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从来没有一个盗贼晚上进过我们家门。倒是父亲有一天黄昏背着半麻袋苞谷进屋，一脚踩断木板，直直地掉了进去，半麻袋苞谷压在身上，动弹不得。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父亲从坑里拉出来。父亲的腰扭伤了，腿也受了点伤，在炕上躺了半个月才缓过来。
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坑的厉害，进门时总要先看看地下。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改掉这个习惯，不管进谁家的门，楼房还是平房，迈脚时总要看看门口处有没有坑。
后来我们稍大些时，父亲把这个坑填掉了。他已经不伯贼进屋了。他的五个儿子，大的十八九、二十岁，小的八九岁，齐排排躺在炕上，对付起盗贼来，总比那个坑管用和厉害。
若把房子卖给陈吉民，他肯定不会像冯三这样，任这院房子一年年地破落下去，那是一大家闲不住的人。他们会今天在院子里修个猪圈，明天盖一间小房子，后天又给墙上抹一层泥，甚至把院门堵掉重开个门。如果那样，这个院子就彻底给毁掉了。我宁愿时间把它夷为平地，也不想看到别人在它身上动手脚，最后将它改变得面目全非。房子有自己的命，我希望它能和我一样最终在时间里安静地死去。
我们搬走前陈吉民来过好几次。但我还是把他的相貌忘记了。那段日子父亲和母亲常提起陈吉民这个人，说他想买我们家的房子。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好像记忆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个子矮矮的，比父亲低一个头。一天下午我回来，见父亲领着一个人在看我们的房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好长时间。连仓房都打开进去看了。
仓房是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里面装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还有农具、皮货之类。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尤其仓里的粮食，那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秘密，多多少少，都不能让外人知道。仓房没有天窗和窗户，只在接近屋顶的高墙上，开着两个通风小洞口。房子里黑得啥都看不见。我们小的时候，谁也不敢进去。门用很大的铁锁锁着，钥匙在母亲那里，有时她打开门，进去摸索半天，端出一盆苞米或麦子。仓房里装着我们家一年的粮食，有时是好几年的粮食，粮堆顶到了房顶。个别的年成仓里所剩无几，我们节省着吃，半饱半饥地熬到了又一年的麦子长熟。
无论多少，粮食都黑黑地锁在仓房里，就像我们一家人黑黑地躺在那些长夜里。我们的睡眠像粮食一样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我们梦见了什么，也没人知道我们没梦见什么。当这一家人秘密地睡着，谁敢说他们只是简单地活着。他们像伐倒的树一样横躺了一炕的长短身体，仅仅是为睡好了再起来干活吗。这场秘密深远的睡眠中，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从土炕上坐起来，穿好衣服，梦幻般地飘走了。在外面，他看到月光将村庄和田野照亮得同白天一样。
父亲和陈吉民经过一下午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天黑后说定了。我们家五间大房子、两间小耳房，加上牛圈总共卖七百八十块钱。父亲想争到八百块钱，费了很多口舌，没争上去。
晚上一家人在油灯下吃饭时，父亲说那个陈吉民太心细，把我们家房顶的椽子挨个数了一遍。
“数了多少根？”我问。我们天天躺在屋顶下面也没数过有几根椽子。
“他数了八十七根。”父亲说。
“不过仓房里的没数上，房子太黑看不清，我说了二十根，陈吉民不信，出来数了屋檐下的椽子头，只有十五个椽头。其实两个是假的，盖房时压上去的。幸亏仓房里看不清，都是些烂椽子，要是看清楚了说不定他不出这个价呢。”
我记得最清是父亲和陈吉民站在外屋讨价还价的情景。
