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没有任何欧洲人能陪伴我，我决定鼓足勇气踏上300英里的路程去保宁府，以获得亲身的体验。陆上的旅行发展成为1200英里的一部份，却以一场严重的灾祸和巨大的失望而告终。旅行始终是有趣的，教给我大量的民风民俗，仅仅美景就已补偿了我所经历的无数艰辛了。我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通过两种语言媒介，发掘出沿途的所有信息、产业和民俗，这些信息出于这样一些人的个人才智：他们既不观察，也不仔细思索，并且不习惯透露他们知道的事，当他们也许有个别人在某些问题上欺骗我时，我也提不出叫他们讲真话的理由。
这种深入的挖掘工作是旅行的日子里最艰难的部份。在我旅行之前或旅行以后所能了解的范围，还没有英国旅行家或传教士公开报导长江上的万县和成都平原北部的灌县之间的这片土地，在非常有价值的领事报告中也没有找到，对此我不无遗憾；供职于重庆领事馆的利顿先生曾写过一篇报导涉及四川中部地区，近来作了关于四川北部的极好报导。结果，在我四个月旅行的主要部份，我从这些报告中找不出什么来评价我假定自己已经获得的事实为了减轻我觉察到的各种缺点，必须提到：我独自到了中国西部仅仅因为兴趣和愿望，没有一点写书的意图，没有作详实而丰富的笔记，所依赖的只有日记资料。
走的路越长，作的准备越少，行李包越小。在万县，只有一张两面涂有熟亚麻仁油的床单，少许额外的咖喱粉，这是和善的房东从用得差不多了的食品盒里拿来的；调味品、葛粉、病人用的舒缓剂，是刚送到的；还有每年免费投送的同样物品，由阿伯丁郡已故的英顿先生赠送，无论路程多么遥远，都要送到中国内陆传教士的门口，那是表示关切的礼品，收件人极看重。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带。读者获悉我的饮食异常单调也许觉得很好笑。每天早上出发之前，我吃一杯用“药片”兑的茶，一盘煮面，7点钟喝茶；146天每天都吃调有咖喱粉的鸡或者鸡蛋炒米饭。我还有中式的棉布衣物和草鞋，以及其他相信途中用得着的必需品。
我的仆人从开始就很固执，使人不愉快，虽然他很出众，受过相当的教育，算个堂堂男子，却似乎显得无助、无用、懒散和敷衍，处处使人讨厌。我的东道主和我本人认为他希望惹恼我以便从万县打发他回去，汤普森先生认为他会使我的旅行非常困难和不愉快，而选择就摆在两者之间，一开始就放弃他或带他走，我选择了后者。
作为欧洲客人，我将安排、讲价和付款等全部难事儿都交给一个熟悉这类事务的人，让他充当教师或仆人。经多番讨价还价之后达成协议：3个轿夫和4个苦力，负责将我和行李在19天内送到保宁府，星期天休息，用25000文小钱付款。这些人不与我直接打交道，而是一个运输行签约的经理雇用他们，经理为他们的操行和信用负责。我可以说他们表现不错，使旅行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两天，在风雨泥泞中快活地跋涉，他们从不推卸工作，始终镇定，愉快，待人亲切。我从行会里雇来的苦力和船夫，在各种场合，他们都是同样的行事。
我轻便舒适的竹轿座椅下面有个空间，可以放下照相机，除我自己之外，轿子本身重16磅，携带行李40磅。它有两根14英尺长的竹竿，用绳子悬挂一块踏脚板。上、下轿都受严格的礼仪支配。在四川，乘敞篷轿子有点新奇，是可憎的，是我遭受许多猛烈袭击的原因。过去一段时间，省府当局坚持对包括传教士在内的一切旅行者，须由两名以上的“衙门差役”或士兵伴随，在每个辖区递换，并在那里移交随身携带的官方文件。他们毫无用处，一旦有骚乱的苗头，无论士兵或文职官员，总是逃跑，但这两种人都不找麻烦，我给他们一点零钱，总显得心满意足。
这些衙役附属于地方长官，为数不少，在大城市数以千计或更多。他们是“没有薪水的大人物”，但能设法维持生计。诉讼是他们的大宗收益，文案工作是重要职业之一。他们敲诈诉讼人，大致像克莱尔和克里的男人作执行官一样，很受人们憎厌。
我穿上中式服装，这样打扮起来，的确磨钝了好奇心的锋刃，极大地减少了无法忍受的妇女拉扯触摸你的衣服。我离开了好客的传教团宅邸的庇护和精心照料，孤身向内陆深入，白廷随行，一副闷闷不乐和尽量疏远的样子。
第一天的行程，汤普森先生好意地陪伴我，看看是否一切顺利。在二月睛朗的早晨，我们早早出发，空气清和如像英国的四月天，穿过非常漂亮的小镇进入可爱开阔的乡村，走在铺设良好的石板路上，有石阶梯导引我们上山下坡。
