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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行程的尾声(1)


  无论从上游或下游走近重庆(海拔1050英尺),它都是最使人惊叹的城市。在1500英里的内地,有一个40~50万人口(包括1500个穆斯林)的城市,作为中国西部的商务首府,是帝国最忙碌的城市之一。它的开创者选择了没有拓展空间的地点,货栈、会馆、商行、店铺、穷人和富人的住所,塞满在陡峭的沙岩上,或者坐落在长江与其最大的北方支流嘉陵江之间的半岛上,这两条江可以从冬天的水面上爬升100至400英尺。当我乘船下行,下面是颇为狂乱的急流,水浸满半条船,并淹死了一只鸡。这使我想起魁北克,又使我想起了在城墙尚未撤除的时期房屋拥挤的爱丁堡。

  这是座壮观而灰暗的城市,城楼、楼阁、寺庙屹立在毫无规则,有雉堞的灰色城墙之上,宽阔、陡峭、拥挤的层层石梯,有20英尺宽,从河边直达各道城门;树木葱郁,充分耕耘的山峦像一个圆形剧场,从水边陡峭地耸立1600英尺,作为城市环形的背景;大帆船的船队,形形色色的小船,拥塞在沿河的岸边和每个邻近的河湾和河段,岸上水上生意盎然,融合成壮丽而引人入胜的景象。作为城市,重庆并不“独领风骚”,因为正好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下方,江水把重庆分开,屹立着城墙环绕的“理民府”,城里的白色屋宇掩映在许多山丘和峭壁中,其下千帆竞渡;它与另一个城市江北城,完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些城市有不靠欧洲力量的商业机构,我浮想联翩,它们给了我一个中国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概念。

  经常有对重庆府的详尽描述,而我只能提供不多的印象。通往太平门要上一段阶梯,这是挑水夫的通道,总是遍地行潦;路上挤满了挑棉花的苦力,我通过开凿在岩石上的陡峭街道抵达海关专员的官署。海关极为独特,建在一小块突起的岩石上,它与背后的岩石之间仅有4英尺的间隔;这里风景如画,这块高岩的下方有宝塔和慈善协会的花园;其时长江发洪水,江宽三分之二英里,城市与远处河岸上的优美山峦之间波涛滚滚;然而,海关的空间正在缩小,守卫的中国士兵似乎塞满了这小块地方。重庆炎热、气候潮湿,树丛和蔓草覆盖了每一处土地。在我三天的访问中,温度保持在88度,没有阳光,没见到蜀犬吠日,潮湿的空气死一般地沉寂。与许多房屋相比,这幢房子的“地皮”还是宽敞的。

  1891年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而1877年中国内陆使团就在这儿租房居住,其他社团的传教士紧随其后,然而,9年后,所有的人都因一场严重的暴乱而逃走了。开放之前8年,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先生作为一个商人定居于此,这是个商业勇气的杰出范例,却没有仿效者;现在,除了在领事馆和海关供职的外国人,还有别的“冒险家”,但多半都“昙花一现”,大约有30个不同社团的传教士,并有小教堂,学校和医院。1900年,英国和德国的轮船将投放在宜昌以上的航线上,这无疑会鼓励外国人来此定居,使重庆纳入了环球游历者的范围之内。

  在重庆高踞的巨岩下面,城墙外面是竹席棚搭建的城区。夏天长江水面上升,高出冬天水位大约90英尺。我在6月1日抵达时,水涨得很快,这个城区已大部分消失了,尚未灭顶之处有残留什物,正有人将其扛在背上急急忙忙地运走。从巍峨的高处能俯看赭黄色的水灾,每个迁徙的时刻都给这座雄伟的灰色城市平添了威严。在重庆像长江上游的许多其他城市一样,人力与自然之间的融洽尚未破坏,外来的无谓冲突,人与自然失于和谐,丑陋的苦难岁月尚未开始。

  这个商务首府得天独厚,我们正希望藉以增进我们的利益。它通过水路与周边省份各个重要城镇联系在一起,用船进行批发贸易。向东去的出口必须通过重庆,而到达目的地的进口船只也在重庆付款。在四川,重庆是外国货的惟一批发市场,因此,很大程度维护了四川省的贸易。必须重复一下,这个省,面积与法国一样,人口却更为庞大。全省(包括藏族、罗罗族、以及称为“狗脸”的少数民族在内)人口有5千5百万到7千万,对此,应采取方法与他们的商人和店主做买卖。

  A.J.利特尔先生是惟一在重庆常驻的英国商人。中国商人通过自己的人直接同上海交易。派去的买主多半对商务感兴趣。他们与中国的进口商交易,在上海付现款,而依靠长期的信用赊销给省内的商人。每年外国棉货的利率为14.4%,买方自然希望延期付款,卖主则期望尽快付款,像折扣一样收到同样的利率。重庆与上海之间的交换始终有利于重庆,当长江处于夏天涨水时,上海1000两银子在重庆常常只值880两。

