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海扬州两地之戒烟会，颇能约属会众，殊堪取法。其旨谓凡吸食者，主人不得留之为仆从，塾师不得以之为弟子，将军不得以之为士卒，农夫不得雇为短工，商人不得留为学徒，工头不得用为工匠。”作者总结说：——“如孔、孟复生，兴教治国，……亦当从戒除鸦片始。”迄今鸦片正威胁耗竭着这个民族的非凡能力，中国怎样才能从快速增长的吸毒恶习中解救自己呢？
今年洋货进口总值达8千多万两，中国产品的出口大约5千万两或者过之。
洋药（即鸦片）估计超过3千万两。于是有一个缺口，中国不是因为通商而致贫穷，贫困是鸦片消费而起。我们的政治和贸易与中国的关系，这个题目已被下院议员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和科尔奎豪恩先生竭尽全力巧妙地处理过了，又经过许多作家推敲，在这些简评中，主要局限在我个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以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三年中的十五个月的旅行见闻作为标准。
我极其怀疑是否中国正在“分裂”。如果她分裂，应是欧洲大国的政策通过各省以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她“丢面子”，从而地方势力上升，结果可能形成瓦解之势。“势力范围”政策，如果真的继续下去，毋庸置疑将分裂中国。
三年里，我在中国时断时续的旅行里，龙廷摇晃，却还健全，政府在对日战争后幸存下来，沉重的赔款，对朝鲜宗主权的丧失，俄国入侵，尽管如此，它还是血腥地镇压了甘肃严重的回民叛乱，并且镇压了近来四川的叛乱。各省相互之间和与北京之间的一致联合才幸免于这一切灾祸，如果分裂，我相信，他将受到外国干涉，受到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政策以及某些外国势力难以掩饰的对抗行为所左右。
我也不相信中国“在衰落”，我在帝国里已经旅行了八千多英里，在一些地区看到道路、运河、庙宇和一些古代公共工程，因年久失修而坍塌。遍布亚洲的东方人宁愿建设不愿修缮，与这些衰朽工程比肩而立的新庙宇、新宝塔、美观的新桥、新的牌坊、新的码头和新的工程，相当多是私人出资而不是公共资金。
已经阅读了前面章节的读者，如果再有兴趣，至少也不大可能认为四川在衰落。商业和工业的活力没有衰落，庞大的帆船队伍没有在港口或河段上腐烂；勤奋、节俭、资源丰富，劳工和商贸的机构完善，事事满足旅客。商业信用水平高，遵守合同，劳工伶俐、驯良可教，并能安全地挣钱，总体上法律和秩序是成功的。
零星叛乱虽然极大地妨碍了本地区的商业，九月来自北京的严重消息，说北方的港口混乱不堪，还有与黄河有关的灾难，而这些并不构成什么威胁；相反，却形成如此之大的反弹，使进口价值超过了从前的一切记录，而出口贸易除了1897年外超过从前任何一年，贸易总量处于最高纪录。
没有白银输出，而是纯进口4，722，025两，国内的任何地区都受益非浅。中国应付她的全部债务而没有任何通货耗损，不进口就不能获得出口的交换，刺激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性容易被忽视。中国只希望从外国购买，而她可以用自己的产品支付。中国海关总监察对于1898年贸易形势的判断是“无疑政府受到资金的重压，但每年国家财富有所增长。”在众多所谓中国“衰落”的理由中，是它的“人口过多”。这是真的，有些严重拥挤的地区，如像四川，但是，如果我们接受4亿人口这个极端的估计，它只是大不列颠的10倍，而帝国的面积却是16倍至18倍之大。
所谓“衰落”是政府的管理。人民是正直的，而官吏是腐败的。
