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就没有人和性口撞墙了。瞎子走到这一步也知道拐弯了。地宽着呢，谁能把谁挡住，这不，绕几步都过去了，人、牲口。
再说，都想着过几年就走。都在将就。都不在乎了。连人家张三都不在乎，为了图省事把牛圈盖在路上，也不怕半夜闹鬼，别人还在乎啥呢。
冯三转过身，我跟着转过身。平躺在房顶下的两个人，就像两只埋没的黑脚印。我和冯三的对话像两条腿从脚印上长出来，直插夜空。在高远处，汇成一个人的身躯、手臂、头和星光一般迷茫的眼睛。这个不存在的巨人，在漆黑的夜空里孤独地迈动了步子。
我知道那些活干累的人，没干活精神十足的人，全低着头、半闭着眼走路。
清早下地时人还在睡梦里，迷迷糊糊抓一把锨。那时天没全亮，人也半醒。傍晚收工时人已经很困，最后几锨活仿佛挖在梦里，夜色涌起，跟在身后的牛也打着盹，一层一层的尘土落在身上，像盖了层棉被一样。
二十年前，我就走在那些丢盹的人前面收工回家，跟在那些半醒半睡的人后面下地。我知道他们彻底熟悉这个地方了。再没啥可看的，路上几个坑几个坎都一清二楚。地里从不会长出让人不认识的作物，除了田野上每年丢掉几棵树，失踪一两片草。更很少有生人来。过上一两年，村里会出生三四个牛崽、十几只羊羔、五六窝猪娃、两三个孩子，这算不上新鲜事。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长得跟父母一模一样。
在黄沙梁，过了三十岁你就可以闭着眼睛活了。如果你不放心，过上七八年睁眼看一眼。不会有让你新奇的事情。树多少年前就停止生长了，土地中越来越少的水和养分使它们每年只能勉强地保住命。房子会再脱落一层泥皮。人会更老一些，会死掉几个。这都是预料之中的事。除非有人在路上挖个坑，像张三一样把牛圈盖到路上。这个坑也很快会被人熟练地绕过去，就像绕过那个牛圈一样。
我的眼睛几十年前就半瞎了，冯三说，眼睛一天到晚蒙着一层雾，看啥都模模糊糊。有人说我的眼睛可以治好，到医院去把那层雾刮掉就能看清东西了。我才不枉花那个钱呢。即使眼睛不瞎我也不会用它了。白费眼光。
我不睁眼就知道天亮了。
从东边平射过来的晨光在推东墙时，房顶会嘎巴巴响。晨光很有劲。这面墙迟早会被早晨的阳光推倒。墙上有一道大斜缝，让毛和棉花塞得严严实实。还有许多我端着灯都找不见的小缝隙，被阳光和风找见了，它让我在冬天来临时，早早地感觉到穿墙而来的缕缕寒气，也让我在春天的早晨躺在被窝里享受到第一束阳光的丝微暖意。
天亮不亮跟我没多大关系。我只是知道它来了，又去了。白天比夜晚要轻盈些。夜色落到房顶上时，椽子会嘎巴巴响。天亮不亮跟那些椽子也没多大关系。如果那些木头有白天，一定在自己内心里。木头心是白的。它的黑夜是我们给它的。你们住时已经熏黑又被我熏得更黑的椽子、檩子，只是知道跟自己没多少关系的一个夜晚又来了。
它离开时椽子不会发出声音。从东边平射过来的晨光，铲草一样把黑夜从地皮上铲掉。从房顶上铲掉。椽子檩子不会再响。它不再像那些细嫩树枝，落一只鸟压弯，鸟一飞走又马上弹伸回来。房顶上的椽子檩子不会再这样。压弯了它就弯着。压断了它就嘎巴一声塌落下来。它再不会弹回去。
按冯三的说法，我在黄沙梁如果再呆上十年，也可以闭着眼睛走路了，可惜我没呆够。我一生中呆得最久的地方，我认识它的每个人、每头牲畜，熟悉它每一样事物，但还是没呆到足够的久。
我把一些日子扔到了别处。我让其他地方的太阳把自己晒老。其实我是可以在这个村子里活到老的。我完全可以熬到那堵东墙上裂开口子。本来应该吹到我身上的丝丝晨风，穿过那个墙缝照到我脸上的缕缕阳光，现在，全让冯三一个人独享了。那些感觉成他一个人的了。在曾经是我们家的房子里，冯三感受到那么多我们未及感受的东西，这让我嫉妒。
父亲
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的第二年，家里的重活开始逐渐落到我们兄弟几个身上，父亲过早地显出了老相，背稍重点的东西便显得很吃力，嘴里不时嘟囔一句：我都五十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他觉得自己早该闲坐到墙根晒太阳了。
