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两天过得平平淡淡。我一天七次被人盯着看，但村人没有恶意。我们走过富庶的正在耕作的村庄，有许多富丽堂皇的农舍，这些农舍的房顶极不规则，有六种或八种，就连出入的大门都有美丽的屋顶，深深的屋檐，许多黑色梁柱的山形墙，白色的灰泥，像在柴郡。随后出现了松林复盖的群山，然后是孙家槽的雄关（2900英尺），它将我们升举到房舍和农田之上，进入岩石，灌木、激流、瀑布的荒凉山区。
道路沿着悬崖的边际，通过1140级台阶攀上这个关口，整段路上有2英尺高的花岗石栅栏，垂直而立，支撑着8英寸见方长长的花岗石横栏。路的宽度可以通行两乘轿子。关口雄伟而凶险。路上有土匪，有士兵巡逻，我遇到的士兵都是小个头，穿着戏装似的制服，用带有长旗的矛、短的弓箭武装起来。这些弓需要身强力壮的人才能拉动，弓箭的操练是主要的军事训练。
米价上涨了很多，钱不够用，甚至这样繁荣的省份的某些地区，人们靠劳动仅能维持生活，那怕是轻微的涨价，就意味着饥饿与死亡，在中国，正是可怕而痛苦的物质短缺把人变成了强盗。许多壮士宁愿以这种方式掠夺他们的邻居而不愿依赖他们的施舍。关上的一个地点，那里有树，三个囚犯正吊在囚笼里，他们的脚几乎不着地。差役说他们要被饿死。不远处有两颗人头，挂在两只笼子里，看样子仿佛在那儿有些时间了，他们脸上是询问般的苍白面容。孙家槽的关口所有的人都是强盗。中国司法是惩罚性的，不考虑人的生命。我们遇到许多戴着铁链的囚犯，被押解去万县，都具有那种特有的卑屈和愚钝的模样，过度生长的蓬乱头发堆在本该刮得溜光的头上。不可能不怜悯这些可怜的人，特别是他们极有可能因饥饿所迫而犯罪，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广东南安地方长官的断案：审判席前面一排瑟瑟发抖的犯人，跪在铺着碎玻璃的石头地面上，前额离地1英寸。
那时，中国以它的拥挤，它的贫穷，它由于旱涝灾害所致的绝对饥荒，它无可名状的恐惧，它的肮脏，它的野蛮，它的腐败，它的贪婪，攫取，无情的聚敛，以及政治和宗教的无望，像恶梦似的缠着我。也有其他的，旅行者渐渐被理解的较好的方面。
从崎岖的孙家槽关口的顶点我们顺着山路下行，来到有耕种的土地，在一个大村子里，我留宿在一家小旅店里。在这儿，我住的官房，破败不堪，房顶漏雨，迫使我晚上几次移动床位，因为有个窗框上面的纸全部撕掉了，房子透风，空气里有我不能容忍的薰香的恶劣气味。第二天早晨出发前有一场大吵闹，像以往一样与钱有关，偷窃的指控随意散布。事发时，我坐在院内的轿子里，很快一群人在我面前挥动着胳膊（我认为中国人不会动拳头），大声地显然是狂怒的吼叫和斥骂，任何没有见过激动的中国暴民的人都想象不出。他们的吼声震耳欲聋，并用棍棒敲打我的轿子，引起我注意，但我一直面对他们坐着，一动也不动，因为我对争吵的起因全然无知；终于，他们平息了，让我出发。我很怀疑，如果有个欧洲男子与我同行，这次和类似的情感迸发现象是否会发生。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地区，我们在灰色的轻雾里穿行，在每条小溪谷里，有一级比一级高的小块梯田，最宽阔的梯田则在谷底；山腰上有宽大漂亮的农舍，大型的石墓，精美的庙宇，路边的神龛，以及牌楼和牌坊。在四川这类建筑比我在中国其他地方见过的更精致，数量也更多。在那天的旅途中，有的村庄要通过六道石头大门，它们的尊严与艺术的完美不同寻常。冯李希霍芬评论四川的这些牌坊如是说：“中国艺术的杰作”。我知道它们，如在朝鲜一样，有些是纪念本地官吏执政的美德，而颂词的真正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路边的神坛关于这些石门，我没有严格而扎实的理论。它们应该是有趣的研究题材。很有可能中国的牌坊是在某种原始结构上的放大，如索尔兹伯里巨石群的三巨石结构；日本的神社牌坊，主要还是木制，更轻便，但几乎是类似的结构；在朝鲜，这是王室产业入口的标志。可能在中国较简单的形式是最古老的，许多牌坊的宏丽装饰属于近几个世纪。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把牌坊与佛教引进中国联系起来。日本的神社牌坊是这种构造的最简单的存在形式，是与神道教有关，神道教存在于佛教从朝鲜传到日本的几个世纪之前了。
我始终反对在城市歇脚，但到达梁山县需要歇下来，这是在从万县出来第三天的黄昏，需要更换差役并拿到我的护照副本。这是一座庄严的城市，它座落在山上，入城要通过坚固的城墙下一段特别深隧的门道，还要上一段拐弯的陡峭阶梯；周围都是非常别致和奇特的建筑。城门几乎是个隧道，里面是整整一英里半的街道，宽不超过10英尺，有商店、旅店、经纪人、表面装饰辉煌的庙宇，“各类”政府建筑分布于整条街。