这个主题在其他书里已有充分的评论，据此，我猜测读者是很清楚了。中国政府的理论是历代睿智者设计得最好的。在克服各种弊端的可能性方面，都规定有表面上的措施。人民能安全地享有生命与财产。法律大体上公正、简明、一视同仁。起来反对腐败和官僚压迫的权利是有保障的。通过文学考试可以跨入官宦生涯的大门。并不阻挡出身低贱的人获取高位。国家的法律具体体现了业已接受的最高政治道德规范。政府家族化理论从未这样系统化，或者这样长久而连贯地起作用。伦理教育和以此为基础的法律沿袭下来，今日中国最强大的势力是孔子。但是在异教国家人性下跌的趋势中存在着被忽视的因素，政府的绝妙理论已经证明苍白无力。今天中国行政部门臭名昭著，这是多个世纪政治退化所致，于今为烈；缺乏健全的公众舆论，公共道德标准日益低下。形形色色的贿赂、贪污、侵吞公财已经流为习惯势力，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七被官吏的“三只手”攫去，分配给公共工程、修缮、军事和海军装备的总金额，在到达目的地的途中要遭到巨大的损耗，以致中日战争中“一个有腐败政府的正直的民族”轻而易举被“一个有正直政府的腐败的民族”所制服。
在战争初期，我在奉天看见体格健壮引人瞩目的中国军团走向毁灭，他们装备有火绳枪、“塔炮”和长矛，那些本来应该用于购买现代来复枪的钱却喂肥了经办的官吏。一些有来复枪的部队，却是用于摆设，所以，1打（12发）不同制作和型号的弹药筒弃置在城市的空地上，不进行分类，任由士兵安装到武器上，有时要在弹药堆里来回翻拣七八次，才能找到一粒与枪械相配的子弹。军需部门的官员寡廉鲜耻，他们屯集贮备，卖掉获利。通常的惯例是：军官提取支付800人的薪饷，实际只有400人服役，而且，在视察的日子，强征这个城市的400个苦力，给他们穿上制服和军人一起检阅。
对这个制度最严厉的控诉是：在其统治之下，好人也不可能严守正直，有好人，确实也有长期官宦生涯却至死贫困的好官。一个生性善良的人，意识到自己深陷于这个制度的千丝万缕的圈套中则甚为可怜；一切陈规陋习都有助于侵吞公款，不管用何种方法，这种人都希望有条退路，因此，要破除陋规像戒除鸦片瘾一样困难。另一个问题困扰着一心向善的人，他的知识将会被衙门里肆无忌惮的随从和雇员弄得一无用处。
在第23章中，我只触及到官吏非常勤劳的生活，他必须履行6个人的工作，很少休假。这样繁重的工作，他实际上没有报酬，耗费在维持必需的官人尊严的钱比他那可怜而微薄的薪水多得多。这些有名无实的薪水是叫人致命的见血封喉树，它在中国官吏的生活中投下了不用。
是孔府的多个准日家收事和中日政府向毁代来设，不进次，们屯实际，给守正善良；一条退一心无用6个在维名无了不364幸的阴影。职务是问题的关键，使侵吞公款和腐败几乎成了绝对的必需。短短的任期，要偿还为争取官位而付出的债务，按官场陋规要向上级官员备办礼品；依据惯例，在将其辖区的固定税额交纳帝国财政部之后，地方官员可以盗用全部他能够榨取到的超额部分，使之作为向省级高官送上的慷慨礼物，这只是中国管理体系中的几宗小罪恶。高官的财富主要是从人民那里榨取的利润。
每个在中国的作家或多或少听到一些，并依据每个旅游者的观察，揭露了这种制度极不道德的行为。这些不道德行为使人类的四分之一受其影响，已经导致最古老的现存帝国进入“病夫”的境地。帝国毫无希望、摇尾乞怜、贪婪的西方国家啃啮着他的肢体，并准备好了要咬住他的要害。然而，中国充满了矛盾。“病夫”应该“衰落”，但他没有。他天性快活，几乎不因我们再三断言他该死就愁眉苦脸，他直面将来，对我们为他作出的预言没有疑惧！大体上和平、有序，整个帝国繁荣占据了主流。
劳工的收益是安全的，在乡村里，甚至伴随着敲榨的征税也很少是难以忍受的，在城镇则非常轻微。“九地之下”的成语并不适合于中国农民。这里存在着宗教的全部忍耐精神。行会、贸易联盟、和其他联合会毫无阻碍地贯彻他们的制度，中国人结盟的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民之一。
读者也许被似乎荒谬自相矛盾的说法弄得不知所措，虽然先前说了关于行政部门的丑话，但是如果孤立地说自由在整个帝国是适当的：