  作者最近的“乌榜船”船“348中国人的生意经的复杂状况在重庆骇人听闻。在商业规则和惯例中表现出极度的精明与机巧,甚至”黑佣金“(据博恩先生的经历提供了帮助)能使工作卓有效果以操纵复杂局面。普通识得不多几个蹩足汉语的英国商人,只好驻足于上海,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重庆,我对中国商业机构完善的印象比其他地方多。它也许太复杂,缺乏积极性,不能用于我们的目的,却能服务于他们自己,我听说,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高标准的商业荣誉和正直已经产生效果,使得与中国商人的交易非常满意。

  其他八个省在这座商务大城市里有行业协会,有漂亮的会馆和严格的协会章程。有充裕的兑换银行(银行在边远地区出售精棉),其中17家是在山西人手里,都具有金融方面的专业才干,还有20多家大钱庄,或本地银行,能以现金兑换银两,反之亦然。这些银行不预付货款,但以个人担保贷款,年息为10%~12%,雇用一些在商场上来往的经纪人,了解消费者的活动,以便衡量他们的信用。一家银行以私人担保最多贷给一个批发商20万两。他们有非常严格的办法确保雇员的诚信。

  我怀着极大的遗憾离开重庆,踏上”乌榜船“的最后航程。6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离开重庆,水银温度计是88度,我一点也不为乘坐小船感到后悔,因为我很舒服,能随心所欲地下跳棋,船夫安静,非常愿意帮人的忙,随时准备在能够上岸的任何地方让我上岸。

  长江的魄力和容量是巨大的,当时已比冬天的水面上涨了45英尺,据布莱基斯顿的说法,重庆枯水时宽800码,而当时大约有三分之二英里宽,漩涡汹涌,黄流滚滚,泥沙俱下滋养着大平原。乘着急流,乌榜船两个船夫轻松划桨,船行如飞。当我们遇到激流时,五个人喊着如歌的号子,一面拼命摇桨,保持航向,闪电般顺流而下——沿着水的坡面下滑,如履平地,飞跃疾行,掠过这些创造过可怕漩涡的地方,如果在那里被吸入,必将船毁人亡;掠过庙宇、宝塔、高处灰色的城市;掠过密树丛中闪亮的白色村庄;掠过山峦、峡谷、林地、精心耕作的田园、产业读者可查阅博恩先生《关于中国中南的商业》报告之28节到30节,1893年5月《巡回与观察》。

  和繁荣的地带;掠过碇泊度夏樯帆延绵的安静河段;并且还掠过像我们一样载有粗犷船工,奋力划桨,喊着粗犷号子的帆船。几天来,大江无情地催促我们向前,没时间留心任何事物。一座塔或城市,几乎没有显现就突然消失——前头的激流几乎还没有达到狂怒的顶点,我们已将它抛在船尾了。一幅美丽的图景飞快地消融,切换到另一幅,我们停泊在数以千计的帆船中间,这些帆船围在”万城之城“的河边一圈,像河岸的流苏,从上水或下水看它都同样美丽,我意识到这点之前,我们已到对岸的半途了。

  但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疾驰中也有休憩,我们登上淹没了礁石的绿岸,岸上花团锦簇;或者到独具特色的城市和庙宇下方,悠闲地玩赏,探迹索隐,也有败兴而去的时候。后者是我内心的看法,我与差役(在一条小船里颇是个负担)在涪州的一个重镇上岸时,那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大约200码宽,有200英里可以通航,汇入浑浊的长江。长江的支流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船,这些河流里的航道非常复杂和危险,致使这些危险地带的船主不得不答应替船员预备棺材,以防万一的灾祸。有为一次性下水航行而打造的运煤船,此后即行拆散;而一切船中最怪的要数”歪屁股船“——翘曲的船尾,这种帆船用于涪陵——当地有名的龚滩河的航行。我在万县见过一条这样的船,还以为遭受严重事故呢!在涪州看见四五十条大帆船,都有高翘的船尾,弯曲的后甲板,非常有趣。船尾的甲板几乎是垂直的,用横木梯爬上去。这些特别的船没有舵。我的船夫说只有”歪屁股船“才能辗转通行于江上的涡流和暗礁之上。对我来说,进入涪州城不是明智之举,当我被一大群敌视的人尾随时,不敢用照相机替歪屁股船拍照。

  350涪州或许是长江上最具特色的城市,建在岩石突出的脊梁上,层叠而上,在河段的最前面被陡峭的山峦所围绕,看起像个湖泊。靠城的一座山上有座精美的塔,宏伟的寺庙居高临下,极具气势。厚重的城墙里是深邃的门道,城墙不过8英尺高。狭窄的街道通向集市,甚至女人也背着背篓,篓中不是装着煤尘,就是装着小孩。我没法躲避密集的人群,登上城墙,从那里看涪陵的景色,颇为壮丽。然而,我的此举有点”怕中寻乐“。

