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洋兄：
这两日搬到新的公寓之后，不怎么做事，饭后就卧倒睡觉，因为床还没有，就卧倒在木地板的褥子上。
窗外二楼下的春天已渐渐开始有了力量，最先已经开放了的仍然是那种干藤上的明黄色的像虾尾巴一样的报春花。草坡里吃虫的鸟儿也多了些，有一种比麻雀大一半儿的，跑跑停停，再望望天，再跑跑停停，像一个背着手的乡镇干部。我想它驻足望天的习惯是和鸬鹚一类水鸟学的——小虫儿以为它是一截死物，刚要蠢蠢欲动，就给这乡镇干部的鸟儿吱的一声啄了。
一般到了黄昏之前，我回来就先睡上一半个小时，人生实在是很寂寞啊。等日影从窗子里把窗格子投到右墙的电源插座的窟窿眼儿时，我就要起来了。斜阳很快熄灭下去，一天像是一根火柴，划着了又明亮地灭寂了。
我于夜晚没有事做，电视因为搬家拖累，已经卖掉了，所以就去校园里的东亚图书馆，借几本汉文字的书躺着看。
其中一两本是周作人的书信，多数很有趣味，个别谈思想和社会的偶尔费些耐心，也有一些是从前读过的，总之是好的。读周家二先生的文字，沉静厚润，大有益寿延年的效果，这一点，我想你不会反对的吧。看他对下雨、山居、鸟叫、饮酒以及故乡风物逸事絮絮叨叨发挥一阵，至少很可以让人败火，暂时忘掉春天生活的忧扰，这就好比读郁达夫激情亢奋的散文，可以让人上火一样。
其中一本是中国台湾出的，中国台湾人还做了序，开篇几页里又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幅是周家三兄弟的合影，坐在中间的，一看那方脸隶字胡和白淡的面庞，就知道是鲁迅，我们称他“大先生”，左边是周二先生作人。
鲁迅的神色总是桀骜的，像随时预备后发制人的拳击家，而二先生则谦和恭谨、矜高本分，所以他的文章也四四方方，像一个平静的庙院，里面香烟缭绕、钟鼓调和，禅房样的气氛让人息心静气。虽然偶尔他研究中国怎样才能好起来时，也会大说些反话，骂骂人，譬如“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经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但这样醉酒之后乱去撞钟的时候并不多。
鲁迅的文章，则像一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他的语言也如马蜂，每个字都带着尾刺，行文的结构则如马蜂的阵，转着飞着，叫人有时甚至跟不上他逻辑的走线。周家这两位大贤，虽然是一母同生，但模样却并不像：周二先生的脸长圆一些，又丰胖，故像一把茶壶，肃穆的圆滚滚的茶壶，发际也是上勾的半圆形，像茶壶盖子，嘴也发圆，更围着上下一圈胡子，像茶壶的嘴儿。而鲁迅呢，鲁迅的模样就是那个样子，不用多说。
总之他两个就是不像。茶壶没有棱角，而鲁迅方头方脸，是最有棱角的中国人。他们的母亲鲁氏，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培养了这两位文豪。鲁迅的文章犀利像一把匕剑，作人的则沉圆似一柄大锤，又有美容增智、延年益性的效果。在他们的下边，似乎还有个周建人，是昆虫学家，写蜘蛛怎么捉苍蝇——但周作人和鲁迅也都各自写出过很好的关于昆虫的小品文，周作人写蝉鲁迅写蚊子。这弟兄仨再往下，还有一个行四的弟弟，但夭折了。鲁迅也早殇，大约因为文章太锋芒逼人，以致于“力比多”消耗太大，捱到五十岁才有了一个儿子；周二先生作人则以文章怡情怡性，和性命阴阳相济，把“力比多”养得又好又多，于是年纪轻轻就生下三四个儿子同女儿。
据说鲁迅和周作人从日本回来以后，借了四千大洋，卜居北京，买了一栋不小的宅子，然后把文豪的老母从南方接来，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们。这个宅子大约就是苦雨斋了。中学课本里的《故乡》也许就是去南方接老母的经过。
