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有几处免费的公墓，新近的一处是为儿童开辟的，一道六英尺高的墙围着，一个守护人管理，近4年中有2000个小孩葬在里面。在奉天，我初次充分了解到由迷信发展而成的风俗，并非缺乏母性的亲情。习俗将小孩的尸体卷入竹席中“抛掉”，即把捆扎好的尸体放到狗能吃掉的地方，作为一种祭品奉献给“天狗”，那是被认为在日蚀时吃掉太阳的狗。当外国人迁入长江通商口岸时，大家普遍相信外国人反对让狗吃尸体的主张，其中奥妙是他们“要取出眼睛和心脏来做药。”这种说法不胫而走，因此这些围护周全的墓地作了防范。这种对外国人的指控，是经常发生排外骚乱的原因，近来遍及长江流域。我在远及西部的岷江上游灌县，遇到这种运动最坏的表现形式，当我通过四川的城镇时，频繁地有人冲我愤怒地叫喊：“又来了个吃小孩的！”我已经详细评述了镇江的慈善团体，因为他们是其他大城市这类团体的典范，而整个国家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则多不胜数，包括许多只救济苦难的社团。在芜湖，1874年建立了“救生协会”，还有与其相关联的，由同一团体经管的免费的“棺材协会”，以帮助非常贫困的人体面地埋葬他们的亲属；一个免费的“渡江会”，有打造得很好的大船，防止穷人冒着生命危险乘小舢板横渡长江。宽大坚实的办公室说明“救生船协会”得到了慷慨的资助，与之关联的“护生团”则让水中获救的人重新生活，还有其他类似的慈善团体。在许多江边的城镇里，这个社团还有一些附属的社团，显然有相同的制度。芜湖有四条救生船，约50英尺长，10英尺宽，荷载14吨，有很好的驾驶操纵系统，能面对任何天气，并有纪律严明的船员，准备一见信号就出发。他们在江面上下巡游，协助危难中的帆船，营救溺水者，打捞尸体并予埋葬。
如果获救的是外乡人或一无所有者，他可借到干衣服，并获得三天庇护；若是病了，只要他提出要求就可以得到庇护和医疗照顾。这些遇救的穷人回家，每走33英里可获得两毛钱的资助。发现尸体由社团向当局报告，当局则负责看管死者的财物直至找到亲属。下葬是很正规的，通常在一定的时候里为死者举行葬礼。
社团公布它的章程和账目，每年要作一次总说明。它的办事处由商人捐款建造。它每个月从内地海关获得50两银子的捐款，其他经费有捐赠土地的租金和捐献的大米。社团始终掌握好收支平衡。除工资外，在芜湖和不同的附属站，每救活1条命支付给船员1000文奖金，约合1美元，捞起1具尸体则酬以300到500文钱。另一个慈善团体也为穷人提供棺材，为遭遇火灾，一无所有，境地悲惨的家庭提供所需的竹席庇护棚，为病人提供医药援助。这主要由店主的捐献来维持，而棺材靠赠送。
几年前，给“士绅”和商人带头的那位道台，替孤儿和双亲贫困的孩子创办的救济院，它逐渐发展到包括一所慈善学校，一所为老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济贫院和一家免费的医院。
九江有几所类似的机构，包括一个由茶商和鸦片商人用行业基金创办的“救生协会”。汉口有20多个慈善团体，每年得到的资助有10万美元。在万县，山峡和险恶的激流上游，有非常高尚的慈善团体，有些是由学界人士和城里的首脑经营的，其他是由个体私人经营。其中有施粥的，冬天向穷人大量赈发大米，在正月（二月）对50个老人补贴大米和钱，给大约100个穷寡妇每人赠送1600文钱。学界人士还要资助一家孤儿医院。我不能埋没万县商人申富学的高尚善行，他并非巨富，却每年以8000美元来资助2个诊所和1个药铺，40所免费学校，5名宗教法师，此外，还要为死去的穷人提供衣服和棺材，冬天为穷人提供棉衣至于这些有关万县的非常有趣的事实，得感谢我在这里的主人，中国内陆教团的汤普森先生。统计并不可用。
