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机票，问了一些警察，又揣摩了好久，才知道我应该去AA——美国航空公司的大厅转机，这是一个国际港，各国航空公司都在此设有大楼和飞机。经过法国的楼、日本的楼，终于摸到美国AA的楼。单这一个AA楼，就有十几个华丽的候机大厅，几十个登机口，而美国北航和泛美公司，则更著名，也更大。给我办转机手续的，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人，交割完毕，我就靠在一边打盹。一小时之后，排队上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上下三层，隆头耸肩，比来时的飞机大得多。寻号前行，发现自己的座位竟在最后一排再往后面的两个似乎可有可无的位子上。不多时，又一个中国女子也在我身旁落座。除了我两个，满机乘客都是金发、褐发的美国人。我说金发、褐发是因为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脑勺，看不到别的特征。我和这女子受气巴巴地坐在机尾巴尖儿上，心想，这算不算是种族隔离。
正悻悻不乐之际，我同座的这女子忽然捂住胸口，脖子前倾，那样子像要呕吐起来。她极力克制，大约经过嘴巴的一翻说服劝阻，要闹事的胃里的食物们终于纷纷解散，退了回去。不料这个小小的内部风波，竟被那远处忙忙碌碌招呼旅客的航空小姐一眼瞧见了。她一定是可以做国际观察家的。她走过来，甜美和气地说：“不舒服是吗？要叫First Aid（救护车）吗？”我一听，心想：“不用叫救护车，来条温毛巾就够啦。”那同座小姐眼泪汪汪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只是刚才飞得疲劳，有点晕机。”
“刚才飞了多久？”航空小姐问。
“十几个钟头吧。”
“哇！十几个钟头！”
那航空小姐奔来跑去，弄来水和毛巾药片，又拿来一瓶Ginger Beer，要她喝（这是一班美国国内飞机，十几个钟头对她们来说实在是很长了）。
我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不料这国际观察家的航空小姐对工作一丝不苟，立刻向主管汇报，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但是她们上报的速度更快，主管又再向主管汇报。不一会儿，那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妇女和一个绅士一样一言不发的家伙就上了飞机找我们来了。
我因为这老妇人把我的座位号排在飞机尾巴尖儿上的缘故，就扭过脸不看她。我明明办转机手续很早，为什么偏偏给最后一个座位，还有这个中国女子也是。
航空小姐介绍这老妇人说：“这是调度主管。”
她既然这么老，是个主管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主管也要亲自在前面一线卖票，应对顾客，大约是体现官兵平等吧。
那老妇人嘴角颤巍巍地问：“你是不是正患着病，要不要叫人检查一下？”
同座小姐摇摇头，说：“我没事儿。”
老妇人又问：“是不是怀孕了？”
同座小姐听不懂这个词，露出焦急的样子。老妇人就拿这话来问我。我心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扭脸对这女子说：“她们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脸一红，说：“没有。”
“没有。”我说。
老妇人和那绅士交换了几句耳语，然后说：“我跟机长先生商量了，建议你们换下一架飞机，我看她经受不了再飞六个小时。”
“我看她再飞六个小时没问题。”我说。
“我们机组不能冒这个险。她最好先休息一下，或者明天再走。否则，一旦有事，我们和你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她只不过是晕机，明天走明天晕，哪天走哪天晕。”我叫道。
“你负不了责，我们谁都负不了责，你们快决定吧，乘客们都在等着飞走呢。”那绅士发言，一边看表。
“唉！”我叹了口气。
对方态度很坚决，而僵持不下，让乘客们受累推迟起飞，也非我所愿，我就说：“你们对她讲吧，我并不认识她。”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那好，我等下一班。”于是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去取头顶的提包。
老妇人又道：“先生，你能不能陪她一起等下一班，我看她必须有人照顾。”
我刚要瞪眼，又止住了，心想毕竟我和这同座都是阶级兄弟，当着外国人，更要团结一心。我说：“好吧，我反正也不急。”心想，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我现在出国两万里，连四分之一飞机还没做呢。
那女子说：“你到纽约有人接吗？”
我说：“没有。”
“那好，就让我先生接我的时候也送你一下。”
“那就更好。”我取了衣帽，和她又下了飞机。那飞机兀自一声呼哨，像个大钻天猴一样，钻天而去了。
