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洋：
前几天过年，囊时的你，大约是在老家吧。你虽然是光棍，想来年节也少不得有些应酬，特别是你的甘肃乡亲们，都以为你在北京做官，特别要敬畏你的。然而我国老百姓对于他们所敬畏的人，一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供起来，像对鬼神一样，不时给他灌一些酒，摆一摆猪肉，再说说好话，算是贿赂住他。使他不发怒，保证老百姓基本上风调雨顺，就算是谢天谢地的好神了。所以，你的乡党们也拿迷魂酒来灌你了吧。你可不要因此就自命不凡了，以为是衣锦还乡了，其实不过是希望你像庙里的泥胎那样，不要乱动罢了。你喝了酒，吃了猪肉，也就心满意足地去醉卧，晒着窗外八竿长的日头，听听社场上的鸡鸣，把八天年假混过去算啦。
至于我，在“新不软”城目前住的山上，却没有什么礼物可以交换给你。问到山中有何物，可以拿得出手给你，山中只有岭上的白云罢了。但是白云只可以在明朗的晴空下玩赏，要寄给你去，却终于并不能够。
我记得有一年，大约是在低年级时候的某一年，我从河北的家乡小县坐长途车往北京来。众所周知，我们那种小县的公路上面满布了陨石坑和火山口，再加上我坐的汽车是“老辈子”汽车，像杀猪一样嚎吼着，快散架了，所以挤在车里面的乡亲们，就像谷皮被放在簸箕上的，给社员老秦使劲地上下颠着。结果颠得狠了，我就被颠在了右前方同样站着的一个女子身上。
她哎呀一叫，可是我还站不起来，因为下一颠还是原来那个方向，于是只好在原压的基础上又压了一下。等两个人站直了，双方都红了脸——因为我们县城那时候是很有封建的古风的。
然后我道歉说：“后边有人压我。”
她说：“不要紧的，这是因为惯性。”
话刚完，老秦就又颠起来，更卖力气了。我采取举起手的措施来抵抗，抓住车顶篷的横杠——横杠上挂满了人臂，晃晃悠悠，像炉子里的烤鸭——原本我的手是抓车座靠背的。我把车座背儿让给了她抓，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不巧正看见我衬衣上的校徽，因为我胳臂吊在高处的缘故，校徽就从西服领口里面泄露出来了。她读了一下那个珐琅小白块儿的字——字是好字，虽然衬衫不怎么样，上面是毛主席的墨迹——“清华大学？！”她说。
我便惭愧地无所适从起来，她望外星人似的望了会儿我，像看见烤鸭里考出了个土凤凰。
于是她就同我讲起话来了。
后来我到了学校，每天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忙于电路原理和变形矩阵时，就又时而收到她的信，我方才知道她原来是同一所高中的，却比我低两个年级，高中念完就经人介绍，去一个乡里教书了，所以并没有上过大学，于是她就有很多新奇的问题来问我，譬如，学生们为什么要在清华校园里骑自行车啊？为什么可以早上9点才起床到10点半才上课而下午又经常没有课啊？教室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啊？座位也不固定吗？要天天抢座？学校为什么要放电影给学生看啊？清华的大草坪和荷塘月色是什么浪漫的样子啊？
我就详细地作信写给她知道。我说第一节大课两小时，中间休息5分钟——吝啬得像地主对长工。9点25分再下课，然后我往往是骑自行车出清华三教，经林荫大道，和学生车流一起，无数扬花过无影地穿过礼堂后身，顺校河西折，经“水木清华池”的侧面山口（闻一多石像在那里），掠过大草坪的灌木松堆，到二教的老楼里，赶9点45分开始的第二节大课。其时，上午的阳光年轻活泼地照着，空气清新，书包挎在单肩上，扬身骑车而行，实在是幸福和愉快的。
那时候，我的脑子里还是清澈单纯的年轻思想，关心的只是电子云、麦克斯韦微分方程以及一两本钱钟书的小说。钱钟书因为是老清华外语系毕业，一度的少年翩翩，所以我那时就格外觉得他的书好。我经常是在大草坪上席草而坐，在向晚的暮色里、小风摇草的轻悠时刻，看看他的《写在人生边上》，看看他对春天的描写，从中嗅到30年代里同样的热血青年，以及老民国的味道。这时候听见校园的学生广播四处回响，而闻一多粗粝的红色花岗岩，将凝重的躯体、围脖、握着的烟斗和粗框的眼镜，踞坐在不远的角落。“闻一多”的满眼迂直而沉静而郁闷，头侧低着，仿佛不要去看那个他又恨又爱的时代。那30年代的事情总是令我着迷。
