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五洋：
那时我在山上住了一阵了，就在一个早饭后，搬家到悖题教授（Professor Beatty）的家里去。
我和悖题教授相识，还是在学期初的新生的orientation（介绍会）上。
通常在美国，学校为了使新生适应下来，开学初期会有新生训练（orientation），广泛介绍各个单位，说明学生权利义务，安排参观校园，到行政大楼看看各种机构，到图书馆看看各种索书法门。
悖题教授正是这项活动的主持。我们住在学校的一所专门酒店，听他介绍学分成绩、学位要求，以及主修、选课的规定，安排任课教授简短说明课程内容。悖题教授讲：“学生既然是付钱者，就应像消费者一样，享受一定品质的服务。”他曾经是我们的系主任，在我们这个专业圈子里，全国范围看，是知名的。许多协会和大企业他都介入很深，是个活动家。
我在新生训练期间拿到好些资料，甚至看了一场电影，又分组讨论，学生之间熟了，系里的典故颇掌握了。这时，悖题教授的夫人，南希·悖题，五十左右年龄，修颀高挑的身材，均匀的银灰卷发，也赶到酒店来凑热闹了，听她先生对我们的演讲绍介。课下去吃饭的时候，悖题夫人就喜欢和大家开开玩笑，说些趣事和趣话，我大约也说了些什么，竟和悖题夫人格外的斯熟起来。大约我说她讲话非常“witty”吧。这也许是个不常用的词，只在GRE考试的时候才会用，但用来形容她说话的机智有趣风格，是颇恰当的。她就呵呵大笑着，因为我表扬了她而格外高兴了。总之，我们就斯熟起来。
后来我又上了悖题教授的课，他的课也是妙趣横生的，比如他把罗宾汉的侠盗们比作一家民营公司，而查理王子的军队，则是国有企业，研究它们互相选择的战略的不同，相应的人事策略也不同，这是很有创意的。并且因为他胖，肚子庞大，就把西装去掉，着白色衬衫，站累了，就坐在桌子面上，双腿耷拉着，一荡一荡地，跟大家说话。姿势像是逃学的孩子坐在堤沿上钓鱼。
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悖题教授就问我：“你的生活或学习有什么困难吗？”
我就答曰：“在美国，人与人泾渭分明，互不介入，而我想了解美国家庭的生活，却没有机会。”
过了几日，悖题夫人就打电话来，邀请我到她家里去住上两三个月，让我有机会了解“美国家庭的生活”。
我觉得很错愕，因为据说美国人是讲求隐私生活的。家里的电话号码一般都秘不示人，下了班，各回各家，工作上就算是有天大的事情，也不可以打电话到家里。有时候，亲戚朋友来访，主人招待完，宁可花钱安排他去住宾馆，也不留宿的。
我回答悖题夫人道：“在我们中国，互相说话经常是假客气的，比如，有空我请你吃饭啊，那其实是并不真要请他吃饭的。所以，我就不晓得你们美国人，当邀请别人的时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是说，你会不会一时高兴，就许诺了？我们中国明朝的时候有个世故的老家伙，叫陈眉公，他写书说，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意思是，一时高兴许诺别人，往往过后会失信于人。”
悖题夫人说，不是的，她们本来就曾经邀请国际学生来租住过，而且她们觉得我很cute（有趣可爱），更欢迎我呢。
于是我便高高兴兴地做准备，在这样一个冬深时节的上午，就移家前往了。
写到“移家”两字，就想起“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了。
而“同乡”两字，在这异国的青草和空旷天宇之下，是何其难得啊。在没有同乡的地方，异族的老妇人，就是同乡了。
我坐上了出租车——因为自己没有什么积蓄，所以更无须计划节省——就在甘爽柔媚、最是适合背单词的冬日清晨里，坐出租顺着悖题夫人给我的行路指导，向普林斯顿开过去了，后面带着我的住用行李。
冬天，像一个明亮晶莹的杯子，罩在行路者的额头。
我对那陌生而闻名遐迩的城市名字——普林斯顿，像对山川，对冬天，对一整个明亮晶莹的杯子里的清晨，怀了多年憧憬。
悖题夫人的两层楼舍，是在普林斯顿的郊外七拐八拐的微山浓林里。
这大房子是独立的一座楼，外面围栏围成的院子很大，有草坪、后院、车库，并两辆汽车，院子左右与邻居相隔以树丛和秋日渐干的细草。楼是上下两层，合计十几个大房间——虽然只有两人住。
教授虽然肚子大，力气却不弱，他硬要搬我的行李箱，我则拎着盆子之类的东西，被引到了单独预备给我的Suite里。这是一种一卧室一客厅一卫生间的套居，都归我用了。前门可以直通楼外的晒台，独自出口。后门可以经过走廊穿过大厨房（那里可以看电视）、经过餐厅，进入一层他们的主客厅和书房。
从主客厅上至二楼，是教授夫妇的各种房间，到处饰以繁复的织毯、画框、瓷器和古旧的玩意儿，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得阻碍人路。悖题夫人说，她这辈子恐怕永远也没力气收拾清这里的东西了。
