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有薄雾，天气阴郁灰暗。随后几天也大致相同。四川有个本地名称叫做“多云之省”。和蔼干练的汤普森先生为我的利益着想给苦力作了种种指示之后，返回万县，从此我得依靠自己了。那天的大事是白廷在欧洲人离我而去后就完全改变了。他傲慢有脾气一如既往，容易突然发怒或者逐渐转入一种阴沉不语的状态，但从那天早晨直到我离开中国他都积极关心，事无巨细都听我使唤，总是在身旁帮助我走过滑溜难行的路段，表现了很大勇气，从不抱怨，替我准备和收拾东西，仔细的口译，英语方面日有长进，总要设法为我弄到热水和食物，总而言之，是个较好的旅行仆人。
旅行要不辞劳苦。合适的时候我就步行，因为休息时可以在如画的环境中坐在轻便椅上。轿夫个个精力充沛，他们的“老板”是个风趣的人，一路上有说有笑。他们的善良天性并未泯灭。一天，为减轻他们的负担，我走了一大段阶梯翻越一个关口，他们问：“这洋婆子以为我们不够结实，抬不动他吗？”他们从来没意识到是为他们好，然而，我们互相之间逐渐有了些了解。我发现有人拿我的外衣替我披在肩上，有人拿木凳来为我搁脚，各种细小的照顾；我发现他们对照相有了兴趣，有时到了这种程度，指着一些物体要“拍成画片”！在第二天结束时，他们所有的人都适应了我的“作风”，一切顺顺当当。
这天照例是7点钟喝茶和吃点面粥，虽然我总是期待8点出发，但我们动身前总要拖上半点，常常要到9点。苦力们的早餐常常迟到，要为账单争执一番，双方都不愿意让步。我本人和仆人的膳宿费只是1先令！包括他的早、晚餐，我的米饭，我住的房间，他与苦力共用房间的那一部份，还包括一盏固定在墙上的铁灯，带一个油壶，灯芯插在铁皮卷成的管里，结满了多年的烟灰和污垢。如果我用一个木炭火盒，费用是四分之一便士。我的其他旅行开支每天4先令6便士，5先令6便士则包含一切，包括每隔三天一只咖喱烧鸡。
我的轿夫以平稳的步速沿途跋涉，要在旅客会集的茶馆停上两、三次，喝水、抽烟，直到较多的人主张歇下来才在饭馆吃饭，轿子停在饭馆外面的乡村街道上，我坐在轿子里，很快成为一大群极其肮脏的人群的中心，他们悠闲地围着我站了一个小时，盯着你，评头品脚，嘲笑我的特征，并且越挤越近，直到呼吸困难；有人抽出我的发夹，把我的手套戴在脏手上传看一圈，有两次拿了我的勺子塞进他们的衣袖，被发觉后毫无窘迫之意。只是因为倦于成为展览品，我第一次吃了点冷饭，人们深信，照一般的规律，我们岛国人的习性是要吃很多。我放弃了普通的午餐，悄悄吃了点巧克力来充饥。在少有的场合，村民们玩腻了，甚至玩腻了手套（他们认为戴手套是藏匿某种致命的皮肤病）渐渐散去，几只鬃毛竖立瘦骨嶙峋的小黑猪，怯生生地怀着无法实现的期望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拱来拱去，正好拱到轿子的竹竿下面，没有找到零碎的食物，便啃我的草鞋。这些远古的长腿的家禽是讨厌的熟客。
当他们吃过了饭，抽完烟，就挑上担子，跋涉上路，直到日落才歇下来，如上午那样，抽烟和喝水。我在合适的时候步行和拍照。有时我们投宿在路边旅店，甚至即使在这样非常小的地方，也没有不受干扰的，那里的人好奇心仍然是无法抵挡的。
在城镇里情况有所不同，旅馆的院子常常被板条和一道宽阔的门围起来，里面可能有一、二个或者三个院坝，也许有盆花和少许俗气的图画。一些小旅馆竟住入了200多人及其行李，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人，在换钱、吃、“唱戏”和赌博之间，赤膊的招待员端着小盘穿梭往来，许多人聚在一起大呼小叫，相当活跃。在院子的尽头处是“官房”，门口两边各站一个服务员。在过道临街的那面，总有些人聚集成群，挤在门口，塞满了院子，喊叫着，还常常互相呵斥、打闹，为了一睹洋人。幸运的是中国旅店的门有结实的木闩，我和行李一旦安置好了，就可以免于侵扰，除非有人和小孩进来了，或者在白廷给我送饭时跟在后面挤进来的。如果房间仅仅是一层木板墙，那么常常会有一排不倦的眼睛，怀着极大的满足，注视我一小时，因为这些房间关上门就很黑，我的蜡烛透露出我的蛮夷行径。
而比这更糟的是，有人在我的房间隔壁的灰泥隔墙上慢慢地抠洞，还伴随着特别令人气恼的细语声，终于，洞孔上出现一排排眼睛，又是细语声，吃吃的笑声。使我老是想用左轮手枪的枪口或者注射器对这个孔洞开上一火！偶尔一大片灰泥掉进我的房间，暴露出抠墙的人，常常是衣冠楚楚的旅客而不是无知的苦力。我召呼白廷挂帘子盖住这些孔，随后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刮擦和细语声又开始了，常常在两面进行，直至他们厌倦和烦腻才住手。我习惯于灭了蜡烛睡下，经常在早晨醒来发觉自己还穿着旅行装，拿着中断了的日记。你在一天中几次被围堵紧盯之后，疲惫已极，早晨又复如此，庭院里可怕的吵嚷声，持续一个多小时，随后又是这些刺耳而令人焦躁的过程，真使人筋疲力尽得要死。
