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和内地税是讨厌的税，有效地牵制贸易，体制的弊端很大，但突然大规模生硬的改变也会非常危险。必须记住由于通过帝国海关的操作，省政府已经损失巨大，因为它主要依赖厘金的税收，厘金的废除将包括采取直接税，这是习惯于间接税的人民不能忍受的，肯定导致长江西部和长江流域非常严重的反抗。官方需要明确的关税和群众与关税的关系，突然实施强制改变财政制度，在中国是最不明智之举，要冒中国解体和分裂的风险。
1898年6月，索尔兹伯里的侯爵说：“如果有人问，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维持中华帝国，防止它倒塌崩溃，请它走改革的路，给它我们能提供的各种援助，完善它的防务，促进商业繁荣。我们这样做，援助它的原因，就是援助我们自己。”这项政策性声明没有被取消。
在此期间，在各方面受到压迫的中国模糊地意识到她站在“歧路”上，“旧秩序”正在改变，她在新势力的控制中汲取无路可逃的改革观点，不可能求助于政治才智的旧观念——玩弄以夷制夷了。经历两千年的帝制之后，她增长了财富和人口，直至现在，她发现自己处于新世纪的黎明，面对一堆难题，她的经典和经验没有提供解决的方案，而这些难题中最叫人头痛的是洋人。
本章的结尾，值得考虑一下是否有从内部改革的任何迹象，“中国在苏醒”，这个词是否符合实际。
我们的机械发明，蒸汽机、铁路、煤气、电报、电灯、蒸汽机械、挖掘机、大炮、鱼雷、精确武器、海底电缆、蒸汽印刷、摄影术，我们的外科手术，我们租界的美观和“维护”值得称赞的自治政府，我们明显的富有，这一切都成为信使，猛烈地敲打着同他们交往的固步自封的人。中国人现在经营电报线路，很多人拥有并驾驶轮船，作为医科学生进入我们的医院，拍摄出极好的照片，技巧上接近完美，只是缺乏艺术情感。中国人拥有和经营的工厂如雨后春笋在各处涌现，也许最终会成功。长江下游一条主要的大客运线属于“中国招商局”。
外国家庭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内地，被描写为生活在他乡异国，虽然国籍不同，但全都是一个无形上帝的崇拜者。正是这样的人把煤油灯引入了遥远的地区，正在极大地改变中国的社会生活，肥皂、火柴、炼乳、罐头食品、缝纫机（大量被裁缝采用）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物品的效用已经得到公认，迫使中国人承认“蛮夷”的才能。
至少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海岸50英里以内，上溯长江，现在航行着日本轮船。很多世纪以前就接受中国经典的日本人，采用了外国人的政治法律制度，外国的工业和海陆军的方法；他们有个诚实的政府，没有外国势力敢于欺侮，已被同等条件接纳进入了国际社会，在中国战败之前，他们的竞争法则是外国人的方法。事实上，黄种人崇敬和传授他们自己的经典，把社会秩序建立在儒学原则上，以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很大程度上已经采用了具有显著优势的西方文明，自从战争以来，已经产生了非凡的效果。
最近，西方的科学、历史、基督教文学书籍的发行极大地影响着这路“革观两千新世而这中国挖掘科手有，中国我们。中。长虽然油灯、炼品的溯长，采个诚际社黄种汉语自从着这368个国家的思想和天才领袖。这是西方的酵母，它也许使”整块面包发酵“。当皇帝的革新诏书发布时，书籍的发行被认为是巨大的推动力，学生学习西方知识势在必行，并没有受到后来的倒退运动太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些诏书，一如从前那些诏书那样，不成熟，太轻率，却是皇帝以前贪婪阅读西方文学产生的直接效果。
这些文献的很大部分（我相信注定要改革和改变中国）由一个名叫”基督教常识传播团“的社团出版，这个社团由某些在中国的外国人于12年前创办，罗伯特·哈特爵士是它在中国的会长，蒂英西·理查兹先生，一个对语言和人民关注的热心人，是社团的秘书，他对帝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善于鼓舞士气。