除了闻一多，还有梁启超（梁任公），也是老清华解放前的风流人物。他一次演讲，取《易经》开篇两句以砥砺学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现在这就是清华校训，然而自强不息似乎正在履行，厚德载物却日渐其薄。
梁任公的公子，梁思成，是一代建筑大师，据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他的临终之笔，而30年代他在青年奋发的时候，想来也是倜傥飞扬的，他的夫人大约是福建有名的才女，同时是倾城的美丽，拒绝了徐大诗哲志摩，终于嫁给了他，也谢绝了清华的另一个人物——逻辑学大师、哲学系名教授金岳霖。金于是大约一生就不娶。哎呀，也是很有个性的。
梁思成也为清华设计了一些什么，譬如老的图书馆，兼有传统风格和西洋特色。我在低年级时，住在一号宿舍楼，也是他的设计。突出的特点是大屋顶，重檐悬山式，像故宫皇殿。有一次中关村放焰火，我们就于中夜起来，攀到楼的高顶上，坐在瓦脊间，引颈看那节日的礼花。夜凉其时如水，我正是一个宁静的少年。
生活在有这样优容阔大而富于历史的清华，的确可以养人的浩然之气的。
后来，我和这位长途车女子之间的通信，就突然间少了，因为据说她要嫁给她所教书的那个乡的党的书记的公子了——虽然她顶不情愿，但女子总是要嫁的，公子也总是要娶的，然而她依旧无缘无故地觉得很沉痛，认为自己是顶不幸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失去了呼吸的自由，因为公子似乎对她与外界的通信很敏感，乃至整个小学校里，都沸沸扬扬地知道：她和外界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互相在通信。
于是，终于我们就不再通信了，统计写了十封出头吧。最后一封信是想回答她的提问：什么是注册？但信终于没有写成，如同晋朝那个叫殷洪乔的家伙，把人家托他捎的家信丢在水里，杳无声讯了。我不写信了，依旧继续我的安静年少的校园日子，学习波粒二象性和状态方程，同时读老子的恍兮惚兮，其中有像（这似乎也是波粒二象理论）。她呢，大约早该结婚了吧，也许沉痛，也许已经不沉痛，但我那时不懂得关心别人，所以毫无痛痒，如书上说：“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
恍兮惚兮几年过去，我从少不更事，也到了时而有“沉痛”了。经历了毕业后的城市浮沉以及浪迹天涯，也居然假装天凉好个秋了。今天在住处闲着，惹起情绪来，就回想起这一点往事，兼之日前在网上看小说《金瓶梅》——这竟是我第一次读到这书，也不知是足本还是洁本，总之并不有趣——里面说武松在清河县当了“都头”，每日大清早要早起，去衙门里“答应上司”，“签到画卯”，然后再回家吃他婶婶（亦即潘金莲女士）做的早饭。
这里的画卯，不知是画圈儿还是画钩儿，但是用英文讲，那就是registration（注册）了。
没上过大学的人，对注册是怎么一回事，大约都带有一点模糊的好奇，如同我们对武松画卯的画法，带有好奇一样。所以我不得不说说注册的法门，更聊以弥补当初不能给汽车上那女孩谈论此话题的遗憾。
先说几年前我的注册吧。清华五年，每个学期都要注册一次——不像武松天天注册那么勤，但因此也没有潘婶婶的早饭可以吃——我的那个小不点儿的学生证里面，有十个小空格，等十个小格注满了，就算是熬到清华的刑满释放，当然，也有熬刑不过，半途疯了，跳楼了，或者退学唱摇滚、唱校园民谣去了的。
注册，往往要在学期伊始，我们肩扛手提地，从五湖四海坐火车在二月的寒风料峭里回到学校，进了拥挤的宿舍走廊，把地上的积尘扫净，把旧报纸移开，把卷了一个寒假的铺盖散开，把大提包小提包的拉链拉开，屋子里就像开了杂货铺，可以看见祖国各地的风土物产。这些学生们的行李包，往往都是祖传的，上面有模糊的字样：“包头第一钢铁公司”、“河南洛阳毛纺三厂”、“成都兵器研究六所”之类，更老的上面还是文革口号。