自由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拥有“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不可剥夺的权利”，因而中国是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政府在与洋人的交往中虚弱不堪，逃避责任，当它把心思放到自己的人民中间什么事情上时，贯彻其意志则颇有能耐，并不像许多人猜测的那样软弱。此外，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习惯扮演最微小的角色，一个中国人除了缴地税，也许从生到死同政府没有联系。他可以自由地从事各种商业和产梅多斯先生陈述说，最高的官吏从这种“压榨”手段中获得的数量大约10倍于他们法定收入，最低级别的大约在50倍。业；挣钱和拥有钱；迁徙和带着挣到的财产回来；自由地从农舍翁爬上高位，获得尊荣；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向省上慷慨馈赠；自由地从事宗教和娱乐活动，从事社交和商业生活。
我没有时间、学识或才干深入到这些特别矛盾的心性中，只是注意到和我们打交道的中国，不是一群受奴役的奴隶，而是一个自由人的国度。
然而，允许我颇为踌躇地指出不多的见解，照我的主张，阻止行政部门的罪恶，使国家趋于稳定。在这些理由之中首要是乡村体系。在中国，单位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家庭是神圣而不能分割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生死攸关地由解不开的结绑在一起，我们不能形成一个有关这种力量的概念。村庄是由一群这样的家庭组成，有它的头人和长老，他们对每个人负责，在他们上面的一级是县，或者地方文职官员，也许被视为行政管理的单位。中国人有自治的天才，绝不是某些人所猜想的“哑巴，受驱策的牲畜”。村庄自治，没有官员敢于侵犯他们世代相传的特权。每个继承的朝代发现有理由保护乡村自治，否则，难保他们的“天子”能坐稳6个月的龙廷。
这些由固定的习俗变成实际权力的特权，主要在于完全掌握地方事务，占有土地，使贸易和产业绝对自由。村庄管理体系的优点是能够让村民在无数民间纠纷中避免衙门诉讼的麻烦，而通过把他们交由头人和长老公断的简易方法。
在其他使政府机构罪恶能趋于平衡的因素之中，是严格监督和相互责任的系统，没有人独立于系统的监督之外，那如一张大网将整个中国联结在一起。这有其自身的麻烦，其中之一就是互不信任，然而，对于防止人们聪明地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却有良好的效果。这个系统使政府轻松，却不能保证它趋于瓦解。
除此以外，当冤情变得无法忍受时，还有公认的反抗权利，对有罪的官吏执行一类私刑，常常以之代替了向皇帝和上诉法庭请愿书；部分地方官畏惧被为数众多的秘探告以腐败或无能，也不便公然贪污受贿，在一些场合，这种畏惧被非常坦率地谈到；教化乃立国之本；赋予了弱者结盟的才干。家庭和学校普遍教导男人以“五德”立身：（1）忠以事君，（2）孝以事亲，（3）敬事长者，（4）夫妻和谐，（5）诚以事友。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在“分裂”和“解体”的帝国，仿佛蚁穴一样无动于衷，它是个许多奇特矛盾的统一体，善与恶显著的对抗。
在威胁——外交语言叫“施以强大压力”——和向中国提出正当而策略性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没有什么比C.贝雷斯福德勋爵提出激进改革的建议于她本身更好了，但改革的一些内容会使她的内部组织卷入一场我认为不名不义的冲突之中。在正当的要求中，也许确实安排了履行条约的义务——保证整个帝国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只能由一支能干的军队或者宪兵，训练有素，装备良好并赋予机动性的编队可以办到——给予外国人以贸易目的而生活在国内的权利（1899年6月，只有一种权利为日本人承认）并稍微调整厘金和内地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