现在适应这种需求的书籍供不应求。显然有基督教书籍如《巴特靳的类比》、《基督的一生》、《基督教与国家的进步》；科学书如《农业化学》和《天文学》；经济类的书如《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教育对国家发展的关系》等，某些一流的作品现在正同这类特殊的书籍一起流行，如：《时代随笔》、《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邻国的发展》；一种期刊，叫做《时代评论》和其他各种杂志。渴望知识的趋势由畅销书中显示出来，如《十九世纪麦肯齐的历史》、《日本战争史》、《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六十年》需求量也很大。
这些书籍和许多其他的书，大量在文士中间流传，立即引起并表现出改革的渴望，主要由康有为领头，提出了某种更高的理想制度，他在1898年鼓吹政治、经贸、教育和宗教改革，上演了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幕，这一年里，人们表现出他们对国家的福祉比对自己的生命更看重。
随意挑出几件事情表示西方的酵素正起着作用。中国人捐出大笔的钱用于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知识，港口城市尤其如此。如女医学传教士赖夫斯德博士愿意为中国女孩传授西方医学，两位富有的中国人捐出了高达10，000美元用于上海妇科医院的扩建。一个身为招商局经理的广东人，对理查德先生翻译的《十九世纪麦肯齐的历史》印象深刻，竟买了100册，送给北京身居要职的官吏。
一位湖南绅士，两年前去过上海，偶尔见到”C.L.S.“杂志的《时代评三十九、结语3691898：
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论》，以为有益于中国而印象深刻，于是，他订了200册，每月分发给湖南那些一度特别反对洋人和基督教的人。这些人接着订了整套”C.L.S.“的书籍，读了两年，以便弄懂书的内容。最近，省的文化长官写信给”C.L.S.“，意思是中国必须改革，并指出中国社会的出版物处于危险之中，还以湖南地方长官和贵族的名义邀请”C.L.S.“的中文编辑成为湖南省城的大学教授。
《农业化学》很多人读。1899年初南京总督和其他人出资50，000美元建立农学院，邀请该书作者，一个美国传教士本特利先生作院长。
华中的总督张之洞，我先前引用了他关于吸鸦片的观点，实际上他对1891年长江流域的排外骚乱抱有同情，而在1894年却深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送了大量的捐款给”C.L.S.“，近来还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热烈倡导立即采用现代教育体系。
我们的文学书籍正在各处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不单是在较年长的人中间，而为数众多的文学学生可谓狂热地追求西方学问，1500名学生申请进入新式的北京大学，它的校长是《中国周刊》一书的作者，学识渊博的W.马丁。外国文学偶尔还产生几乎奇异的效果。一个县官因为读了费拍博士的《文明：东方与西方》有关我们西方人对待囚犯的章节，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立刻安排自己的囚犯作纺纱、编织、制作篮子的工作，衙门里的随从也很有兴趣。
在四川，即或是有，我也很少看见确切地存在着觉醒的迹象。一个外国旅行者，无论他是否说汉语，也看不出外表下面的东西，这个省远离西方酵素积极发挥作用的中心，但在我停留过的几个地方，地方官吏派人来问我是否有”外国书“，贵州是最排外的省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它的总督送去1000美元向”C.L.S.“购买西方的文学书籍。
我想，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酵素肯定正起着作用，尽管在文人阶层中很缓慢，而且，太后采取强硬措施镇压了改革运动，但并未被消灭，且成蓬勃之势。
两个原因有利于西方书籍的传播：首先，4亿人的帝国拥有一种书面语言；其次，中国有200个考试中心，每个中心有5000到10000个生员，他们是官吏、律师和将来的领导人，这为数100万的生员每年都要通过考试审查。我们向这些考试中心提供最好的作品，而我们的西方文明的书籍，就可以传播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阿钦贝尔德利特尔先生，长江上游蒸汽轮船航行的先驱，他本人是个汉学家，极力主张“C.L.S.”向这些中心提供文学书籍。他认为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思想革命，而改革运动主要是受到书籍的影响，他甚至说在西方书籍传播中看到了“门户开放”的伟大希望。