我把这些仓忙的事草草收拾毕，就掏出粮本儿一样的学生证，喊上昆明来的一位同学一起去注册。这位昆明来的同学说：“等一等。”然后就走到门后，解开裤带，摸索起来。我知道，他的钱都藏在了防盗裤衩里面了，非要解开他的裤子是偷不走的，所以昆明一路火车过来，他尽可以安心地在硬座儿上打盹。
他从莫名其妙的地方扯出两张百元钞票，又把裤带系上。学校早先是不收学费的，后来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每人交200元学费，就是改革政绩之一，实在是很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的。
清华园很大，学生们骑自行车——就像美国的学生们要开汽车一样。寒假的时候，为了怕自行车丢失，就推进宿舍，开学这时候，要再推出去，车胎一般都已经瘪气了。我和他把自行车推下楼，很费了大劲，脚踝也被车镫子乱剐乱蹭了几下。十食堂的门口有一个电打气的皮管子——这也是高科技了。我们按住皮管子的头，顶在车轮的气门芯上，像强按着马喝水，管子就呜呜地给自行车灌气。然后骑上车，经过三教的林荫大道——当时是秃树枝，往系主楼去。
我俩合乘一辆，我在他的后座上，骑跨着，两条腿耷拉着，尽管弯着，仍然快扫了地，衣襟轻飘起来，因而使他像是拖了一支大风筝在走。
到了学校主楼，那是一片开阔的广场，九层高，厅宇敞大，曾经是北京刚解放时的最高建筑，就如同纽约同一时期106层的帝国大厦曾是世界的最高建筑。
主楼没有电梯，或是似乎有电梯也不让人用——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有许多东西都是不许的，宁可摆在那里。大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说不”吧。
我们上到四层，看见正门挂着大锁，也不许通行——它永远是挂着大锁的。于是从小门挤进去，又进了教务科的门，里面是国营单位办公室的样子：两张沉重顽固的大而斑驳的写字台，两把方硬的木头椅子，两只旧暖壶，两只茶缸子，两个老师正在那里神色阴沉着。
我们连忙陪着小心把“粮本”和200块钱递上，两个老师不作声，我以为他们是不会理我们的了，然而虽然不作声，也不看我们，他们还是把“粮本”拿起来了，打开，不知从何处摸出一枚章子，盖在“粮本”里。然后收下200块钱，给了一张收据，还好，没有“拖”、“硬”、“卡”。收据一拿到，一颗心就踏实下来，否则，生怕他一不高兴，说什么文件不全，什么政策又变，让我们白跑一趟明天再来之类的。看着“粮本”上的“已注册”三个章字，以及收据上龙飞凤舞的像医生药方那样的不可读的东西，我们觉得千恩万谢极了。
其实他们不过是尽了他们应尽的职责，我们获得了应得的服务。但我们两个仍好像是蒙受了大恩，白受了他们好处，陪着小心，自卑地接了粮本，从教务科退出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昆明同学讷讷地说：“该五点了，上食堂排队去吧。”
他们的神圣之处，就在于知道章子在哪，而我们不知这个法门，所以活该当学生。
心情忧郁地离开主楼，一个学期就这样令人扫兴地开始了。
我想，这两个不学无术又假装正经的老师，把我们兴冲冲的学期伊始的调子，一下子搞得低沉了。这样对待全国各地前来寻找理想的杰出学子们，简直是犯罪。
好在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他们的嘴脸。清华的学生终究是有自由的，班主任除了召集大伙儿念上头的文件以外，并不真管，你尽可以迟睡晚起、逃课饮酒，可以找聪明美丽的女生谈恋爱，可以和扎西他们去作诗，可以到荷塘荒岛的夜里散步发神经，或者进北京城闲逛，没有限制的。
按清华的规定，一旦学生注册晚了，就要受处分，直到取消学生资格，因而不敢以身试法。我刚到新泽西州立大学时，却的确迟误了一周，但我去见管教务的老师Judy时，她似乎并没有要处分我的意思，也不像要批评我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