宅子里的佣人，管鲁迅叫大先生，管作人称二先生。然而大先生半生萍踪不定，在上海霞飞路也住了很久，一直到终；倒是周作人总盘踞在北京这处宅子，直到60年代去世。前两年北京政府闹着要拆这宅子，也不知究竟怎样了。
1996年，你我在清华北门外的破庙里读GRE的时候，你有一次说到“文革”期间周作人被小将们拷打过，周作人的日记里言：一天清晨，听见宅院里的老鸹哇哇叫了几声，于是写：“老鸹哇哇叫了，听上去好像别有什么意思。”果然那天红卫兵小将们就冲过来把他打了一顿，改造了一番，的确别有什么意思。
那时的小将比而今的青少年也博学得多，至少挖掘这些社会名流，一挖一个准，这是很不容易的。
上世纪30年代起，周作人的职业正经是北大的文学教授，但看他的书信，颇当这是个苦差，像奶妈给别人喂孩子，自己的事业却无暇来做，所以时而就头痛，他就告假在家，但他于北大一直“行走”了二十年。从书信里看，他跟北大的胡适、俞平伯的交情都很好，和清华的朱佩弦（自清）也挺好。周作人也去燕京大学执教，大约兼职在多校任教，于经济吃紧、通货膨胀时期的北平，是司空见惯的事。
尔时的燕京大学其实是个教会学校，我们对清华的校史还算清楚，知道清华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当然，现在北大也是留美预备学校了），但对于燕京大学和北大的历史，就有些含糊了。
刚好我上一个月住在新泽西州立大学我们系教授悖题（Beatty）先生家里，每逢周日，他和夫人南希·悖题就怂恿我去教堂——南希·悖题总要引我遁入空门，但我很冥顽，始终不肯信上帝。在他们的教堂里，布道完了往往还要到底层去听一两个小时的学习班。有一次来讲的是一个极老的美国人，又高又瘦、颤颤巍巍，有点像相声演员马三立，但他是地道的美国人，名字叫摩恩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退休教授。我不知道他的年龄，总在八十以上吧。所令我吃惊的是这颤巍巍的老家伙，居然很能说一口不错的中国话，他兴冲冲地哆哆嗦嗦地跟我攀谈，知道我在清华念书过，他就说：“我们很近，对门儿，我在燕京大学。”我方才知道他在中国待了15年，直到1949年才离开北京——当然，这都是远在你我出生以前半个世纪的事啦。
这个“美国马三立”于半个世纪前在我们北平的时候，以教书为职业，所教的地点就是燕京大学，专业是宗教史的研究。他和我谈起胡适、林语堂以及清华的王国维，就像谈他的老朋友、老街坊，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在隔世的梦中。想想这位美国老人当面立着跟我谈论半个世纪以前的胡适、王国维——那些我们从旧书上才读到过的人的名字，而这些历史人名，我只从书上见过他们模糊的黑白照片而已——不料，这位老摩恩教授，就是他们的同时代人，像一个活古董，跟我说话呢，简直是匪夷所思。
老摩恩瘪腮猛颤着，用中国话说，胡适很有名，很有名……我说，北大学生们管胡适叫黄蝴蝶教授，你知道吗？他说知道，因为胡适的诗里写过黄蝴蝶。我兴奋得很，忙把“两只黄蝴蝶，纷纷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突飞还”，用英语乱说给他了，我又问北大的黄侃，据说念起诗来自成一调，叫黄调，在学生中间风靡一时，老摩恩却对此不详了，大约本世纪初太早的事他也不知道了。
他在中国15年，30年代初到北京，大约段祺瑞执政府以前的事都没有赶上。老摩恩教授又反刍了另外几个旧的社会名流，也许是他发音不准了，也许是我太浅陋，竟不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