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江的船上，在16个极端贫穷的纤夫中就有14人吸鸦片，在我的轿夫和行李挑夫中很少有一个不吸鸦片的人，大约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在所谓不可抗拒的烟瘾下崩溃。夜晚，我的船尾就是鸦片巢穴，14个衣着褴褛的人蜷缩在被窝里，躺在鸦片烟旁边，在美妙感觉的高潮中做着天堂的梦，仿佛从来没有经受一个中国苦力的跋涉之苦，直到抽完了烟才能振作起来去应付紧急情况。在较远的船尾，船老板和他尖嗓门的悍妇，沉湎于同样的妙境；牙齿掉光，面如木乃伊的船老板，邪恶贪婪，整天毫无表情，由于面部肌肉的松弛，深陷而生硬的皱纹才略显和顺。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单薄破旧，极不合身的棉袄御寒，在万县，他们难以忍受戒烟之苦而卖掉了大部分物品。我在内地旅行时，听说许多人卖掉妻儿去获得毒品。在保宁府，有人和他的妻子卖掉从前的房子、家具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来满足毒瘾，在我到达保宁的时候，他们还卖掉惟一的孩子——将在教会学校上学的14岁漂亮小女孩，卖给一个正要返乡的残忍的甘肃毛皮商人。这种事相当平常：有人想要占有一个鸦片烟鬼的房子和土地时，只消用中国人的耐心等上一年、二年或三年，肯定那位业主迟早要贱卖自己的财产，以满足鸦片消费，这时他已卖光他的一切了。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如果要复仇，不必打他，也不必去官府告他——只需诱使他吸上鸦片。”中国人几乎把中度吸食鸦片和赌博作为孪生的罪恶来谴责，没有人会替这两种罪恶进行辩护，哪怕是吸食者自己。鸦片上瘾被视为疾病，为了治愈它，许多吸食者自动进入花费昂贵的戒烟所，忍受巨大的痛苦；在许多当地商人群集的城镇集市上，在许多本地药材和农产品的货摊中间，可以看见“治洋烟药”出售，“洋烟”是中国西部对鸦片的惯用名称。我对一种奇特的良心（是否可以这样称呼）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嗜好鸦片的人中，这种良心导致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犯罪。中国人普遍相信，如果一个人染上鸦片的习惯，将沦于贫困并毁掉他的家庭，那将妨碍他履行儒学的第一要义，赡养老年的父母。在吸烟与不吸烟的人中间，一致主张，吸食鸦片及其可悲结局是一种罪恶，我相信它在极大的范围内导致家庭贫困和破产。中国人几次对我说：日本人战胜中国的原因是日本严厉禁绝鸦片，男人比中国强健得多。
五月，我看见鸦片的收割。妇女和儿童是主要的劳动力。早晨，在果皮上作一个纵向的切口，让汁液流出，将及黄昏的时候，艰难地将其刮入杯子，此后汁液变黑，晾上几天后准备包装。在这个过程中大雨和强劲的西风都是非常有害的。其时，玉米、烟草、棉花早已种下，罂粟的茎秆一旦清除后，地里的外观便不错。
8年前，妇女和儿童吸烟十分罕见，但中国人估计在四川和其他鸦片产地，现在有40%到60%的吸食者。城市里染上鸦片的人不多，但也在快速传播。吸鸦片显然存在于较下层的阶级中，由此更引发极度的穷困。百万计的劳动阶级仅能挣到糊口的钱，甚至在他们有限的观念中也知道，是生活必需的，花钱买鸦片只能节衣缩食。因此，在穷人中惯常吸食者都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
