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即使真的要处理你，譬如决定罚你的款、开你的除或是打你的板子，施刑者也不会显出对你的不恭，更不会训斥，总之，不会让你感到难堪，因为他们觉得你已经因为这事（迟到啦，偷东西啦，性骚扰啦）够难堪的了。他们的工作，只是把处理决定通知你罢了，就完了。当然，国内的领导批评起人来，也可以和颜悦色语重心长的，做你的思想工作，貌似平等，其实把你说得无地自容，他自己则仿佛十全十美的道德高者。美国人则只是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怎样，你的做法是怎样，所导致的后果和损失又是什么，只是论事情，并不要触及你的灵魂，类似“你思想意识上一贯不严格要求自己”，“你脑子里只想自己方便，根本不考虑集体利益”这些贬低你的思想和为人的话，是不会说的。美国人许是以为人生来就平等，一个人没有贬损另一个人的权利。你可以惩罚那犯错误的人，但不能羞辱贬低他。
所以Judy坐在她装修华美、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里，微笑地向我说：“我知道，你来晚了点，海关使馆的官僚们办手续一向拖拖拉拉，我们知道的。”她说完，便笑了笑。为了能让我感觉自在些，她居然主动替我寻找迟到的理由。
我于是一下子就放松了，眼睛也敢乱看了。只见她的办公室窗子挂了百叶窗帘，白亮干净，地毯的颜色和壁上的布纹装饰很相配，办公家具都精致且带现代化气息，桌上放着计算机、传真机、复印机。文件柜古香古色的，硬重的木质，带着温暖的光泽，不像国内的党的铁皮文件柜，冷脸森森，铁石心肠。同时，她还摆了几件小玩意儿，一把古琴，几只小篮子、小花瓶，还有她的小孩子（大约是她的孙子）画的儿童画钉在墙上，以及她抱着孩子笑的照片，使这小小的办公室有了家庭的舒适祥和。
我偷看完毕，继续谈正事，问我应该选什么课。美国的课表像吃自助餐，可以随意搭配，所以不同课堂上，你遇见不同的同学，可以多交朋友。每门课都有编号，课程编号从101到689，号越大越难学，如同酒的度数越大越难喝。你要想选高号的课，往往还得事先学过某个指定的低号课，所谓prerequisite。每门课3个学分，要想合格毕业，得凑满49分，而且其中还必须覆盖几门指定必选的课程。有时候，你从一所学校学习一段时期，还可以转校到别处去，学分也随着你走，可以累积，就像离婚，可以带走原先的彩电、大衣橱、存款以及一部分儿女。
Judy知道，按法律规定，我必须选够四门功课，否则我就触犯了移民大法，但作为第一学期，考虑到人地不熟，寂寞无主，法就又法外开恩，允许我少选一门，但要有系主任的许可签字。
于是Judy打印出一张稿子，上面有空格要填，我以为她一定要塞给我，叫我到一边抓耳挠腮去填写。但我错了，她却是客气地向我借我的护照之类的资料。我忙给她，她参看着这些资料，替我来填表，然后请我在表底签个名就行了，多省事啊，并且她还把需要签名的位置用笔画个叉子当标记，怕我签错地方。签罢，我以为她该吩咐我去找主任大人求其签字了，然而她竟又不，而是自己巴巴地跑出去，不一会儿回来，上面已经有了系主任大人龙蛇狂舞的名字，一旁是我自己刚才的签字，相形之下，逊色多了：他的像抡板斧的李逵，我的像谷上蚤时迁。
公事办完，Judy照例又闲聊了几句家居闲话，等我辞别了她，她就立刻一头扑在计算机上聚精会神地猛忙起来——像小偷看见保安人员一走，立刻扑在保险柜上——她大约要把被我突然来访所占用的时间弥补回来。
我出了系的建筑楼，外面是弥漫视野的草坪和水泥的甬路——虽然已是晚冬的郊野，却并不见苍莽的野草和焦硬的裸土。发了一会儿呆，我就乘校车穿过几片密林，到管学生的楼里去注册。下了车，竟然迷了路。天降起零星的小雨，我打开校园地图，与眼前的草坪与楼，相互按图索骥。索了一会儿，仍然不得要领。因为美国的建筑，从来不在外面大肆张扬地挂着牌子，什么什么管理科，什么什么党委会，这样煞白的牌子是没有的。北京亚运村一带，一万里外就能望见的楼顶大字“北辰集团”，在这里也是没有的。美国的楼似乎都是无名氏，因而都像是从土地里自己长出来似的，与自然和谐一体，或者说就像动物（羚羊呀，虎啦，兔子啦，人啦），并不在脑门刻个名字，标明这是羚羊、虎和兔、人。