这女子走走歇歇，虚汗涔涔，挨到候机厅，就一蜷不起。过了好半晌，恢复了一些，她就抬头让我去买办一些吃食。我寻到大厅拐角，有好些亮着霓虹灯的快餐台。我要了两杯可乐，两个面包干儿，那伙计竟往可乐里加了足足近半杯高的冰，看来是想把我们在大冬天用冰镇住。总共这点儿饭和饮料，花费是八美元，不料洛阳大米一贵如此。我一共带了四千美元过来，将够应付第一学期的学费，而生活开销还没有着落，思想至此，不禁忧从中来。这样愁眉苦脸地吃完金子一样贵重的面包干儿和汽水，碎冰，她又要我给她的纽约的丈夫打电话了，通知他推迟接站的时间。我走到墙边一溜挂钟似的铁匣子的公用电话机旁，伸着指头念了几行上边的打电话须知，发现打本地电话，三分钟投币三毛五，打长途则要三块钱。我掏出刚刚买面包破开的一百美元，居然有几个硬币，拿近了细辨上面的小字，有五分的、一毛的、两毛五的，还有一分的。而这些硬币凑足三块钱却不容易。于是我往一个机场服务台上去问值班的金发小姐，有没有电话磁卡卖。虽然在这个饭店买的磁卡，到另一个饭店就不能通用。她说没有。我又问，那有没有收费电话，我的意思是，是像北京街头那种老头、老太太死盯着你，在一旁掐着表给你算通话时间的“有人值守公用电话”，她又摇摇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问，就悻悻地离开了，心想连老头看的电话都没有，这哪算是美国呢。
走出不远，那金发小姐忽然喊我：“Sir——”，声音细润动人，我想，这怎么会是喊我，但方向明明是对准了我的。我回头，她正在扬着丰满的手臂，姿态优美地指着远处一台黄色的机器，说：“Sir，你可以去那里换硬币。”说完，就收了手，改去抚弄垂在肩膀上的波光潋滟的卷发。我大喜过望，又觉得受宠若惊。改走到那个黄机器上，又用手指着一行一行读了说明，就将五块钱的一张纸钞从一个细缝里放进去，“嗤嗤”声儿一响，那钞票就自动“吃”进去了，红灯一亮，出现五元的字样，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认得这是五元，而不是一元的。然后机器里面经过复杂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就听下面的匣子里叮叮当当掉出一大把硬币来。我大喜，倘若是个傻子，肯定好奇得不得了，非要把身上的四千美元一张张全部塞进去，换成二十公斤的金属镍币，才过足瘾离开。
我捏着这些锃光闪闪的美国货币，内心忽明忽暗地走向“挂钟”的电话机，投足了三元硬币，要把连向纽约的号码拨通。而电话机上的最后一行说明，忽然使我改变了主意。我退回所有的硬币，而只按了一个零键，若干分钟之后，听见有人对我说话，我问：“你是Operator吗？”她笑了一下说：“当然是。”我说：“我要打对方付费的电话，请帮我接一下。”她说：“是collective call吗？”我应了一声：“是collective call。”她说：“你先拨100，再拨你的号码。”我说：“噢！”她说：“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拨？”“那最好。”“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是021……”
一瞬间，我又进入失神状态，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对话可以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这个和蔼的中年声音的接线女子，充满了谜一样的色彩。我不知道她人是在哪里，在洛杉矶？在纽约，还是在别的州的电话大楼里面。我也不知道相对于我立在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下，她是正坐在宁静的哪个角楼，也许是一处高楼的地下一层，或者最高一层，可以俯着望见甲虫一样的汽车从危楼下排着队爬过。也许她坐在狭小的电梯间一样的房间，戴着耳机和麦克风，面前是计算机或者一大堆蜂窝样的插孔和电线。我只知道她帮助了我，只按了下0键，就与这莫名远处的一个人连通了，一句接一句地交谈。也许迟一秒钟拨这0键，就是换成另一个城市里的另一个人来接。她也许在美国南部，也许在北，也许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也未可知。一段美丽的音乐从话筒里打断了我的游思，那个和蔼的声音消失了，片刻之后，换成一个中国男子充满警惕的问话：“哪位？”
我知道这是那女子的纽约丈夫了。
我们两小时之后重新上了飞机。这一次的座位很靠前，空中小姐都是三四十岁的美国妇女，这次自西向东横贯美国全土的飞行直至入夜才告结束。落地之后，在滔滔不绝没完没了的机场游廊里走过，终于见到了纽约市郊的广阔星空。
她的纽约丈夫果然在门口接，一同前来迎接她的还有几个亲友。
这丈夫指手画脚地调度人们来搬她的行李，像是战场上不断传达十万火急命令的指挥员。他的眼睛盯牢了被搬移安放的一件件行李，指导、纠正人们的错误动作，果敢而经验丰富。这些行李实在占去了他太多的精神，以至于几乎来不及望一眼这远来的妻子了。
因为他们几个人与行李要同乘一辆车离去，我就改到一个出口去等出租汽车。一个黑人大哥的车顷刻而至，坐好之后，他吐出白牙问我：“咱们去哪儿？先生。”
次日的中午，我在曼哈顿半岛上的这个旅馆里静极发闷的房间，醒来时，不料自己竟置身于此。起来，发了会儿呆，揉了揉眼睛，又摸了摸光着的脚，想说点什么，却又没有听众和主题，就无言走到窗前，看见车水马龙的二十世纪末的纽约，正卷动着巨大身躯，风尘滚滚地运动。
199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