我还来不及反应，人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涌进马路，有嘘声，有人跑在前头——这是坏兆头。我打算步行，但轿夫们说这不安全。可是敞开的轿子同样糟糕。人越挤越多，并发出鼓噪；有不少嘘声和叫骂。我听出许多“洋鬼子”和“吃孩子的”喊声！这些声音膨胀成咆哮；狭窄的街道几乎不能通行，我的轿子反复被棒打；准确掷来泥块和令人讨厌的东西；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比其他人更鲁莽或更怯懦，劈胸给我一下，打得很疼，留下一道瘀痕；其余人从背后打我的肩头，恶魔似的嗥叫。这是伙愤怒的中国人后来听说，不久前曾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坐在敞开的轿子经过这里，被人们好奇的围堵惹恼，到衙门发了一通牢骚，我的朋友推测他们是在我身上进行报复。除了不动声色地端坐之外，对此无可奈何，并不表现出痛苦、恐惧和愤怒，尽管我三者占全了。
不幸几个挑夫被一阵搡推，被一些柳条制的油蒌子（但是空的）拌倒，油蒌子翻倒在地，在混斗时，挑夫差不多抵挡不住了。一个差役钻入一家旅店的门廊，旅店主人狂怒地关门，说他不会接纳外国人；但门却卡住了轿子，我就下轿进入旅店，轿夫和挑夫随后挤了进来，一根轿杠在挤压中折断了。我急忙到旅店大院坝的高处，挤进一个房间，或者勿宁说是个黑棚。据说，旅店主人试图关掉大门并上闩，但它被冲开了，整个门板被拆毁。人群蜂涌而入，有1500到2000壮汉，由某个文学之士率领，因为我透过裂缝可以看见。
然后发生了一场实实在在的骚乱；男人拿起门道里的木块当武器，用力擂门，敲打我房前的木板，撞击着门，要撞倒它；咆哮和叫骂。洋鬼子！这个词似乎太温良，已经不用了，他们吼叫着——后来我才知道，是这一类话：“揍她！”“宰了她！”“烧死她！”随后他们设法付诸实施。我的藏身处有道木板墙与另一条街相连，怒民成功地捣碎了一块木板，通过捣开的洞塞进一些点燃的火柴，落在稻草上引燃了。稻草是潮湿的，我很容易将其踏灭，并拖过一块木板盖住那个洞。这个地方几乎漆黑一团，塞满了木桶、木板、大量的木头。由结实的木门闩抵住的门是安全的。我在门前什么东西上坐下，拿着左轮手枪，如果他们冲进来，就朝这些人的腿开火，随时检查这道门闩；我通过裂缝观看，感觉处境严重——黑暗，没有逃脱的可能，没有人性可以呼唤，极为无助。
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根托梁，用力撞击，想破门而入，每一次撞击伴随着恶魔般的尖叫，我看门会倒塌的。终于，门的上方有条门闩断裂了，门的上半部份陷进来一些。他们加倍的努力，再过片刻门就会垮塌进来。这时，托梁被扔下，突然间很安静，中间杂有急速动作，脚步声像秋风卷走落叶，几分钟之内，院子清静了！留守过夜的士兵占领了这个地方。一个我的人在骚乱持续了1小时后跑到衙门报信：有人在“谋杀外国人”，官吏奉命率兵平息动乱，也许两个小时之前他就该派兵了，因为很难设想他会不知道。
旅馆主人看过我的特别护照，很是不安，并连忙道歉，但他的旅馆住满了，没有更好的房间给我，我太疲乏，又受惊吓，不想再去寻找了。知道安全有了保证，我才审视这个仿佛死亡陷阱的房间，发现它是个杂物间，黑暗而且破败不堪，上面有个阁楼，除了托梁外几乎没剩下什么楼板。地面上有些大洞，堆积着大量木料和灰泥的废物，晚上因房顶漏雨成了污泥。刚好有个干净地方够放我的行军床。天很冷又漏风，蜡烛点燃以后，在靠街一面墙的裂缝里，好几排眼睛死死地盯着不肯离去，而另一面的缝隙里，也有两对。我成他们恶作剧的事主了！
老板的妻子进来看我，抱歉地说起这场骚乱，她说“外国女人到你们国家去，你们也会杀了她，不是吗？”从此我对听到的事便有了相当的理解：因为在骚乱中受到惊吓，几个外国女人变得“性情乖张”，甚至疯了；英国领事的妻子之死实际上是骚乱的结果。贾米森总领事确实说过，听到过愤怒的中国暴民嗥叫，永远也不会忘记。
第二天早晨在祥和的宁静中开始了。旅馆的院坝里几乎没有常见的人群。木工忙着修理毁坏的门道。旅店主人在我的轿上加了一根新的轿杠。街上有许多兵，我被抬进雨中，没戴帽子，穿街而过。没有人讲话，几乎没有人回头。一切是那样完美、宁静和有序，夫头再一次建议，我可以戴上帽子！若不是我的肩膀非常疼痛，头天的事还会是场恶梦；两个苦力因服侍外国人被殴得皮青脸肿。我的神经有点发抖，几周以来，我每次进入低拱的城门或多或少有所忧虑。
梁山是座古老而引人注意的城市。在悠长狭窄的主街上，房屋拐角低檐的山形墙，有巨大的角状突起，朝向马路。城里有许多精致的庙宇，庙的门面是丰富多彩，精心制作的带龙和众神的装饰，采用彩釉瓷浮雕的形式，十分精致；灰色的泥灰上有值得赞美的深雕，后者的效果很类似于石雕。城市生产纸，出自于构属桑科植物，纸有精细与粗糙两种；还生产印花棉布、华丽的丝绸以及大量仿造的房屋、人、马、家具、箱笼等等，这些是在葬礼上视其奢侈程度燃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