  城市似乎满是寺庙,文字的纪念碑和公共建筑,但有种弃置和衰败的气氛,城里城外肮脏不堪,散发着恶臭。这是个帆船大港,有时我想,尽管它没有不断增大,但涪陵对于汉口和广东的货物转运是有用的。仅用两次水陆联运的方法就可抵达广州。部分城墙下面大片的席棚石宝寨区,已所剩无几了,由于江水快速上涨,许多席棚区的纤夫已经迁移。从低处仰视涪州,更觉壮丽。夏天,有时候在城市附近就能形成有吞舟之力的巨大漩涡,若下水船被吞没其中就会毁灭。走近它的漩涡总是提心吊胆。

  我还在石宝寨上了岸,这是一个朝拜的地方。岩石的东南面有一座9层亭阁,靠着它建有非常突出的装饰性庙宇,通过亭阁可达山顶,在平坦的顶部,有一座3间院落的寺庙。亭阁有婉曲的装饰化的房顶,看起来像座华美的11层宝塔。山脚下是个大村落,我的胶卷由于受潮有了霉点,无论如何也拍不好;这还归咎于人们无法克制的好奇心。这座巨岩及其斜面大约300英尺高。

  “风箱峡”上游河湾里壮丽的日落和清澈纯净的朝晨,湍急的漩流通过庄严肃穆的峡谷,那是6个月前我缓慢上溯艰难跋涉的地方,泄滩凶猛而险恶,新滩只是一道水的滑波,我的乌榜船轻捷地顺流而下,愉快地走上南坡谷,从重庆出发56小时内,除掉停船的时间,这条船已从宜昌峡涡流丛生的江面浮现在宽阔舒展的河段上,令人愉悦的通商口岸宜昌便坐落于此。

  在英国领事馆受到几天盛情接待后,我离开宜昌,在乘坐乌榜船航行1千英里之后,我发现乘坐在一条装有镜片的、搪瓷的、镀金的江轮上令人很不舒服。汉口虽然绝不是长江最糟的地方,但潮湿而闷热,温度超过90度,到处是蚊虫。甚至下行到上海的航程也没什么值得一叙。在离开镇江后5分钟,我们的船撞上了满载茶叶去广东,下锚碇泊的海豪号轮船,在岸边搁了浅。湿热达于极点,连风也是热的。

  我抵达上海已是6月底,热浪中的上海相当闷热,既无太阳又潮湿。总的来说,我的旅行丰富多彩,饶有趣味,我真为从身陷其中的危险事件中获得自由而感到欣慰,为深厚的,或许是持久的对中国和中国人发生的兴趣而感到高兴,随同对这个国家的自然特性的新视角,对它的人民聪慧和能力的新认识一道而感到满意。我对罂粟的了解开始于二月份从万县至保宁府的旅途中。它是非常美观的植物。种植费用昂贵。必须护理8次,需要大量施肥。在收取果汁之前要招致许多危险,所以种植罂粟多半是投机,许多中国人将其视为赌博一样的冒险行业。除了种来卖之外,多数农场,像栽种烟草一样,为家庭自用。它是继水稻、玉米、棉花、豆类等之后冬季作物。某些农作物可以间种在罂粟的行列之间。从罂粟的种子里可以提取价值很高的油。产量丰厚的下脚叶,在某些地区可以喂猪,也可作为蔬菜。

  我吃过两次,味道像菠菜。有的地方将茎秆大量埋入地下,有的地方则用以作为燃料,燃烧后的灰可供靛青染房作碱液。大家一致认为,不管施多少肥,这种作物会耗竭土地的肥力。

  四川省专用于罂粟种植的范围巨大,由于毒品的高价,容易运输,它的栽种侵占了稻田和耕地。种植扩张的结果是严重的。四川人承认,缺乏食物供应是1897年导致该省东部地区的饥荒和穷困的一大原因,大量土地用于罂粟种植,以致于在欠收的年成没有富余粮食养活人口。我不会在中国触及种植和使用鸦片的历史。当局显然将这两者的传入视为极大的危险,帝国的法令明令禁止。我知道这方面的情况,认为当局非常值得信赖,60年前,当广东人把鸦片止咳丸运进贵州和云南时,消费者发现自己戒不掉这种药物,当局就非常积极地予以查禁,云南甚至对许多贩毒惯犯处以极刑。此后,走私毒品有面临死刑的危险!

  现在,四川的许多道路上,鸦片馆就像我们伦敦贫民区的酒馆一样寻常。我从中国人那里获悉,该省几个大城市里,80%的男人,40%的女人吸食鸦片,但这并不意味他们都是鸦片“烟鬼”,因为在中国有大群的“中度”鸦片烟吸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