衣食无忧的阶层中，鸦片的罪恶无疑主要在道德方面而不是身体方面，在群众中则两种罪恶是相联的。下级官吏和“衙役”不受拘束，生活安闲，通常是吸食者。在四川，官方派来陪送我的护卫人员，共有143人，除了两个不吸以外都沾染鸦片，我经常因此被耽误和引起不便。我的挑夫多次在来烟瘾时停下来，于他们本身也甚为不便，在两个小镇，我不得不等上两个小时才取到护照副本，因为衙门里的书办正沉浸在烟管带来的飘然妙境中。
就我所见，由毒品产生的急切渴求，中国人称为“瘾”（那是由于停止了吸烟的刺激之后而产生的极度沮丧）陷于极大的痛苦。无论是自愿或强制，要完全戒除烟瘾要招致痛苦，瘾君子虚弱的意志是不能承当的。从沾染鸦片到18个月，或者即便短一点，即可形成烟瘾；除非吸食者过足了瘾，否则他什么也不能干。他不想动，全身难受，特别是在胃部和两肩之间，他的关节和骨头疼痛难忍，大汗淋漓，感觉虚弱而战栗，如果得不到毒品，他相信就会死去。我无法了解，一个人要多快才醒悟自己是烟毒的受害者。那些置身于戒烟而怀着治愈希望的人，忍受着他们所描述的“仿佛狼群在啃啮着他的机体”那般痛苦，如果允许，愿意撕开他们的皮肤，以减轻内脏的剧痛。
四川的旅行中，有一次我们赶路到天黑来到一个荒凉的山边，不得不在一个煤洞的入口处过夜，天冷、下雨、饮食恶劣。我的苦力依赖于能够买到的鸦片为生，尽管他们相当于中度吸食者，烟瘾上来时却这般痛苦，有人痛得在地上打滚。杭州的梅因博士认为很少有人能在戒烟所治愈。进入戒烟所21天，由于停用毒品所致的衰弱，胃肠紊乱加剧，极度的沮丧，要使他们重新站起来，6个月的滋补是必要的。相反，穷人包里的钱不多，沮丧、虚弱、战栗，离开戒烟所的庇护立即受到老伙伴引诱去吸烟，而像杭州和福州这样的城市里，注册登记的烟馆有600到1000家之多，极具诱惑力，他无法避开那个他所熟悉的精神和身体的安慰剂。
我不怀疑最初上瘾的几个月，普遍都希望戒掉它。戒烟所尽管要价不菲，却总是拥挤不堪，而市面上也有大量国产和国外的“治洋烟药”。
国内的治疗都包含鸦片，主要以灰烬的形式，外国药是白色的，含有吗啡。数以千万计的人试图自己治疗，那是很可怜的，许多仅仅是以吗啡上瘾取代鸦片瘾，这时，吗啡止咳糖在中国大行其道，作为一种简易而不被怀疑的手段，特别是在旅途中，则为消除烟瘾之必备良药。现在中国进口吗啡数量巨大——1889年为135，283盎司。在广大的西部、沿海一带到处有售，那是商店开张必备的几种药品，就是有利可图和大受称赞的吗啡丸和止咳糖。在国内治疗中，我只听说过一种似乎颇有灵验的所谓“茶精”，一种黄芩属药物。
就我所知烟客大致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较高阶层，他们并不担心财产损失或意识到责任而放弃他们消费得起且并不过度的嗜好；其次，小商人、店主、旅店老板、买卖人之类受人尊敬的阶层，他们由于吸烟恶习使家庭受害，自己的地位丧失；第三个阶层——据中国人估计占城市总人口的40%，乡村人口的20%组成——已经沦落到绝望的地步，还不断由上述两种人补充。这些人中以小偷、乞丐、戏子、声名狼藉者、破产者、沉沦者以及卖光了土地房产妻儿的人为基础，只以鸦片为生，很像我们的嗜酒狂，为酒精而活着那种最堕落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尚未被逼到求助于出售或典当家产度日的地步，但他缩减很多开支，如孩子的教育，妻子头上的花饰，从一天两餐饭减至一天仅吃一餐，或者代之以仅吃蔬菜，蔬食里必须含有大量的蜂蜜和糖以消解吸烟所致的内热和口干。因而大多数烟客几乎不能养活自己，他们必须吃饭以便干活，也没有余钱买鸦片。这些人东挪西借，卖掉一切能抵押的物品，每年向新债主借贷，零零碎碎地偿还旧债，直到不能再借，沦落到上述绝望的阶层为止。这些看上去衣衫褴褛，瘦削得像木乃伊一样不幸的人，向从前的熟人磕头，甚至向他们乞求鸦片烟灰，用热水吞服以满足烟瘾。
