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锣挂在衙门口，我让读者这么长久地留在潮湿的东风中瑟瑟发抖。有人告诉我，每个类似的衙门都挂有这样一面锣，听到锣响地方官一定要出来关注冤屈。但是，事实上，必须向守门人到私人秘书一一行贿，才能从门口走近审案台，如果他碰了那面锣，很可能被痛打一顿。尽管也许官吏希望公正断案，但那些包揽诉讼的下属却不会体谅官吏的是非之心。一个能向那些没有薪水或薪水极低的差役、职事和秘书送去大把钱财的人，肯定能看到他的诉状放在地方官桌上一堆文卷的顶部，而较穷的诉讼人会发现他的诉状被无限期地拖延。
这主要是政府的存在依赖于报酬很少但工作极为劳累的地方官。商业位置上的工作不像官吏那样辛劳，如果官吏尽职尽责，就要倒霉。他们的职责极为繁多，有明文规定的和不确定的两种，行政的、财政的、司法的，时常甚至还有军事的。他们不仅要负责管区的税收，还要负责维护秩序和安宁，而依赖的却是大量并不可靠的下属，在痛苦频发的战争、叛乱、洪水、饥荒期间，几乎是废寝忘食，唯恐出错，被上奏朝廷。据可靠的说法，县、府一级地方官至少承担6个人的职责。他同时是税务专员，民事与刑事法官，验尸官，财务员，治安官以及大量其他事务，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被假设为无所不知。此外，他必须巧妙地控制对人民的压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靠他的工资，再加上罚俸，就无法活下去。在大量职责，各种关税和过度操劳中，又出现了享有条约特权的外国人，这是件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的新问题，并且洋人也许是个傲慢自大，动辄威胁，极其无知的人。我并不是在为中国官吏的罪行辩白。我经历了多次中国暴民的骚乱，我相信即使不是受到官僚鼓动也是受到了默许。但我几次拒绝提出正式的投诉和为难地方官员，因为我同情他的难处。一方面有从北京通过总督下达的命令，旅行的外国人受到保护，保障他们在条约范围内的权利；另一方面，许多年来，一些煽动者、某些秘密社团，如著名的《湖南省公檄》煽动起来的排外情绪，可能通过一个外国人无意识的轻率举动就会引发一场骚乱，或者像我一样，因为坐在敞篷滑竿里旅行而冒犯习俗，引起暴动。发生骚乱，外国人蒙受了人身与财产的损失，他提出申诉，得到领事支持，也许在事发现场数英里外的地方官员负有责任，可能被降职。在最近12年里，许多已经成为四川居民的欧美传教士，灾难与不幸日益增多。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些男女无一例外地谨言慎行，恪守他们知道的所有中国习俗和礼仪，唯恐在他们生活的乡村中犯下错误。
但是，首先他们是外国人，是“洋鬼子”，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肤色，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叫人厌恶，有时候真可怜；他们是“吃小孩的”，用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来做药。其时，许多人相信，外国人是作为间谍和政治掮客而来，来传播外国和西方的宗教，目的是毁灭中华民族，破坏由孔子倡导的值得尊崇的社会秩序，消灭家庭生活的尊严和纯洁以及对祖先的忠孝，引进令人憎厌的风俗。
我想，这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对传教士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符合事实的观点，而支配这种思想的却是中国人的极端的无知和强烈的保守主义，因此，存在着连续不断的小规模骚乱，而在1895年四川发生大规模的排外骚乱，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在这些骚乱中许多传教士得以逃脱，许多人得以活命，这应归功于衙门里的官吏给他们提供了保护。
我不认为地方官员应对整个的骚乱事件负责，尽管他们有责任，也必须负责，但他们处境困难，并因为外侨出现在辖区内非常棘手，这些洋人是大众仇视的目标，并在条约保护下，缓慢地创造与以往习俗不同观念的社会。
然而，来自朝廷的措辞如此强硬，让我相信四川地方官正在尽其所能地保护传教士，我无论走到哪里，特别是在保宁府，都听说提供了有效的保护，即使在地方官的措施非常有限的那些地方，也有体悯与友善的表现，远超出可以提出要求的范围，处于官方的地位，已达到慎重行事的极限。
我的某些读者和朋友会认为我在以上评述中，扮演了与罗马教庭持不同见解的“魔鬼吹鼓手”的角色。就算这样吧！作为扮演诚实与公平的问题，我打算“授予魔鬼应得的评价”。