这里不得不啰嗦一下我在纽约的见闻。纽约，也是不会在脑门上刻字的，即使一百多层的大楼，其名字也不过在一层的门楣，茶杯口大的字，如同油画师的签名，只在不显眼的画布下角。而我国的楼的名字，如同画师工笔精描了一张仕女美人的脸，然后在她脑袋顶上，用大字劈头盖脸地写上道：西施。
我国城市铺天盖地的汉文字招牌，像平静的水面上漂满横七竖八的废纸，颇煞风景。但这仪仗就如同关羽“汉寿亭侯——关某”的大旗，是无论如何不可省去的。而纽约却偃旗息鼓，街宇寂寞得很。没了文字的飞短流长，城市也不显得人声鼎沸，纽约如同一个人迹罕至的混凝土陌生丛林，倒也给人一种异样的别致，清楚也齐整。入夜，则灯火万千，如同燃着了高高的蜂窝，一树树地耸立在丛林里，被深邃的无穷黑宇衬着，似乎有话要说，却让我揣测不着。
从城市的收拢抑或张扬上，我便发现大约美国珍重privacy，而我们看重人前人后，所以我们扎堆而爱热闹，他们则独立。他们以为个人的活法无须照顾到别人的颐指气使，只凭自己适意罢了，没必要搞人前显胜和无谓虚荣。美国的富人过着寂静乃至隐居式的生活，并不像我国南北大款们非要花钱买乐、招摇过市才好。所以在美国，不怕你穷，你穿破衣带洞的，也没人笑话你。
美国人是遇上了甜头，并不张扬逞胜，而我们是遇到了苦了，自己吃了，倒也并不张扬。
回到原来的话题，我在校园微雨的上午，辞别了Judy，欲往学生管理楼去注册，因为迷了路，正在希望“逢着一个打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姑娘”。满头雾水之际，忽然一辆小轿车开过去，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倒车回来。一个连鬓胡子的大汉出车奔近我，乍看，很像美国暴力录像上的坏人，肚子上刺青的。我想，坏了，他一定是看见我踩在草坪上，要来罚我款的了——（直至取消我的学籍）。
懊恼之际，他问我道：“Are you lost？”（你迷路了，是吗？）
我说是的。
然后我就等他把话题转到罚我款的正文上来。然而他说，你要去哪里？兴许我知道。我就认错态度较好地说了，他想了会儿，给我指明了方向，然后上车走了。
我为这个不为名不为色的美国青年很感动。我原以为在美国是尽量不求人，然而当你真的不得不去麻烦美国人时，他们是会兴高采烈地来帮忙的，如同愚公移山的小男孩那样天真地“跳往助之”。这种“助之”也就不求回报，不是你帮我出厂价购买100斤补药，我才帮你女朋友的男爸爸找份传达室的体面工作，美其名曰投桃报李，不是的。
于是我得了方向，就在雨中徒步再行，找到管注册的所在，是个很大的厅堂，门口横着一条桌子，门外是一行排队的美国学生，那格局，有点像公园门口卖票的。我于是站在队尾，观察敌情。只见桌子上面教工正和一个女生办理什么，队列的下一个人，立在他们两米外等着，并不凑上去。我想，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一米线”吧。等那女学生办完离去，下一个人仍然不凑上去，而是等着教工把扫尾手续弄完，抬头喊他“Can I help you？”他才说声“Yes！”紧走几步，跃过两米的空地到桌边去。而他再后面的人，也依旧在两米外等。而实际上，地上并没有画出这样的线。
这固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的伟大文明古国里同样的大学生，因为脾气好，有涵养，所以不怕食堂里被人挤，于是竟也不需要实行这样的礼让。但在百十年以前的古代，我国读书人于公众场合，是一定要互相揖让的，落座的先后次序，落座的上下位置，进门，出门，谁先奉茶，谁后说话，处处都要揖让好半天，论定年龄和道德学问上的浅幼高低之后，才依序坐来的。这种习惯延续了两千年，后来鲁大先生和他的好朋友们认为这是礼教，是吃人的东西，于是就把它革掉了。革掉不久，市风并没有回升，青年也没有进化，鲁迅只好失望地说：现在的青年太不良，比十几年前还不如！