有钱的烟客则抽知名的“广东鸦片”，从印度进口，他们将其喻为炭火，国产毒品叫柴火。但后者的加工迅速得到改善，实际上日益与印度烟混合使用；在上层阶级长大成人的一代，只知道混合烟，显然只有富有的老烟客使用纯印度鸦片，故其消费量大幅下降，尽管在1898年印度进口值为4，388，385英镑。
不吸烟者搞不懂鸦片配制的神秘性和产品的多样性。现在中国和印度鸦片大量使用吸过一次的灰烬来配制，因为许多鸦片流入烟管的接收器只是不完全燃烧。配制最烈性的鸦片要在每10盎司天然鸦片中加入4盎司上等烟灰。燃烧二次甚至三次的烟灰也有用处。大多数底层吸毒者只好吞食或喝下第三次燃烧后的灰烬来满足自己。
而一些买得起纯毒品的人，却发现纯品不过瘾，于是加入到一个非常有钱老烟客的团体去，每天吸一两，他们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才能过瘾，甚至不抽最好的精制印度烟，而用头等的烟灰。为了得到精制的纯品，他们采取以重量换重量，价格换价格的方式来取得烟灰，还与烟馆签约以取得全部第一次燃烧的灰烬。对于富人来说，资深的烟客用1盎司纯品混合6盎司头等灰烬。这个习惯在中国人中有特别坏的名声。
似乎很少出售纯鸦片，因为它不能使老烟客过瘾。烟灰不仅要与新鲜毒品混用，而且还须再次煮沸，用糖蜜配制成合适的浓度重新吸食，其后，它的灰烬再由最穷的人吃掉。
鸦片的有效成分吗啡，由于不易挥发，吸烟时并不会消耗，所以服食的烟灰含有7%以上的吗啡，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鸦片被吸过三次这1898年H.B.M.的中国领事馆雇员G.J.L.利顿先生著《川北旅行的报告》。
358个事实，使得消耗的数量无法估计，嗜烟花费的金钱也无法估计，当然，任何可能的答案都显示出耗费巨大。
在有钱的烟客吸食鸦片的添加剂中，有一种称为“水烟”的东西，误认为全部在黄河水中洗过。零售品为砖红色的薄饼状，据说混有砒霜，过多使用的人，无论用不用鸦片，都要危害健康。四川上层阶级的人总是在“水烟管”中抽吸这种烟草。
在杭州的医院这一章中，我曾提到过由于鸦片导致无痛死亡，促使自杀发生，这里不愿多赘。
由于在中国人中所见所闻的一切，我坚信即使是中度吸食鸦片也包含巨大的危险，过分吸食的范围如此之大，会导致商业、工业和精神的毁灭，体质退化，威胁着国家的兴衰和种族未来体魄的强弱。
中国人染上恶习的主要原因是劳苦、喜欢享乐、爱好交际和职业需要。他们说适度使用烟枪“办理业务融洽，刺激交涉能力，推动合约成交，使人能深谈保密的重大事件，没有它谈起来就没精打采”。
在这个勤奋的国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很少做事或无事可做，这真是个奇怪的现实。富人的妻室、退休者、候补的官吏、各个阶层的闲人、等待雇佣的文人、一支和尚道士的大军、依附于衙门的人，除此以外还有政府官员，他们一个月中只用1天的时间履行公务。这些观察主要适用于城市人口。
除了商业角逐外，一片不可抗拒的沉闷阴影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像笼罩在多数东方人生活中一样。缺乏本国的启蒙报刊，缺乏任何堪称现代文学的作品，思想与行为千篇一律，受严格的礼仪约束，缺乏运动，甚至没有日常锻炼，除了赌场和饭馆极少娱乐，这类地方常与鸦片馆和邪恶的场所存在联系，学问就是死守并牢记经典，才能跻身于官场，不再有深入学习的动机——这一切造成了享福的幻想和渴求遗忘，以及对鸦片烟的极大渴望，显然，鸦片已经起到了“支柱”的作用。因此，在四川，现在每年的鸦片贸易量价值接近2百万镑，大河沿岸显眼的地方都可看见白色的罂粟种植地；为此1868年皇帝下诏明令禁止种植鸦片，该省总督颁布同样效力的法令作了补充，两者都保留了死刑的条文。美丽的罂粟始终被当作中国的敌人。除了外国人，没有人会对吸食鸦片进行辩护。吸食者本身也为自己的沉迷而羞耻。大家一致声讨，视鸦片为祸根和罪恶，在15个月中，通过我亲身观察到的这一切，我完全赞同。