显然，那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开始驱策中国走出固步自封和闭关自守的状态。10年前，除了官方的《京报》，在本国只有二三家报纸。今天超过了70种，当地的新闻业正在积极地发展。通过出版《中国青年党》（英中学校创办的并受外国影响，主要在港口）以广泛的见解对于所发生的事表达不安与不满的情绪。年轻的学者通过它，唤醒与西方思想相通的新的爱国观念，公开斥责政府官员的无知与腐败，力促介绍数学和政治经济学进入省一级考试以作为补救。总督张之洞不仅创办了一张报纸“它在发展与改革工作中争取文士阶层的同情，并将读者的兴趣引向国际和普遍重大的问题，”而且要两湖所有的衙门和图书馆务必支持。据说它的编辑人员是由眼界开扩又饱读经书的人士组成，以能对高层产生重大影响而著名，纵然这位改良总督不得不撤销对它的官方支持。
要写即将出现的铁路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时尚早。很容易夸大其辞，但是毋庸置疑，迅捷的交通是黑暗与无知的大敌。每个地方，在引导“大众”的“阶级”中都存在改革的迹象。有个中国人说：“如果你想灌溉一片土地，必须首先把水运到最高的地面，因此，如果你想启蒙一个国家，你必须从它的领导人开始。”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调查已经深入到与贸易有关的一切方面，而这种在贸易和我们对华关系上施加巨大影响的思想转变，却异乎寻常地被忽视了。
不要突然同过去决裂，也许是最好的。改革法令虽然被废除了，却点燃了火焰；虽然前进可能暂时停止，但中国绝不可能真正倒退，因为已经处于运转中的力量并没有遭受覆灭。“上帝的磨慢慢地碾”，但它《时代周刊》的上海通讯记员。
的碾压是无情的。让我们与古老的盟国忍耐吧，用“邀请”而不是威逼她进入“改革之路”。我很担心，欧洲国家决心不顾一切，通过公正的或犯规的手段来保障她的贸易潜力，也许会驱使她走向毁灭，这会与发自内部的渴望改革日渐增长的征兆相抵触并造成混乱——改革会慢慢满足我们能够公正地要求的一切——却正在被忽视或者视而不见。
西方酵素不论好坏已经撒入古老而世代沿袭的东方习俗之中了。
由于被日本战败，粗暴地唤醒她的长睡，中国的一半垂头丧气而整体不知所措，由于太失“面子”，过去玩弄得得心应手的外交手腕毫无用处，信心被动摇，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强大、贪婪、野心勃勃、总是肆无忌惮的势力，对她诈骗也相互诈骗，用野蛮的手敲响了儒学遗产的政治与习俗的丧钟，他们为了港口和特权而争吵不休，改革、建议和要求使她困惑，她既看不见其中的好处也看不见其中的必要性。
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欧洲国家雷鸣般地敲打她的大门，让中国不得已地尝试零碎而肤浅的改革不大可能。如像一个行政部门的改革，要帝国里最好的头脑进行长时间的仔细考虑，并采用哈里·帕克斯先生这样干练无私的外国人提出的忠告，一如他在日本从事于崭新事业的时候提出的忠言那样。
必须记住，改造中国的行政管理系统存在着其他国家都没有过的诸多困难，由于帝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而更加棘手。中国的政治家（如果有这种人）不得不考虑什么样的改革为大众所拥护而能贯彻，即不要导致革命。行政部门的严重弊端已经在与陋习相伴的独特人民中间赢得了几分神圣不可侵犯性。最重要的是，这些不得不处理中国事务的人们，应该获得这种知识，正如应该使他们能够对文士中渴望改革的实力和普及的可能性做出正确的估计，下层社会属于真正值得尊敬的文士阶层。
中国确实处于新纪元的黎明。无论20世纪将她放在东方国家前列中的什么位置上，或者是它将证明她的瓦解和衰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不列颠的政治才能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