“光屋顶这根檩条就能卖一百多块钱，”父亲说，“村里谁不知道我这根梁，早先有人出过一百五十块钱我都没卖。要是拆下来，二百块都让人抢掉了。”
那是我们家房顶上最粗最直的一根木头，盖房时父亲将它刮得光光溜溜，特意担在里屋的顶上，让人一进门就能看见。
这根木头也确实为我们家长了不少面子。我听到不少人坐在我们家炕上聊天时，不止一次地赞赏过这根木头。他们围坐成一圈，边抽烟边说些人和性口的事，说到没话处，便有人扬起头，对着木梁赞叹几句。无非是赞叹过多少遍的那些话：
“这根梁真直。”
“做啥都是根好材料呢。”
“就是”“就是”，其他人也赶紧帮几句嘴。话题自然就引到了木头上。父亲满脸放光，腰也挺直了。他扬起脸把那根让他引以为豪的木梁从大头看到小头，把他怎样弄到这根木头的经过再添油加醋地叙说一遍。人们边抽烟边听着。因为父亲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会加一些新内容，所以每次都能让人听下去。只有母亲不耐烦，她坐在炕的另一头纳鞋底，听到父亲吹牛便会奚落几句。
我们兄弟几个在地下或院子里玩耍，有时也会坐在大人们身后，悄无声息地听一下午。有时听到月高星稀。
母亲不喜欢那些男人们，说他们都是来混烟抽的。他们从来不带烟，烟瘾犯了就来找父亲说书聊天。父亲话越多他们越高兴听，反正没事情，熬时间，时间越长越能多抽几根。
“你吹牛呢，”陈吉民不相信父亲的话，“别看这个梁又粗又直，说不定里面早空了。胡杨树长到这么粗一般里面都长空了。要拆下来，没准只能当劈柴。”
“你尽满嘴胡说，我还没听见谁说这根大梁不好呢。你说它空掉了，我让你听听，是不是空掉了。”
父亲生气了，他从外面拿来一截木头，对准大梁，狠劲地捣上去。只听到空洞而沉闷的一声巨响，我们全惊呆了。这幢房子从来没发出过这种响声。房梁上的尘土、草屑簌簌地落了一炕一地。
陈吉民家最终没有福气住进我们家的宅院。这或许是缘分。这院房子注定由光棍冯三孤守着，年复一年地破败下去。
第二天一早陈吉民来送定钱时，见我和父亲正在砍房边上的一棵柳树，他不愿意了。“已经说好把房子卖给我了。这树就全是我的了，你要再砍我可不愿意。我昨天已经数过了，大大小小一百八十七棵，交房子时少一棵我都不愿意。”
父亲愣了半天才回过神。
“啥，你说啥？我卖房子又没卖树。房前屋后的树我都要砍掉带走。”
“我买房子就是看上了这些树，要没这些树，五百块钱我都不要呢。”
两人说着说着吵骂起来。吵到后来父亲一生气不给陈吉民买了，再贵也不卖给他了。陈吉民也不买了，再便宜也不买了。
两个人成了仇人。
两个月后，我们全家搬出黄沙梁。光棍冯三住进了这个空荡荡的大院子。全部房子作价五百五十块钱卖给了冯三。能成点材的树，都被我们砍倒拉走了。房子前面和左右林带仅剩下几棵半大的小榆树。那是留给冯三的。我们砍树时冯三一直站在旁边看。我们砍了一整天。我们每年都在房子周围栽树，栽了十几年。我们走进这个家园时，只有房前屋后长着两排树，现在前后左右都已绿树成荫。
砍到剩下不多几棵时，冯三走过来说话了。他说：“这几棵留给我乘凉吧。别全砍光了。你们以后来黄沙梁，也有个乘凉的地方。”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炎热秋天，我果真站在了当时留下的一棵弯柳树下面。那棵树好像还是我们离开时的大小和样子，这么多年它似乎一点没长，稀疏的枝条上稀落地缀着些叶子，没多少树荫，却已经足够我乘凉了。
一顿晚饭
冯三打开锁，从柜子里舀出半碗米，掂量了一下，又手伸进去抓出来一把，放在碗里。
这是我跟冯三的第二顿晚饭。中午我在老胡家混了一顿，顺便翻了翻村里的户口本。老胡是村里的老会计，户口本由他专门保管着。
我蹲在灶口烧火，冯三躬着腰在锅头上忙乎。就一个锅，得先焖好米饭，盛出来再炒菜。
冯三在我们家搬走的第二年，便把地全包给了别人，每年给他一些口粮。冯三说他种地种害怕了。
别人种地都担心冰雹、大风和虫害。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命。冯三说，在所有东西中我最把握不准的就是我的命。虫吃了庄稼总会留下一些。冰雹大风即使让地绝收也还有下一季，重新犁地撒种子。最害怕麦芒青青的、苞谷叶还嫩嫩的，人突然没命了。我一个光棍，说不定哪天就真的没工夫吃这一季的粮食了。人家有儿女的人，后事有儿女准备，自己不用着急。我得自己料理。
冯三在村里唯一的一件事，是谁家亡了人叫他过去给打理尸体脱换新衣。这件事村里只有他能干。或给临死的人说几句好话。只是村里三五年才死一个人。早年冯三干这活时，还向人家收点东西。后来他就白帮忙了。人家给东西他也不要了。
我死的时候，至少有二十个人会过来帮忙。冯三说。我都替他们家人料理过后事。不过有几户已经搬走了。