在一天的大部份时间里，我们尽遇到川流不息的挑夫队伍，他们挑着负有担子的竹扁担，从一只肩头频繁地移动到另一只肩头，送往内地的商品（运往内地的运输量多日不减），每担80到140磅重的鸦片、烟草、靛青或纸，而往外运的则是棉纱，布匹和盐，都是仔细地用油纸包装，纸由浸软的竹子制造，非常坚韧耐用。他们挑的担子可以说是极限负荷，每天大约走13英里，抬轿子和行李的苦力大约走25英里。偶尔，在我的苦力每人只挑70磅的时候，一天能走30英里。第一天，即使有汤普森先生替我把一切安排妥当，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我从不往好处想。休息的地方是一个棚，这是小镇或乡村街上撑起来遮敝道路的，又黑暗又肮脏，泥土的地面，粗糙的桌凳，退缩在昏暗的微光中；粗制的烹调器具和一切粗鄙的釉陶就是家具了。在每张桌子上，一把有恶臭的筷子插在竹筒里。盛水的土碗和肮脏的抹布放在外面供旅人使用，行人也经常用热水漱口。几个特别肮脏的人就是服务员。饭碗和米汤或者淡茶送来得非常快，苦力饥不择食地把食物扒入口中，伸出碗来添饭。那段时间我的轿子总是放在饭铺门前。我进去吃午饭，但太脏，太不舒服，总是太让人恶心，我不能再受这种罪。
有时，人们出于善意从公共的碗内挟出猪肉、饭或鱼放进你的碗里，为确保他们履行这种搬运的干净，先把筷子放在嘴唇里来回抽动，有力地吮吸一番。
四川通常以“贞节牌坊”的数量和显赫而闻名，尽管他们也为孝子或爱国官员，特别是武将而竖立牌坊。在那时，是一个城市快到的征象，快到一个城市了，不仅有宝塔，而且还要从几座这样的牌坊下面通过。偶尔，那怕是一个散漫而肮脏的村子也要从一座特别壮观的牌坊下面进入，我第一天的旅行就是这种情况。我打算拍照，差役却向我左右站满的人群不停推搡，口中一直叫喊着“奉命办差”，但看稀奇的人太多，成不了事，只好挪走。
这些牌坊常为表彰寡妇而建造，这些寡妇守着忠贞，怀念着丈夫，献身侍奉公公和公婆，卓有成效。通过各种渠道，邻居向皇帝介绍值得褒扬者的个人美德，君王诏准，才得树立牌坊。整个事件给城镇或村庄添加荣耀。许多牌坊非常美观。
中国的石雕很有价值，即使像花岗石这样难以处理的材料。切割和钻凿的深度和锋锐是非凡的，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雕刻作品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丁点儿表现想象力的痕迹。这些牌坊的上部结构那道经常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的中楣，一成不变地以最精巧的方式表现官吏的队列，官吏在审案，富人的宴会，富人住处的内部，和其他许多官员庄严的生活场面，一切呈现出摄影般的准确和多方面迷人的神奇表现力。不可能不赞美艺术家的技巧，同时希望他们的艺术中有理想的成分。一些地方，一座集中了雕刻奇迹的华丽牌坊横跨在路上，而路却比糟糕的沼泽好不了多少，或者即使是石板路，也是有的石板竖立着，有的淹没在烂泥里。这种不协调似乎没有使人不安。
但我必须从这些岔道的烂路回到此后两三天行走的正路上来，这条路在中国具有最好的名声。修筑于54年以前，维护得很好。它引导人们从万县到重庆府，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名符其实。它的宽度绝不少于6英尺，铺着横向的石板，石道穿越稻田，跨越石桥，通过坡度颇为平缓的石梯，上下无数的山丘，无论有无必要都有石栏杆。溪流上有优美的石桥跨越，石桥有醒目的高拱，整个桥就是一件优良的工程作品。
我的旅程开始很幸运，是如梦的睛天，展现出水晶般澄澈美丽的金红夕阳。风景使人陶醉。山谷幽深而狭窄，到处有逶迤的山溪。山丘截去尖顶成圆锥台，每座山丘的顶上有一座高大独特的防御性避难村寨。远山在浅蓝的天空上像是用深蓝描画成的。一切都显得和平富足。这里的耕作令人惊讶，其精耕细作已经毁坏了大多数本土植物。层层梯田错落而上，达于支撑着避难村寨的峭壁脚下，就连悬崖边上仅18英寸宽的狭条地带也种满了庄稼。除了道路本身，那天在这条路的旅程中，看不见一块够一个人躺下的闲置土地。
在一年可产三、四季作物的气候里，第一茬在地里广种的作物是白边黑紫花的蚕豆，大面积种植了开花结实后可供榨油的油菜；鸦片侵吞了稻田、大麦和小麦地；尽管只是2月24日，各种根茎作物、豌豆正在发芽。那怕用于分隔稻田的狭窄土梗的顶部也种植了单排豆类植物。