我们闲聊了几句。我便说付钱的事，悖题夫人说，不要我付钱了，我说，那也好，那我就帮着干些跑腿儿的活就好了。于是她就笑着答应了。不过，这却对我是很不宜的，因为我觉得干活比付钱对我更是难办的事情。我便问要干什么活，她说，周一三五的早晨，我要把家里的垃圾袋子，给搬到院子和路交接的地方，以供垃圾车把它们装走。她说，从前她的女婿，也是住在我这个Suite里，也负责这一职务。但是他——他的名字和我一样，也是叫Andrew，有两次却忘了做这事业了，于是她就气得把他的行李和箱子全都抛到马路上去了。她笑呵呵地对我说着这些旧掌故。
我便宣布我不会像他那样的，我最喜欢扔垃圾了。她便继续笑，然而实际上，我在住在这里的统统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只帮着她扔过两三次垃圾而已。因为我每天起得不算早，来不及管乃至看见什么垃圾袋，就得开车直奔学校或者公司去了。她笑哈哈地说了一次，我就赶紧道歉地倒了一次，但是随后又不管了。我是一个很不善于发现垃圾和为别人倒垃圾的人啊。
她还嘱咐我要在每次使用完水池的洗手盆的时候，用布把它擦干。因为这个铜的质地的盆，不擦干水珠的话，就会起了污渍样的水斑。我也一并答应了，但是差不多也没有认真兑现。我觉得洗脸的水盆是为了方便的，我洗罢脸，连脸都没有时间好好擦干，遑论有时间擦盆子啊。后来才知道，大约这铜的盆子，不利于细菌的附着生长，方才明白他们何以选择这样不好侍候的铜盆子。但是有的时候，我回来发现盆子已经擦得一干二净，好像古代的铜镜一样光可鉴人。一问她方才明白，原来是定期来的清洁工替我做的。于是我便更加不留意于擦盆子了。
总之，倒垃圾和擦盆子两样事业，对我都没有太大进步。
教授帮我运完行李，进了我的屋子，要我休息一下，下午他的计划是拜访敬老院，希望我也同去。
美国人民中的穷者，到了老境，如果没有便宜的地方住，就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住到敬老院去，热衷于社区服务的人，比如悖题教授，每周都要花时间去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老人。
我问：“你出一些钱好了，不一定非要身体力行的啊。”
悖题夫人说：“不是这样的，Andrew，给人帮助，更多是要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教授先生不一定出钱，他好几次去缺人手的社区里边做泥瓦匠，刷房子，帮敬老院换地毯和家具，轮班接送老人上教堂，出力比出钱更难得啊。”
我点头表示钦佩。
后来有一次悖题夫人说：“不知道你们中国的女孩，倘若很漂亮，会怎么样？”
我恨恨地说：“会找大款。”
“其实，一个女生很漂亮，这是上帝给她的礼物。她没有权利据为私有，只用它为私己谋好处。事实上，上帝慷慨地给了她美丽这个礼物，她应该用来慷慨地帮助别人，譬如帮助社区里那些年老潦倒的人，照顾和关心他们。我认识的好些漂亮女生，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并不傲气和自矜。”悖题夫人说。
我点点头，唔唔地应了几声，又叹了口气。
下午的时候，我们去拜访敬老院，其实那是一幢小洋楼，十几个人在其中“颐享天年”。
和我们一起共度了两个小时时光的，是一个手不停抖颤的白人老头和一个棕黄皮肤的墨西哥人。聊天时，老“墨西哥”气势十足，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神色之间透出对生活相当的自信。我想，敢跟我们的悖题大教授谈说时气势汹汹，想来这老“墨西哥”也曾是人生有成之辈吧。结果不然，这老“墨西哥”从来没有过像样的工作，最多是看看门当当保安，现在全靠政府补助过活，每月几百元钱。我感慨地想，恐怕克林顿总统来了，这老“墨西哥”也不会腿软。
大约在美国，即使一般下层人，一般工人阶级，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和自信完整的人格，对自己的人生和职业也充满敬意和成就感。他们在为你做事的时候——比如帮你装管子、接电话，神色上礼貌周到，又不卑不亢地，你会感到他的自信和完整。并不像我们国内的“民工”那样，“痴痴”地在街上走路时的样子。于是，美国的富人和官僚，似乎就没有我国大款那么多的傲气和派头，富人买菜看戏也要讲个先来后到。
美国因此就不笑话你穷，便是穷人，也傲视王侯的。下级也不必对上级点头哈腰，美国连有些跑上家门来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悖题教授给两个老人读了好一会儿报纸，又教他们一些避免神经衰弱的法门，然后悄悄地告辞了。
我们坐车回去，看到冬天的街路上清亮亮的，有家可归的人们的房子，像彩色的小方块，作为世界的糖放在马路边。
爱因斯坦先生的小楼，据说也就在附近，可以找得到。爱因斯坦先生，大约也用上帝给他的“礼物”，回报了他同类的human fellow们吧。
但我不准备拜访爱因斯坦的旧居，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下午里回去睡上一觉，更有利于我世界观的提升。
于是我问教授：“他们何以把自己弄得这么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