在许多其他表现善举的方式中，还有的是为所有申请者提供免费接种疫苗，有的向所有请求者提供药物和膏药，还有人散发或露天低价销售著名的书籍如“劝善贤文”之类，有的小社团，提供小巧有罩的石炉子，用来焚烧写过字的纸，这在一切城市和许多乡村都见过。最初，这种行为无疑是为了防止玷污如来佛和孔子的圣名，但圣洁及于一切写过字的纸，则是中国人对文化的极大尊崇，纸张不再由僧道收集，而是为此目的而设的这些社团的人买去，他们带着竹钳子和篮子走街串巷，从亵渎神圣的地方营救字纸。对我来说看不出这是善行，虽然承担这项工作的社团负有“共慈会”的名称。
其他的善举中，慷慨地帮助本省的会馆，以便照顾那些远离家乡穷困潦倒的人，没有这种帮助他们不能回乡；或者远离亲人客死他乡的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运回故乡安葬。
临时性的慈善团体中，部份由政府补贴，而多数由私人解囊资助的，是大量组织十分完善的施粥所，遇到洪水和灾荒的时候，则将善行和合宜的工作延伸到整个受灾地区，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然后大量捐赠为死人入殓的寿衣和每年为穷人制作棉被。一些社团，有点具有“慈善资助储蓄银行”的性质，它们就为两个目的，使男人婚娶和体面地埋葬父母。
大慈大悲的性质表现在应对难民潮上。灾荒年难民遍及中国各地，允许他们携家带口在谷仓和棚舍里住下来，常常向他们施舍晚餐；替乞丐制作大量的礼品。在所有大城市里，乞丐被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帮会，至使他们可以强求而不是恳求，并能确保一股稳定的慈善潮流按照他们的方向流动。就难民和乞丐来说，多数人对拒绝的后果的谨慎恐惧就得明确做出慷慨布施的姿态，在这方面中国人与英国人也许相同。
在本章的结尾里，我想在中国人行善的本能和追求“积德”方面举几种方法。一个佛教徒在河边付钱给渔夫，买下他网里的全部鱼，让这堆银色的东西返回水中；另一个买了些笼中的鸟，将其放飞；有人搭个席棚，阴蔽道路，向疲惫的旅客提供坐椅；有人筑一条路穿越难行的关隘；或者建一座桥；或者为穷人和牲畜提供免费的渡船；几个人联合在一起为旅人提供免费茶、汤，搭一个棚，让一个老孀妇守着开水；或者两三个僧侣宣讲得道之法，做庙里同样的事；有的则为登山者提供座位；有人提供用牡蛎壳的薄层装成玻璃似的灯，配上木制框架，挂在柱上或者装进栋梁的凹处，夜晚在危险的路段给路人以温暖。
在中国发现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存在有组织的慈善团体，使我惊叹不已，如同它将会在我的读者中引起更多的关切。在它的缺点中，我前面提到过的，除了缺乏亲切的个人接触，还忽视了用苦干的方式培养独立自主，和避免侵吞公款的体系，为了使慈善基金不至于流失，必须额外让许多中国绅士付出大量宝贵时间确保他们诚实和有效率的经营。
我一直就不知道中国妇女的慈爱本能是否找到了出路。有人要我提供一些麦秸草编的工作让穷寡妇来作，并要另一位女士雇用贫女做绣花鞋。我听说过女士们每周邀请贫穷的老妇人喝一次茶，也许不止一次。A·史密斯先生讲述过这种实例。
必须注意，在中国个别的人行善有可能招致某种严重的后果，以致于担心不得好报的人在某些环境下极其勉强地助人和救生。这种可能性使中国人在个人做好事时变得谨小慎微。一个传教士说，有位医学传教士住在华中的一个省里，某个当地的绅士请求他恢复一个患白内障双目失明的乞丐的视力，手术成功施行了，但当那人恢复了视力，这位绅士又来对手术医生说，由于治愈了眼疾，却毁掉了乞丐的唯一谋生手段，到头来他还得负起责任给他补偿：收瞎子为仆人。
总之，中国经典中教诲的爱人，慈善机构作为真正仁爱的见证是必需的。佛教徒虔诚的著述谆谆劝导救济病人，怜悯穷人，以及在中国愈益流行的礼拜观音菩萨，都趋向同一的仁慈方向。在中国大家一定还记得，受崇敬的神不是残忍的怪物和邪恶的化身，而正相反，也许把某些美德归于他们，仁爱就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