一边排队等着注册，一边这样乱想。等排到我了，我被叫上去，告诉她我的系别、姓名，要选的三门课的代号。我报我名字的写法时，“Z”总是念不准，她听上去像V像G又像J，像雾像雨又像风，经我伸手比划，她说：“zebra的z？”（斑马：zebra），我方才高兴地点头。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我的护照突然找不见了。
护照是需要的，验明正身用，正在惶急，电话铃响，是刚才我们的Judy打来的，问我在不在这里。Judy说，我的护照刚才落在她办公室了，她想自己开车，把我的护照亲自送过来，我觉得很是不忍，但又不想把注册的事拖到明天，于是就答应了。
10分钟后，Judy兴高采烈地“跳往助之”了，见到我，兴奋地打招呼，放下护照，愉快地交谈几句就离开了，始终不露出一点受了麻烦的劳累之态，以免让我看见心里过意不去。看着她走远，我真希望自己能进地狱，好把天堂的名额多空出一些，增大她将来去天堂的机会。
女教工发给我一张白色塑料卡片，上面有我的学生号，这就是我的I.D，背面印有条形码，可以去图书馆凭证借书。我问，一次最多可以借多少本，她回答说，一次最多借250本，半年之内还。我一听，惊得直瞪眼睛，心想我不是在做梦吧。
然后她把我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又指导我去交钱。我去了出纳办公室，小窗口里的人问：“你好吗？”我说：“好。”然后她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名字，名字下面是我选的课和应付的钱，每门课大约1200美元，再加上校园维护、机房使用、医疗保险等杂费，又是四五百。我如数数出一大把美钞，递进去，看看自己钱包扁得像没油水的鸭子嘴了，辛酸得就像一个交租子的佃户。
她用荧光笔在每张百元大钞上一划，笔迹都没有变色，证明我的钱是真钞。用不多久，笔迹又可以从钱上自行褪净。
钱交割完毕，所谓的注册，所谓的武松都头签到画卯，也就算完成了。后来我才知道，注册也可以通过电话完成，拨通一个号码，里面有机器人的声音自动提示，你输入自己的身份，再输入课程号码，就算完事了。你也可以从计算机上网，把选课内容输进去。不久，学校的计算机生成账单给你寄来，你把支票寄去，就算是交了学费了。
你也可以分期付款，拖上一两个月。
要询问考试成绩，也可以拨动某个电话号码，输入课号和密码，电话里就会有机器人的声音告诉你。或是上网去查也行。总之，关于每个学生的一切信息，包括他当年申请入学上交过的每份资料都巨细无遗地存在计算机里，一目了然，学校的不同机构因此可以调看，提高管理效率，学生也不用老往办公室跑，节省出宝贵的时间可以多去泡酒吧和谈情说爱，也省了好些鞋底子，虽然电话费要上升几毛。
1999.2.11
这封信写完，发现写信用的旧纸，背面印着一支歌词，这一定是经理的小女儿从校园里领来的。既然是“儿童的歌”，所以只有两句，反复地唱。
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
Please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Bring back，
Oh，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to me.
Bring back，Bring back，
Oh，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to me.
翻译过来大致是：
我的Bonnie躺在海那边
我的Bonnie躺在海那边，
请把我的Bonnie给我送回来，
送回来，送回来，
噢，把我的Bonnie给我送回来。
送回来，送回来，
噢，把我的Bonnie给我送回来。
我不知道歌中的My Bonnie是谁，也一时不想翻字典，大约是“我的情哥哥”的意思。那么这是一个为思恋所折磨的女子唱出的歌了，她的情哥哥何以会躺在了海洋彼岸了呢？是战死在异乡？是流浪不得还？天比地迥，千呼万唤，他静静地躺于异国，bring back，bring back，只有风儿的回声是给她的应答。
1999.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