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给他又通过几次电话，向他请教燕京大学的历史沿革。他说在这个世纪初，外国传教士于中国滋延壮大，其主要事业是办医院和办学校。到了20年代，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也日渐茁壮，颇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教会学校的缺点是小而分散，各自为战，所以为了稳固阵营，教会系统把华北好几处的学校力量合成一股，成立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买地置校舍——所买那地原本是清朝王公大臣某姓的私人花园，当圆明园烧于兵火，该园子也日渐荒弃了，后来为某军阀据为己有——美国教会花钱从军阀手里买下，成立了燕京大学，教师多从外校请来，学校里颇有几处古迹遗楼，还有从圆明园里捡来的一些破烂，譬如两只华表。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
清华呢，原本也是一处废弃花园，叫近春园，就是荷塘月色那一带，清华也从圆明园捡过东西，譬如韦杰三烈士的断碑，其实是捡来的圆明园的一截断柱，近水楼台得来。
我电话里对摩恩老师说：现在燕京大学已经不再存在了，在它的校址上，新迁来的是北京大学。他说他似乎知道，然后感慨了一会儿，又问我北京目前的基督教事业状况，我却不能回答，因为我对时下的社会事情，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兴趣并不大。
摩恩在教堂里那天的演讲题目，刚好是介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他说早在唐朝，就有基督徒到中国传教了，但，当然，终于没有斗得过地方土产的儒教、道教和东方佛教。元明两季，也有传教士在朝廷任官，司算术、天文。然而，第一次基督教大肆流行是太平天国时期，会众几千万——我想，这都是洪杨起义借用的号召罢了。老摩恩说那时候洪秀全的队伍里，要背《圣经》的，谁背不出来，就要受荆笞鞭背、杖打八十。而太平天国败灭后，基督教无处附魂，随后没落了，终于不能笼住中国人的心。
他又讲朝鲜的行情，大约南韩人民在基督教领域已走在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因为他们那么个弹丸之地，居然有大小教堂五千余座，而北朝鲜只有三座。
老摩恩的讲座挺耐人寻味，然而我们的义和团练拳运动他却忽略过去了。义和团吞符念咒，烧了好些教堂，拘禁了大量传教士，惊动了华盛顿白宫，直到八国联军杀来才解了京津两地的围，这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毕竟是件不愉快的事，老摩恩大约不好意思对他的美国同胞去说。
然而座中的美国同胞，却有好事之徒，站起来问摩恩：有一个小故事，一个非洲酋长对传教士说，你们没来的时候，我们有土地，你们有上帝和《圣经》；现在你们来了，让我们闭上眼听从上帝的指引，等我们睁开眼，发现我们的土地没有了，结果是你们有了土地，而我们有了《圣经》。
摩恩和大家就笑了，他说他也是反对把传教和殖民统治结合在一起推行的，殖民统治毕竟是罪恶的。
说了这许多闲话，都是从燕京大学引出的。总之，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也是执过教授席的。按他的作文里面讲，坐上洋车——其实就是人力黄包车，出西直门，经高粱桥，两眼都是郊外田野的自然风光，衬着远处鼻烟色的西山，看去非常好。现在那路已经修成柏油路了，经过北方交大，两旁都是海鲜馆和商店。
周作人说，过了大柳树村，到黄村——大柳树村的那一段S形的路，他说也看不厌地好，真与图画相似。其中也经过慈禧的坟，然后到海淀镇，海淀镇不外乎就是一个兵荒马乱年月里的镇了，在周作人的感触里，一路上的野村荒径很是令人心旷神怡，但海淀镇却不讨他喜欢，他感觉在那里不像是自己的国家，大约因为乱弃的煤球灰太多吧，香烟的广告牌上把Victory（胜利女神）译作“大仙女”，也让他动怒，埋怨人民趣味的下劣。
经过海淀镇，大约他的洋车就直抵燕京大学——现时的北京大学校址了吧。
这一段路程，于民国的时候可以当作城郊野趣的散游，郁达夫也喜欢在口袋里装了花生和糖果，捏着一两本洋文的诗集，在“好得让人坐不住”的天气里，出西直门一直由乡间路上走到将近公主坟去。