母亲却认为他是装的。他看上去那么高大壮实，一只胳膊上的劲，比我们浑身的劲都大得多。一次他发脾气，一只手一拨，老三就飞出去三米。我见他发过两次火，都是对着老三、老四。我和大哥不怎么怕他，时常不听他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到这个家，他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母亲。家里买什么不买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他看上去只是个干活的人，和我们一起起早贪黑。每天下地都是他赶车，坐在辕木上，很少挥鞭子。他嫌我们赶不好，只会用鞭子打牛，跑起来平路颠路不分。他试着让我赶过几次车。往前走叫“呔”。往左拐叫“嗷”。往右叫“外”。往后退叫“缩、缩”。我一慌忙就叫反。一次左边有个土疙瘩，应该喊“外”让牛向右拐绕过去。我却喊成“嗷”。牛愣了一下，突然停住，扭头看着我，我一下不好意思，“外、外”了好几声。
我一个人赶车时就没这么紧张。其实根本用不着多操心，牛会自己往好路上走，遇到坑坎它会自己躲过。它知道车轱辘碰到疙瘩陷进坑都是自己多费劲。
我们在黄沙梁使唤老了三头牛。第一头是黑母牛，我们到这个家时它已不小岁数了，走路肉肉的，没一点脾气。父亲说它八岁了。八岁，跟我同岁，还是孩子呢。可牛只有十几岁的寿数，活到这个年龄就得考虑卖还是宰。黑母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副木讷神情。鞭子抽在身上也没反应。抽急了猛走几步，鞭子一停便慢下来，缓缓悠悠地挪着步子。父亲已经适应了这个慢劲。我们不行，老想快点走到地方，担心去晚了柴被人砍光草被人割光。一见飞奔的马车牛车擦身而过，便禁不住抡起鞭子，“呔、呔”叫喊一阵。可是没用。鞭抽在它身上就像抽在地上一样，只腾起一股白土。黑母牛身上纵纵横横爬满了鞭痕。我们打它时一点都不心疼。似乎我们觉得，它已经不知道疼，再多抽几鞭就像往柴垛上多撂几棵柴一样无所谓了。它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拉柴禾，来回几十公里。遇到上坡和难走的路，我们也会帮着拉，肩上套根绳子，身体前倾着，那时牛会格外用力，我们和牛，就像一对兄弟。实在拉不动时，牛便伸长脖子，晃着头，哞哞地叫几声，那神情就像父亲背一麻袋重东西，边喘着气边埋怨：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一年后，我才能勉强地叫出父亲。父亲一生气就嘟囔个不停。我们经常惹他生气。他说东，我们朝西。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和他对着干，他生了气跟母亲嘟囔，母亲因此也生气。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有过一段很不偷快的日子。后来我们渐渐长大懂事，父亲也渐渐地老了。
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父亲的男人有种难言的陌生。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我们围着他听。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我们围坐在昏暗处，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我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过得快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他把我们一家人接进这个院子后侮吗。现在他和母亲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妹夫一起住在沙湾县城。早几年他喜欢抽烟，吃晚饭时喝两盅酒。他从不多喝，再热闹的酒桌上也是喝两盅便早早离开。我去看他时，常带点烟和酒。他打开烟盒，自己叼一根，又递给我一根烟——许多年前他第一次递给我烟时也是这个动作，手臂半曲着，伸一下又缩一下，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我不知所措。现在他已经戒烟，酒也喝得更少了。我不知道该给他带去些什么。每次回去我都在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依旧没什么要说的话。他偶尔问一句我的生活工作，就像许多年前我拉柴回到家，他问一句：“牛拴好了吗？”我答一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木匠