我的苦力歇了几次喝水和抽烟，但也走了27英里。我想，乘轿旅行是陆地上行进最舒服的方式。对此我有一点异议：受力的短扁担（两条长杆就悬吊在它的端头）不断的移换，从轿夫的一只肩膀移动到另一只肩膀上。这个动作必须同步完成，每100百码左右就会中断一下，总是给人这种印象：肩头的转换是因为不胜其痛。抬轿本身是个职业，轿夫不得不以此为生。它的要点是在整个运动中绝对保持步子协调。
我的三个轿夫最强壮的一个走在后面。他们有两个吸鸦片，第三个吃素，他戒了鸦片、烟草和烧酒，要照这种路子致富！我们进一步向农村深入，挑担者不绝于途，除了前面提到的货物外，还有油蒌子、豆饼、煤和铁矿石组成的担子，说明铁矿石的供货源头并不遥远。大约每走半英里，道路经过之处，两边屋顶下面就有食品摊。有许多旅客坐在破旧封闭的短杠轿里，两人抬着急步摇摇晃晃地走过。一路庙宇很多，以致空气中难得不有烧香的气味。我们遇到了波浪起伏般舞龙的长队，有50英尺长。
时近黄昏，山峦变成了更大的群山，松柏成林，在金色和紫罗兰的霞光中非常可爱。我们在一个大村庄三正铺歇下来过夜，虽然我在中国旅行了7个月，才有了第1次住中国小客栈的经历，我不喜欢它，特别是当我把它视为未来四、五个月类似住处的典型时，我毫不惭愧地说，整个夜晚缩减旅程的怯懦倾向一直在诱惑着我。四川的旅店有好名声，但我没有住上正规的驿站，不管怎样说，途中的旅店十分低劣，使我震惊的一家是最好的客店。它们比波斯普通的大车客店或者库尔德斯坦的简陋商栈，甚至比朝鲜的客栈都要糟。我觉得必须振作起全部勇气。饱餐一顿，在起初似乎污秽绝望的小窝里睡上10小时之后，我恢复了好心情。在最好的旅店中，有一间大家都知道的官员专用房，花钱就能住进去，高屋顶，木地板，一扇窗户和貌似庄重的桌椅，但这些非常不投我的口味。我用自己的方式介绍中国旅行的愉快事物，而当汤普森先生同我在一起时，我的境况比平常好得多。我被抬着穿过露天“餐馆”，那儿搭配着粗糙的长凳和桌子，进入它后面胡乱铺着石板的院子，来到旅馆天井里一堆可厌的物品之中。小院周围有几扇粗糙的门，可以进入许多没有窗户的房间，其中几间已经住满了人。我的轿子放下来，依照礼仪的规定出轿以后，我想看着卸下行李，此时则被一群男人和小孩的叫喊怔住了，汹涌的人潮追随着我，必须赶紧撤退进我的房间。
房间长而窄，用木板与另一间分隔开，木板有明显裂缝，则被许多双斜放着的眼睛不懈地利用着，但我钉上特意为了防止窥视而带来的麻纱帘子，以阻碍这种好奇心。房顶一头高一头低，幸而墙与房顶之间留有两英尺的空隙，尽管进来的空气怎么也说不上“新鲜”。地面是潮湿而凹凸不平的一块泥地，部份在一个快要搅成泥浆的污水坑上。木板外面的另一边是猪圈，从许多声音——低音和高声——来判断，那里关满了猪。屋里有两张粗糙的床架，上面是席子，铺着陈旧稻草，苦力们把棉被铺在上面，一张床睡四个以上，不消说这些床实实在在挤满了最坏的各类寄生虫。
墙壁又黑又粘，满是多年的污垢和湿气，曾用来遮蔽房椽的纸零零碎碎的悬吊着，当蜡烛点燃时，甲虫、“鼠妇”、蟑螂和其他令人憎厌的东西在墙上蠕动，并且从房椽上落下。一只粉红色、胖乎乎的东西掉下来，弄灭了蜡烛！
在朝鲜的经历之后，我已经安排好我的“起居方案”，但是，闷闷不乐敬而远之明显木然的白廷让我自己动手来实施，在两张床架之间足够安放我的行军床和椅子而不碰到床架。油布铺在地板上，我的“家具”放在上面，两张小油布用来遮住床，我的皮箱、食物及其他物品堆放在上面。照相机三角架充当烛台，晚上我的衣服和靴子就挂在上面，避开老鼠。用这样的安排，成功地使大批滋生在朝鲜和中国小旅店中的寄生虫难于接近我，故而睡眠安稳，无话可说。由于绝对杜绝了寄生虫，其他的就容易忍耐了。
一餐咖喱饭和茶还不赖，虽然我意识到我的装备和总的生活方式已大不如前，引用一句美国俚语来说，我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旅客住得满满的小旅店，在8点之前安静下来，只有轻微的噪声，如猪的咕噜、老鼠咬东西、蟋蟀的唧唧声、甲虫在稻草上动和其他昆虫的骚动，清晰可闻，这一切声音告诉我，我正被忙碌的弱肉强食的喜欢黑暗的生物世界所包围，但同时我想到明天孤身投入重新认识的中国，我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白廷在门口叫醒我，报告说没有火，他不能替我弄早餐！从晚上8点熟睡到天亮，这是五个月来第一次。我只允许自己每天用半支蜡烛，我的日志写好后，就不用熬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