我摘录一些官员的言论作本章的结束语。随着日益增多的吸毒，他们对这种罪恶的见识是值得肯定的。首先引用台湾台南的英国领事赫斯特说：
“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鸦片吸食的国度，就毫无理由害怕它成为任何重要的军事力量，因为这种恶习耗蚀国家的生命力。”下一段出自伯恩领事，1896年冬到1897年春他陪同“布莱克本委员会”去过中国的西南。伯恩先生相信，云南和贵州两省每年鸦片增长总计大约300万两银子。“毫无疑问”，他写到：“那里（贵州）官员试图禁止种植罂粟，但这一定非常困难，因为如像鸦片这样的出口商品，重量轻而价值高，正是这些省份恶劣的交通方式所需要的东西。今天，如果没有鸦片，云南和贵州就无法支付进口。实在不幸。”写到云南，他说：“在这个省里，鸦片几乎已经成为交换的媒介，如我在以前的报告中说明的那样。”在《可叹的云南环境》（58页）他写道：“在`洋开`以后，整个耕作地区充满了罂粟，紫白色覆盖了山谷（这是在云南省里），一片绚丽的景象，然而叫人高兴不起来，因为你必然归结到鸦片，我想，这个省完全没有从叛乱的破坏中恢复。”“毒品不值钱，伸手就可以得到，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吸毒，多数女人（特别是在农民中）照管罂粟，收集并出售汁液——在其他地方这个阶级是中国的脊梁，当然，如果中国可以说有脊梁的话。长期居住在这个省的英国传教士使我确信，我有极大的信心作出判断，在这个省的东、西部巡游了一周，包括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80%的男人和60%的女人都吸鸦片。”“在向南的巡游中，吸毒还是这样普遍。他们不怀疑这种罪恶对于种族有很糟糕的后果。总之，每个旅人必然都对大片肥沃的山谷有深刻的印象——惟一耕作得好的土地被罂粟所垄断，由冷漠而没精打采对吸致声切，毒，领事为任本委增长试图，重，如，他告中（这然归女人个阶这个东、女人对于有深打采360的人耕种着，25年中，这一地区在叛乱的毁坏中非常缓慢地恢复着。近来，鸦片的又一现存恶果就是频繁发生自杀，特别在妇女中。”1898年末，张之洞出版了一本书。张是被长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形容为这个国家多年以来最有势力的国士之一，立身当朝的二品大员，帝国里没有官员具备他的才干、正直、无私和爱国。他在帝国最重要的总督职位上连续三任。他将鸦片恶习作为国事重罪来处置。在“去毒”的标题下，他这样写道：
（1）“鸦片之祸，惨痛至极，譬夫今日之洪水猛兽，实有过之……。
夫鸦片流毒百年有余，其害播及廿一省，涂毒生民以兆亿计！阴毒诱导，致人堕其恶潭，其害未有极也。隳我健儿之精元，毁我军士之勇武，竭我国人之财富，长此以往，何以为国！文臣无才治国，武将无力御敌，摧残甚于毁家蚀财，男儿意气萎靡，体力羸弱；商人产业荡尽，行不能跋涉远地，居则放纵，后嗣不继，数十年后，各国将嗤我中华为不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