一个人在夜里敲打东西，我睡不着。外面刮着清风，有一阵没一阵，好像大地在叹气。敲打声一下一下蹦到高空，又顺风滑落下来，很沉地撞着地。
冯三一躺倒就开始说梦话，还是昨晚上说过的内容，他在跟梦中的一个人对话。他说一句，那个人说一句。我听不见他梦中那个人说些什么，所以无法明白冯三说话的全部内容。有一阵冯三长时间不吭声，他说了半句话，突然停住。我侧起身耳朵贴近他的头，想听听梦中打断他说话的那个人正在说些什么。房子里亮堂堂的，那扇糊着报纸落满尘土的小窗户，还是把月光放了进来。
一连两个晚上，我一睡倒，便感到自己躺在一片荒野上。冯三做梦的身体远远地横着，仿佛多少年的野草稀稀拉拉地荒在我们之间。
梦离他的身体又有多远。
我也睡着，我的梦离冯三的梦又有多远。
曾经是我们一家人睡了多少年的这面土炕上，冯三一个人又躺了多年。他一觉一觉地延接下去的已经不是我们家的睡眠。但他夜夜梦见的，会不会全是我们以往的生活呢。
在那些生活将要全部地、无可挽救地变成睡梦的时候，我及时地赶了回来。
外面亮得像梦中的白天。风贴着地面刮，可以感到风吹过脚背，地上的落叶吹出一两柞远便停住。似乎风就这么一点点力气。
那个敲打声把我喊出了门，它在敲打一件我认识的东西。我必须出去看看。我十一岁那年，有个木匠想带我出去跟他学手艺。他给母亲许诺，要把所有木工手艺都传给我。母亲问我去不去。我没有主意，站着不吭声。
那个木匠在他叮叮咣咣的敲打声里，把我熟悉的木头棍棍棒棒变成了桌子、板凳和木箱。
我的影子黑黑地躺在地上，像一截烧焦的木头。其他东西的影子都淡淡的，似有似无，可能月光一夜一夜地，已经渗透那些墙和树木，把光亮照到它们的背阴处。我在这个地方少呆了二十年。二十年前，这里的月光已经快要照透我了。我在别处长出的一些东西阻挡了它。
整个村子静静的，只有一个声音在响。我能听出来，是这个村子里的一件东西在敲打另一件东西。不像那个木匠，用他带来的一把外地斧头，砍我们村的木头，声音生刺生刺，像不认识的两条狗狠劲相咬，一点不留情。
许多年前的一个中午，一群孩子围在我们家院子里，看一个外地来的木匠打制家具。他的工具锁在一个油黑的木箱里，用一件取一件，不用的原装进去锁住。一件也不让人动。
那群孩子只有呆呆地看着他在木头上凿眼，把那些木棍棍锯成一截一截的摆放整齐。其中一个孩子想，要能用一下他的刨子，把这块木板刨平该多好呀。另一个想，能动动他的墨盒，在这根歪木头上打一根直直的黑线多好。
吃午饭时，那群孩子看着大人们给木匠单独做的白面馍馍，炒的肉菜。
“长大了我也要当木匠。”一个孩子说。
“我也背个木箱四处去给人家做家具。”另一个孩子说。
“赶我们长大不知还有没有木头了。”另一个孩子想。
我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没有跟那个木匠去学艺，而是背着书包去了学堂。
那个木匠临走前在门外等了好长一阵。母亲把我拉进屋里。忘了是劝我去还是劝我不去。出来时，那个木匠刚刚离去。他踩起的一溜土还没落下来。
那群孩子中的一个，后来果真当了木匠。现在他就在我面前敲打着一样家具，身旁乱七八糟堆着些木料。一盏灯高挂在草棚顶上。我站在院墙外的黑暗处，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但他肯定是那群孩子中的一个，过去多少年后，一个村庄里肯定有一大批人把孩提时候的梦想忘得一干二净。肯定还会有一个人默无声息地留下来，那一代人最初的生存愿望，被他一个人实现了。尽管这种愿望早已经过时。
我没去打扰他。
他抡一把斧子，干得卖力又专心。不知他能不能听到他的敲打声。整个村子在这个声音里睡着了。我猜想他已经叮叮当当地敲打了多少年。他的敲打声和狗吠鸡鸣一样已经成为村子的一部分。他砍这根木头时，村子里其他木头在听。他敲那个铆时，他早年敲紧现已松懈的一个铆在某个人家的屋角里微微颤动。
我从来没把哪件活干到他这种程度。面对这个年纪与我相仿的人，我只能在一旁悄悄站着，像一根没用的干木头。
坑洼地
那一坑洼地草叫张天整掉了。冯三给我说。
黄沙梁最茂密的一坑洼地草木，芦苇、灰蒿、铃铛刺、红柳……密密麻麻纠缠在一起，足有几百亩。冬天我们追一只野兔追到坑洼地，眼看着兔子的爪印在密匝匝的刺草根三绕两绕消失了。人和狗站在外面干叫，谁也进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