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宜昌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它的第一印象不像沙市，非常引人注目。在枯水季节，它高踞于江岸，在平坦宽阔的沙滩上方峻峭的岩岸上；而在夏天，它失去了高高在上的尊严，差不多与江面平齐。一个有35000千居民并有城墙的城市，城上的门楼，庙宇样的屋顶，耸立在城垛和成片的民居之上。
在城市与河流之间延绵着颇为清洁的城郊，有宁静的小店铺。江岸上是海关的楼房和仓库，包括海关专员的宅邸和大花园，12位欧洲雇员讲究的住房，一个前面有整洁道路和宽阔石梯的网球场。附近有苏格兰教会的大房子，稍远处是中国内地教团新盖的平房。从水边望去，罗马天主教的建筑最具吸引力。为数不多的外国商行和仓库，还有淀泊在江中的海关趸船。英国领事馆后面，是一幢坚实的新楼，附带的网球场用以款待每周的访客。清风习习，吹拂遍是坟丘的山峦，一直延伸到山区。领事馆下面是恒古不息滚滚东流的长江，滔滔江流中漩涡激浪足有半英里。
那时，我首次参观一艘在城对面抛锚的英国炮舰。
在我看来，宜昌的壮丽景色在于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帆船，紧靠江岸密密麻麻足有1英里半，它们高翘的船尾蔚然可观，那里摆放着成百上千的四川大帆船，构造坚实能抵御激浪，油污的船壳看起来像涂过清漆的松木。竖起桅杆的帆船要启航上行，降下的桅帆就捆扎在船舷上。也有载客的大舟，因为所有在长江启程上行的旅客，必须在宜昌换乘，货物也一样。
（宜昌）对岸沿江是一片大大小小群山支撑的峭壁，奇峰重叠，其中有座山以酷似大金字塔而知名，据说其高度与广度都与大金字塔相同。据当地堪舆师推算，相信它奇异的位置与形状妨碍了玄而又玄的风水，因此而不利于宜昌的繁荣，于是，据说，当局花巨资在宜昌江边修建了一座寺庙与之抗衡，那些从事特殊行业的术士们，祈祷宜昌或许可以避开大金字塔山峰对城市的不祥影响。
埋在山边的死人远多过活人的数量，他们的阴宅像是堆起的鼹鼠丘，由于多数是由粗糙的石块团聚而成的圆形土墩，杂草丛生，缺乏某些其他省份中国人葬地的庄严感，就在我抵达之前，许多这样的石头被当作弹药。海关专员斯基奥尔兹先生，他在宜昌和后来在重庆都是我的东道主，一进入他的住宅，我非常吃惊地看到那些堆坟的石头，差不多有人头大小，客厅里外都有。这些石头是在几天前一次暴乱中，窗户被毁后在饭厅和客厅收集的。在举行欢宴时，炮舰埃斯克号的中国厨子出乎意外地向一位深孚众望的中国官员开枪。这件事自然激起了民愤，尤其是厨子不照要求向中国当局投降。虽然海关建筑有中国士兵守卫，但所有的职员都经过了有效率的操练，晚上要执勤。这是近年长江上通商口岸多次骚乱中最小的一次。
现在大约有45个外国人在宜昌，其中约有20个传教士。料想他们都满意于认真的工作。他们的娱乐主要在于网球、射击、划船到风景幽美的山涧和远离主河道的崖上庙宇去野餐，或者去宜昌峡。英国领事霍兰先生和海关专员伍德拉夫先生经常开放他们宽敞的花园，用丰厚的款待来缓解（必须承认）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团体中极其单调的生活。
我想，除非是学生、专家或者一些有特殊癖好的人，每个住在这里的男女都是把中国作为异国他乡，娱乐易于腻烦。冬夜漫长黯淡，夏夜炎热多蚊。一艘邮船和一个陌生人的到来，海关职员的更替，都是生活中的主要节目，人们立刻揣摸初来者的心态和交往的可能性，准确了解邻居对所发生的每件事情的想法，探测他们城府的深浅，几个小社团之间显然很少冲突，“相处融洽”，肯定是对他们的好名声。有些人说，那是因为他们主要是男性的缘故。
夏天，大船可以在码头下面拴牢，而枯水时就在江心停泊，冬夏之间，江面平均落差40英尺，怎样用预期的经济方法将货物从船上运到货栈多少是件难事。虽然宜昌仅是一个位于山区相当贫困的市镇，但在1898年的贸易总额已达2，298，437镑。所有西去的和差不多全部东运的货物必须在本港转船，因此，这是江上最繁忙的地方。说来奇怪，巨大煤田仅距此三四天的路程，而距海洋1000英里的轮船却烧着日本煤炭。孔子的牌位宜昌是大罗马教团的总部。它的头儿是本杰明主教，我有幸与他共度了一个下午，他任现职已经16年，甚至没有去过上海。他那宽大高雅的房间，虽然摆设了所有必备之品，却朴质简陋，一目了然，了无长物。主教是位和蔼的老人，举止很有魅力，铁灰色的浓密头发和世俗的髭鬚。当我们走下巷道去孤儿院时，一群中国孩子显然很高兴看到他，跑上来吻他的手，挤向他身边拉住他的长袍。
他陪我参观了孤儿院和医院，两者都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修女照管，她们仪态娴雅和蔼可亲，在她们的态度中，爱，包括一切母性本能，获得了动人的表现。医院在平房里，拥挤不堪，真是人满为患，与通常在中国的罗马医院一样，医生和许多护士都是中国人，外国医生（医学传教士）在外科手术时被叫来帮忙。