还有房东的妻子，经常带一群女人进来翻看我的东西，幸亏东西不多。她还发问，这样开头：“你高寿几何？”“有几个儿子？”当我坦诚说没有，她们表示出怜悯和（白廷毫不含糊地翻译的）轻蔑。“你为何离开贵国？”等等。但她们很快厌倦了向我提问的麻烦而同白廷说话，而我问她们说些什么时，我听到这些评论：“她的眼睛真难看，直眉毛！”“是的，但她们能看到地下的金子藏在什么地方。”“她来找黄金吗？”“她的脚真大哟！”（她们自己的脚大约三寸长）“怎么她的头发像羊毛？”等等。
这些人从未见过铅笔或钢笔，形形色色的东西和外国字，以及女人能写这个事实（因为看客或多或少是文盲）吸引了她们极大的关注。一把尖端分叉的餐叉，她们认为必定“会扎嘴出血”，在他们眼里是野蛮的。我把草鞋穿在英国茶色皮鞋上防滑，他们认为这是承认外国的东西较差。我穿着中国女人的衣服，戴着日本久留米的帽子——一种完美的旅行帽，英国的手套和鞋子，这种中西合璧的装扮使她们讨厌。她们的问题非常琐细，她们的好奇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无知，在这一点上与日本妇女反差强烈。对于成年人来说，一连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盯住一个人，而这人干的事毫不新鲜，也无变化，且仅限于吃和写，这显示出巨大的麻木。普通人的好奇心，虽然村俗，却不粗鲁，但在他们上面的阶级，和作为人上人的文士阶层，则是粗暴无礼，普遍倾向于激发对外国人的仇恨。
晚上，在我的房间里冲洗底片，因为它几乎永远是完美的“暗室”，最大的烦恼是当白光一闪——表示我的邻居已成功地在墙上弄出个洞，使得我珍贵的底片出现无望的“灰雾”。
不可或缺的衙门差役在每个辖区递换，要检查护照并抄写存底。这些差役极其可疑。因为这个职务，他们获得出差费用和额外的东西以及旅人给的赏钱。一封正式的官方函件是他们的凭证。但我发现，在许多场合离开辖区时并无护卫陪同，而是一对衣着褴褛的乞丐，这真是太卑劣了，差役已将那份附带着利益的文件卖给了他们，而省了自己这趟旅行。偶尔这些冒牌货在我的轿子前面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挥动着地方官员的信件，风把他的破衣刮到一边，露出没有注意到的使人恶心的疮疤，他们就是用这疮疤来刺激慈善人的怜悯。衙门差役随行的唯一用处是偶尔天太晚了，跑在前头去预订“房间”，并且总带着衙门的护照。
我写“护照”是因为依它的大小，印章的庄严，以及向我索取的报酬，当之无愧，此外，它允许在18个省以及蒙古和满洲不受限制的旅行，以至于读到它的每位官员作风转变是这样的自然！除此以外，我还有一本在汉口正式颁发的普通领事护照，只使用过一次。
我想，这些义务差役是四川的特色，这是不愉快的环境产生的强制措施。我从未听说他们强迫店主在通常的费用上打折，的确，我认为中国的旅店主人是独立经营，不会受到压迫，虽然他们有凶恶残忍的名声。我从未看见他们虐待任何人。我非常反对将文书卖给乞丐和在紧急关头逃跑。当士兵受到命令，即预示着面临危险，而他们常常脱掉鲜艳的外套斗蓬溜得无影无踪，并在事后回答我的抗议说：“四个人怎么对付两千人？”从而原谅自己似是而非的表现，因为官吏的信件是全能的，哪怕在乞丐手中。
钱的烦恼早就开始了，从未了结。离开万县之前，我带着10000文，这是铜钱，大约半个便士大小，刻着中国字，中间有方孔。通过这个方孔，用草绳将100个小钱穿起来成为1串，而那时（因为每日兑换浮动）两先令小钱的重量相当于8磅！我动身时带着18先令的现金，重72磅，这必须分配在苦力、老板、或夫头之间，夫头是总负责。但对钱的放置没有信心，将钱每百文地“串”上，要花了一个多小时。通常，要验明每一串小钱，讨价还价和计算差不多要占用一个上午最佳的时间。这个过程和与钱有关的每件事情一样，每个中国人都兴趣盎然，最迟钝的才智在这方面都是机灵的。某些村庄只收小钱，其他的一概拒绝。
银子比铜钱更麻烦。我在汉口得到的银锭已经被碎为四块，但尽管那样，还是大得难办，必须再剁碎，通常由乡村铁匠用他们的重锤来打碎，重新称重。然后，接受碎银的人会取出一块来复核（为此香港和上海的银行是可靠的），先将碎银放入一只手掌内，然后又放入另一只手掌，斜着眼睛打量，然后说“成色”差，是次等银子等等。你已经同意付出某个重量的银子买件商品之后，而卖家却说你银子的含银量仅有一半。
然后，仿佛并不只是“成色”差，而且那城镇的盎司比最近的盎司偏重，你的等级是差的一种，银子必须照“优级”称重，也就是卖主自己的秤；“成色”、多变的重量和不同价值的银子之间的关系，砸碎银子、称重和可能对银子进行的分析的费用，使得旅行者不知所措；他始终要考虑三件事：铜钱数目对银子的两数，银子的质量，银两的重量。一件最使人烦的事情：正当你出发时，钱串断了。成千的小钱撒遍旅馆的院子，消失在堆积物和洞里。其时，旅馆主人竭力逐出院子里的人群，仔细搜寻。如果你说“丢几个就算了，不要费事了”，那是没用的，因为这关乎夫头的荣誉，夫头对一切事情负责，没有一个钱应该遗失。
在本章里，我已经竭力提到了四川旅行最突出的特色，其他的则留待途中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