我们的校友前辈梁实秋，20年代读书时候，风华正茂，每到礼拜日，一大早背英文单词毕，就雇上一乘骡子，自家骑了，让后面的骡夫从着——像是书童吧（老书童），于是“得得”地经过现今的学院路一线（那时是庄稼地），往西直门进城去会女子师范大学里他的女朋友去。
到了90年代的今天，学院路八大院校一带，早通了汽车，去外校跳舞或者泡妞，也不必再骑骡子了，虽然乐趣也就少了点，但人口却繁庶了，民居和机关密匝匝地，而海淀镇里“大仙女”的香烟广告也正被中关村“奔腾处理器”的招牌所替代了，这想来是颇出周二先生意料之表的吧。
这封信写了好些，似乎都与这里的留美生活无关，然而，周作人、鲁迅、民国、美国，这些概念在我的浑浑噩噩的头脑里，一向是混成一体的，这个，想来你也理解。
1999.3.30
又及：
我又咀嚼起“大先生”这个称谓，这是在那四千块大洋的宅子里，女佣人对鲁迅的称谓。我近来也一直这么称呼鲁迅，尤其当我们把语气的重调读在“大先生”的“大”字上时，这三个字眼就将那个冷峻、桀骜乃至世故的鲁迅先生活脱脱地呼之欲出了。看来劳动人民的语言创造力实在不可小觑，虽然他们这么叫原是无心的，但无心的东西才暗与神合。
你我在清华北门小村的“破庙”读书时，校门口的那位村子里卖西瓜的莽汉，从眉棱、颧骨、隶字浓胡，方额乃至大笑时露出的牙床，无一不和鲁大先生相像。我们偷着谈论这位卖西瓜的“大先生”，“大先生、大先生”地背后叫他，给我们那时候的苦窘生活，颇夹杂了一些幸福愉快的时刻。
再及：此信是我席地，以凳为桌写的，因为腿不能舒张，所以腰受到拘束。等信写完，周作人的概念还是老在我的脑子里，弄得睡不好觉，只得再补写下面一点，希望可以息事宁人：
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是从20年代起的事情，他讲授的是国文，虽然他自己以前是学水兵的。他还有两个助手（另外两个水兵？）——他自己当教授，许地山给他当助教，俞平伯则充当更其次的讲师。而冰心、徐志摩之辈，还都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班上学生。由此可见，周二老的文学辈分还是蛮高的，同时在几所名校领外文和中文教授的头衔。
据周二老答上海记者问话，他最得意的三个门生依次是谢冰心、俞平伯和废名。废名就是那个古怪的家伙，叫冯文炳的湖北人，小说做得很好，但不大容易看懂，而且会练气功，入定之后就肢体乱舞，大约是“自发功”吧。废名后来也在北大教书，他和好友教哲学课的某某某，有一次为了讨论一个问题，吵了一会儿，突然屋子里就无声了，原来两人扭打起来。当然，第二天见面，又笑嘻嘻地讨论。
至于另两个得意门生，也不是外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里有许地山的《落花生》，许地山也是周二老的助教。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都还不坏，但得意门生俞平伯的文章却不曾选有，大约因为我们毛主席把俞平伯当作文阀来批评过。俞平伯和朱自清共泛秦淮，做同名作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我的印象，俞平伯的要更好些。
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冰心女士大约毕业后就赴美国游学了，坐同一条船去的还有清华刚毕业的梁实秋、闻一多，都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们因为船在太平洋上踟蹰数个礼拜，所以竟干脆在船上编写张布一种刊物，以消磨旅行的无聊。
冰心、石评梅和庐隐，后来成为女性文坛上的三面红旗，冰心在北大做演讲，台下爆满、听者耸动，场面的热闹状况，只有胡适、鲁迅的演讲可以相媲，可见她的名气是十分的大了，但以文章论，相去上海的张爱玲还要有一个甲子的落后差距，（这是武侠小说上的话，“几甲子几甲子的修炼”，一位大侠中了敌手的毒掌，内伤严重，武功废掉了相当于三甲子的功力，或是吃了天山雪莲，内功一下子长进了一两个甲子——因为你不看武侠，所以特地注上）。
其实人的一生，有用的年华也不过仅仅一个甲子（60年）而已。
周作人活完一个甲子，到了他被红卫兵揪打时已经81岁了，打后又被关进木棚中居住半年，旋即含恨辞世。北京当年的红卫兵下手是太重了一点，但这也都是周大老、周二老把礼教打碎之后，后生们没了约束，才来打“老”了。噫，岂不发人感喟。
1999.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