孤儿院是一幢大楼，房间宽敞，通风良好，可以容纳400个孤儿，但里面只有18个女孩，她们接受基督信仰的教育、学习刺绣和其他工艺技能。主教告诉我，同过去一样，中国人不会送多少孤儿和弃儿给她们照料，我推测，至少在宜昌干这事的日子成为过去了。我只能对原因进行妄加揣测：也许是近来竭力煽动起来的排外情绪；也许与中国的慈善家设立的孤儿院之间的竞争在增长；也许对转变宗教的世俗效果感到一些失望。也许，上述一切兼而有之。这些机构中流行着过高的死亡率，多数归咎于这种情况：为数不少的婴儿交给他们不是快死了，就是身患重病，或者处于极度虚弱状态，以至于不能吸收食物。这样的死亡率对于这些虔诚的修女似乎是感谢而不是惋惜的问题，在别处，有个修女对我谈到去年夏天死了1600人时，她不无动情地说：“这样多，上帝保佑”。
除了主教和他的秘书之外，还有法国神父、中国神父、法国教授和一所有八个学生的神学院，学生要研究中国的经典和哲学10年，神学7年。这些罗马传教士似乎主要依赖当地的教会实现对成年人的皈依工作。
一个比利时神父来看望我，声称在三峡上游地区有3000人信教，他在那里已经工作了11年。众所周知，罗马教会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对诉讼人提供援助，在与教徒有关的法律纠纷中，请求北京的法国公使对地方官施加压力。
这个天主教牧师对我讲述他的传教生涯中的许多考验，例如有个村庄几乎全部村民都在基督教的训导下受了洗。他们争夺的焦点是起诉另一村的村民侵占了某块土地。公正地说，法国人施加影响，他们打赢了官司，在此之后，他们又全数回到偶像崇拜的旧习上。
我的比利时客人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受过教育的人由于生活的匮乏所遭受的苦痛，特别是他和其他人被置于绝对孤独的境地，生活在中国最下层阶级的家庭里所受的罪。他举止文雅，显然很有教养，对生活感觉敏锐——黑暗而污秽的房间，肮脏的食物，嘈杂不绝于耳的外国话，隐私和安全感的缺失，这是我第一次，且不是最后一次看到罗马传教士所忍受的孤寂之苦。我的客人说，“要不是上帝的力量支持着，要不是确信正做着上帝的工作，我会发疯的”。
因为我不再回到罗马传教团这个话题上了，所以简要地谈谈他们在四川和别处确实日渐不受欢迎的四个原因，尽管先前已谈过对基督徒诉讼人的援助。
1.在1895年四川的骚乱期间，由杰拉德先生，然后是北京的法国公使要求并获得的高额赔偿，对于使团财产受到的损害已经证实不成比例。
2.罗马教团要求（现已让步）待遇级别应与较高级的官吏相当，如轿夫的人数之类，对来自民主政体的神职人员要求一体尊敬。
3.在弥撒和其他侍奉典礼期间，异教徒不得进入罗马教堂；教堂临终圣礼是在秘密状态下施行，对于中国下层社会无疑是不愉快的，他们没有隐私的观念。
4．几年前，自从所有教派的新教徒在遥远的西部定居以来，采取相反的方式，无疑在与罗马传教士惯常的作法对着干。
另一方面，恰恰可以说中国人是赏识罗马传教士独身、安贫乐道和禁欲苦行。除个别名人之外，每个虔诚的导师，要在东方功成名就需要苦行禁欲，当东方人开始追求正义的时候，严格的自我克制是他们希望达到成功的方式。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遇见罗马传教士，我发现他们的生活不是像本杰明主教或汉城的迈特尔主教以及汉城、北京、宜昌和其他地方的修女，他们住在没有陈设，刷白的房间里，只有仅够使用的桌子和木椅，或者就住在肮脏吵闹，诸多不便的当地贫民窟里，亲自侍候病人。他们在中国，就遵照中国人的生活穿着和风尚习惯，很少用本国语说话，熟悉居住地区的里里外外，商贸特色，政治与社会状况。为了传播基督教，孤独的男人们断绝了朋友和家庭的联系，过着与世隔绝，自我牺牲的生活；他们忘记了一切，只有周围的人民，视他们的利益为一体，除了与他们同生共死外，并不指望别的。
必须承认，中国人把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与大批新教教士颇为舒服的生活进行了比较，看到新教的传教士，在通商口岸有财富和住宅，就像身居租界的俭朴人家一样，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们有妻子、小孩、朋友和社交，如像汉口的卫斯里公会的传教士，并不经常生活在本地城市的中国人中间，每隔5年或7年就要携带家眷回国住上一年多对于中国内地传教士和教会传教士协会四川教团的传教士而言，住在中国城市人的家里是很寻常的，事实上，在健康和安全的立场上却是倍受责难的方针。
在赞赏罗马传教士克己献身的同时，我不想就有关竞争的方法和价值发表意见，而仅仅陈述强加于每个游客之上的事实，目的在于以后回到新教传教士这个话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