我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官吏多方面的不公正，并把官僚系统视为中国最大的祸根，正因为如此，要一个官僚走上正直的道路几乎没有可能。但我希望简要地记下几种情有可原的情况，而对那种现成的粗略而极易误导的分类体系持反对的主张，把整个官僚集团视为一群不可救药的坏蛋。这个体系声名狼藉，而一个已经在土耳其、波斯、克什米尔、朝鲜度过了多年的旅行者，惊讶地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一个受压迫民族，即使处于这个体系之下，尽管存在压榨，他们却享受到的轻税薄赋，安全地挣得劳动果实，和相当可观的理性的自由。无论错在自己或是错在别人，一旦中国人要打官司，他的灾祸就开始了。
我在营山县衙门口度过的时间里，407个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许多坐着轿子，而更多的步行。几乎所有的人都衣冠楚楚。所有的人都拿着状纸和一些大卷宗。衙门里面，秘书、职事、书记飞快不停地在庭院里穿进穿出；带着文件的差役或信使不断受到派遣。无疑在处理着所有的事务和形形色色的问题。贪官的懒惰和游荡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与朝鲜的衙门大不相同。这天我没有受到侵扰。不断有成群的苦力站一会儿以茫然的神情盯着我，什么也不说，默默地离开。终于一个穿着绸缎的体面人物出来把护照递给我，我们能够继续前进了。
我没有制定有规律的行程，原因是一个旅行的妇人抵达城镇直到离去的期间，必须将自己严密关闭在城镇小旅店的房间里，否则就会招惹麻烦，而在小村庄里，我常常是唯一的客人，当苦力们吃饭时，我就和一家人在他们的“住处”度过一小时，极小的花费就能获得他们的友谊，而且村里的头人常和几个人来探访，他们在烟、茶和最近的一些本地风景照片的影响下，变得很健谈。白廷的英语知识很不错，每天都有提高，我认为，是我使得他在所有事情上都很辛苦。
在这样的黄昏，我听到很多关于官吏、税收、产业、价格、货运费用、外国人、传教士和其他事情，纯粹是当地的素材。偶尔有关于一个官吏的舆论，认为他是个很坏的人，在征税中强迫征收比“合法压榨”更多的税额，判案时总是有利于富人等。所有屈从的讼案一定存在着极大的不公正，由于人们相互间充满了不信任和猜疑，不敢在彼此面前讲出来。这是一个在评价任何正式的指控的正确度和可能性方面必须始终考虑到的要素。然而，总体上，不会有太多的绝对冤屈，却经常存在诉讼的延滞。有的官吏说起来很像是热心人。一位官员建了一座桥，另一个修了条好路，第三个重盖了一座庙宇，第四个是“对穷人非常仁慈”，在最近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减少了餐桌上的肴馔，分出可以调济穷人的那一半来，如此等等。
关于不是本地话题的诸如文明意识之类的事就不能指望了。这些头人很少有听说过战争或者马关条约的，他们相信“蛮夷的叛乱者”已被赶进大海或地洞的烈焰中。支付给罗马天主教在“动乱”中损失的巨额赔款对他们有更切身的触动，我听到许多关于罗马教团的说法，我不愿重复，也会对各种各样的批评“持暧昧态度”，有的批评非常尖锐有趣，那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传教士而发，只希望：“我们的能力来自天赋要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些夜晚，设法推敲出真相弄得我筋疲力尽，常常感到沮丧，例如，对一个问题有6种不同的陈述，要判断可能性最大的方面，值得纳入我的记忆，而以任何方式同人民打成一片的兴趣远胜过农民住宿处的不适，哪怕是在相当恶劣的情况下。一天晚上，白廷审视了非常可怜的小屋内部之后，出来表情沮丧，说：“毕夏普夫人，今天晚上你不愿意你的房间是个猪圈吧！”果然，屋角里有七头猪占据在被围栏隔出的洼地里。
离开小桥镇之后的第二天，整日大雨，差不多分不清哪里是路，多数是在泥滑的山峦上，真是糟透了，因为轿夫不断地滑跌甚至摔倒，我一路上很多时候是被拖曳着，扶持着，那不是走，因为每一步都是滑行。我们穿过了一处空空如也被遗弃的避难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荒凉的、草木不生的、人迹稀少的红土地段，沿着高峭、凄凉的山脊一侧滑行，我们在天黑时到达的山顶（高度2140英尺），发现一个极为悲凉的小山村跨在山顶上。房门都是关闭的，倾盆大雨使人都呆在门内。自然，烂泥深及脚踝，非常冷。
一道宽阔的微光横洒在路上，我们借着光前行，浑身湿透，我们问也不问就占据了一个大棚栖身，棚的一侧有一大块平地，在一个大土灶里有树枝燃烧，断断续续的火光散发着浓烟，显然是在用铁罐煮饭。几个男人把煤铲入灶内，有了温暖的希望。这个棚是在煤井坑口的前面。
我被领进某些显然是废弃的工场，那里有几头猪，潮湿的泥地上有个凹陷的水槽和一个挖掘成的坑，有2英尺6英寸宽，6英尺长，我的行军床放进去，支起来6英尺6英寸长，还剩6英寸突出在外面！一顿热饭后，我穿着湿衣服，蜷缩进一条干毯子里，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暴雨已退，我们再次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