平常时候冯三一个人呆在屋子里。他很少出去坐在墙根晒太阳。
我一过去他们就走开了。冯三说。他们都害怕跟我说话。也不跟我握手。嫌我的手摸死人摸得多了，阴晦。其实不到那时候，我也不会说出那些话。更不会动他们一指头。
灶口不住地往外冒黑烟。我拿一根柴禾棍捅了几下，一股浓烟灰猛窜出来，呛得人直流眼泪。
烟囱让灰锈住了。冯三咳嗽着说。早些年炉灶利得很，我也没想到上房去捅捅烟囱。现在我爬不上去房了，它又锈住了。
你也不找个人上去捅捅。这么冒烟哪能行。我说，要不我上去捅捅。有没有梯子。
唉，算尿了，不捅了。我都将就了好几年了。冯三说。我估摸着房顶已经不结实，上去万一不小心踏个窟窿，冬天都过不去了。这些椽子檩子，再硬邦也就能陪人一辈子。房子在你父亲手里有二十年光景，你们来又住了十几年，到我手里又二十多年。算下来也到寿数了。
你们住时可能在房顶上放过重东西，要么人经常上去踏，你看房顶已经往下弓了。我现在啥都不害怕，这口锅底一时半会还不会烧通，能把我陪到头，炕没问题，门窗也能凑合，炉子冒烟就冒去吧，我最担心的就是房顶，它要能将就着强撑几年，让我把日子熬完，我就给它磕头了。
我们吃饭时外面已经黑透彻。饭菜摆在柜子上。冯三坐在炕沿，我坐在一只旧方凳上。
吃，没啥好的。就当装装肚子。
刚好蒸了两碗米饭。冯三的碗里一半是锅巴。饭蒸得有点硬。一碟炒白菜在我们中间冒着热气。
吃，吃，没啥油水……冯三不停地让着我。
突然想起多少年前的一顿饭（无数顿饭），就是在这间房子里，炕上摆着小方桌，围不下一家人。母亲坐在炉子旁，端一只大瓷碗，碗沿有个豁口，老盛不满饭。大哥捧着青瓷盆坐在炕沿，父亲坐在炕里边，背靠着墙。好像天天都是一样的晚饭：汤面、馍馍。三弟端碗出门去了。天这么黑，小心把饭吃到眼睛里。母亲喊。一股风吹进来，灯影直摇晃。谁放下碗过去关门。谁到外屋盛饭去了，铁勺碰响锅。
不知从哪天开始的，家里人都悄悄认下了自己的碗，谁端错了立马就叫唤着换。梅子端小花搪瓷碗，边上有个铅皮补丁，摔烂后大哥用牙膏皮补的。燕子的碗跟梅子一样，碰掉好几片瓷。我们都摔碎过饭碗，挨过多次骂后逐渐能端牢一碗饭。父亲用大厚墩瓷碗，又大又重，盛满饭足有两公斤，母亲每次只给他盛半碗。我抱着灰瓷盆趴在柜沿上——多少年后我还能趴在这个木柜上吃一顿饭，似乎生活一直都没有向前。它停顿在这里，只要我回来，就能全部地看见。
好多树
我离开的时候，我想，无论哪一年，我重新出现在黄沙梁，我都会扛一把锨，轻松自若地回到他们中间。像以往的那些日子一样，我和路上的人打着招呼，说些没用的话，跟擦肩而过的牲畜对望一眼。扬锨拍一下牛屁股，被它善意地一蹄子，笑着跑开几步。我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离开大路，顺那条杂草拥围的小路走到自己的地里。我知道干剩下的活还在等着我呢——那块翻了一半的麦茬地，没打到头的一截埂子，因为另一件事情耽搁没有修通的一段毛渠……只要我一挥锨，便会接着剩下的那个茬干下去。接着那时的声音说笑，接着那时的情分与村人往来，接着那时的早和晚，饱和饥，手劲和脚力。
事实上许多年月使我再无法走到这个村庄跟前，无法再握住从前那把锨。
二十年前我翻过去的一锨土，已经被人翻回来。
这个村庄干了件亏本的事。它费了那么大劲，刚把我喂养到能扛锨，能挥锄，能当个人使唤时，我却一拍屁股离开了它，到别处去操劳卖力。
我可能对不住这个村子。
以后多少年里，这片田野上少了一个种地的人，有些地因此荒芜。路上少了一个奔波的人，一些尘土不再踩起，一些去处因此荒寂。村里少了一个说话的人，有些事情不再被说出。对黄沙梁来说，这算多大的损失呢。
但另一方面，村里少了一个吃饭的人，一个吸气喝水的人，一个咳嗽放屁的人，一个多少惹点是非、想点馊主意的人，村里的生活是否因此清静而富裕。
那时候，我曾把哪件割舍不下的事交代委托给别人。
我们做过多么久远的打算啊——把院墙垒得又高又厚实，每年在房子周围的空地上栽树，树干还是锨把粗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给它派上了用途。
这棵树将来是根好椽子料呢。
说不定能长成好檩条，树干又直又匀称。
到时候看吧，长得好就让它再长几年，成个大材。长不好就早砍掉，地方腾出来重栽树。
这棵就当辕木吧，弯度正合适，等它长粗，我们也该做辆新车了。
哎，这棵完尿蛋了，肯定啥材都不成，栽时挺直顺的，咋长着长着树头闪过来了，好像它在躲什么东西。
一棵飞过来的土块？它头一偏，再没回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