同时，在贸易中，他们的海关和他们自己安排处理业务的方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等同于这些集中的商行。我不知道，抵挡逐渐把业务从外国人那里卷入本地人手中的潮流是否已经太迟，虽然，也许实际上英国贸易并未受损，但在中国商业区里年轻人的机会逐年减少，除非增加资本，激发干劲，商业优先而不是体育运动，增加汉语和买卖方式的运作知识，树立成功的决心，发展洞庭湖的贸易和交通。
至于汉口的贸易，自然是个感兴趣的话题，我得谈几句：首先是在1898那年，550，000吨英国船舶进了这个港口，这与其他所有国家的60，624吨形成强烈对比；除中国人以外，日本人在他们中以32，099吨居于领先地位。由于质量变差和英格兰风气的改变1868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3.52磅，其中93%是中国茶，7%为印度茶。从那以后消费已上升到人均5.73磅，而只有11%是中国茶，同时印度和锡兰茶增长到89%。，汉口已经丧失掉不少茶叶贸易。现在俄罗斯商人掌握着茶叶贸易，他们在汉口和九江两地有生产“砖茶”的工厂，而在1898年俄罗斯自愿者船队的5艘大轮船装载茶叶直接开往敖德萨，还有一艘开往圣·彼得堡。
德国和奥地利商行在汉口已经开办了几家蛋白质厂，最好的产品用于摄影术；日本人一周有两班轮船往返于汉口与上海之间，将来不可能不在贸易和湖泊与内河交通方面“迎头赶到”其他国家的前头。许多机敏的商人已经走近长江，他们正以实用的方式通过这个国家发展自己，发现人民的需求和嗜好，在小项目上不声不响地促进他们的贸易；日本也以较大的出口领先，它的大宗进口棉纱进入汉口，从1895年的150担到1898年的260，332担，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取代了印度棉纱。
日本的商人像德国人一样，做生意不轻视小买卖，而满足于小赢利，据认为大多数“多做多发”的生意掌握在他们手里，在扩展中他们将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是强大的竞争者。在较大的贸易部门中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日本的竞争，因为扩展市场是它不容置疑的生存需要，而中国市场对于它的商业野心是不错的战场。
我不能不谈谈煤油，它的进口是由美国人带头，“飞跃地”增长，这大大减少了本地照明油的生产。从俄罗斯、美国、苏门答腊进口的煤油，1898年数量16，055，000加仑，从汉口运到六个省分。这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正在产生变化的媒介之一。我见过苏格兰高地和朝鲜的乡村生活由它引起的显著变化，那里灯芯冒烟的鱼油碟子，昏暗阴晦的“案灯”，已被明亮的、令人愉快的“煤油灯”所取代，成为家庭的聚焦点，使勤奋学习和消遣成为可能。在煤油灯出现以前，中国人的房间是难以想象的黑暗，在贫穷阶级里，抽烟、睡觉和赌博是消磨漫长冬夜唯一可能的方式，汉口有八家正规的行业公会：银行和钱庄公会、大米和粮食经销公会、呢绒和绸缎公会、杂货和油脂公会、铁厂公会、铜和金属批发公会、江西瓷器和药材批发公会。汉口有中国最大最好的药材市场。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和类似的贸易机构的极端重要性，那将是很好的。
我们也许谈到利益和势力范围，制定商务条约给我们“最惠国”条款的有利条件；但我们要明白行会的势力，能够在同等条件下与之竞争，直到“胜任中国的买卖方式”，我们将继续注视我们在汉口和其他地方正在关注的事，那些我已经提到的。
这些行会有许多东西令人钦佩，他们的劳工联合体，贸易联合体和恐怖组织如像英国任何同类的机构一样完善。任何影响贸易共同利益的事件，它们的成员或代表就会举行会谈和协商。行会的规则有轻有重，违反行规必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对于违规的人，惩罚从一桌酒席、一场戏剧直到对恶名昭著者逐出行会，这意味着违规者在商务上的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