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兄：
今天盛逢兄弟我不才的生日，四月十二，是个饱含偶数的日子，而偶数是吉利的。在我们伟大的古代，偶数和阳刚是一并的，犹如奇数和阴柔是一事的。“李广难封缘数奇”，李广同志一直不能封侯，就是因为他命相里有好多奇数，不吉利。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就是说在阳刚的单数的日期里面，读正经的可以博取功名的经书；在阴柔的偶数日期里，读“小说家言”的不正经的史料以娱情。
翻开历史上的我生日这天，四月十二，发生过的有名的大事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先生在南京路上架起机关枪，大肆射杀共产党人。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是其时牺牲掉的某一个我党先烈，于几十年后转世投胎来的——我可能自视太高了。那么，算我前世至少是个20年代的热血青年吧，撇下祖传下来的乡下几百亩稻田，抛了打小议定的小脚媳妇，放着纨绔哥儿的日子不享，而是义无反顾地跑到城里来跟着人家闹革命：印传单，喊讲演，打倒土豪，打倒劣绅，白天走上街头，到士兵和工人们中间去，晚上点了油灯，学习苏联传过来的书……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
不料，在我的革命生涯刚刚有了点眉目，还远不到高君宇那样的名气，这时，就被蒋该死架起机关枪堵在南京路上，把我扫死了。这也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事啊——就像一个小文学青年，还没闹出半本书，就江郎才尽了。
不管怎么样，今天已经是我过的第27个生日了。“三字经”上讲苏东坡的爹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那么，我也还可以说：人的一生，真实的，是从27岁才开始。
由于生若浮萍，所以生日一向就没有当真过，大张旗鼓更说不上。直到此时的月影斜升，并不曾收到任何生日的贺卡、贺电或贺仪。大约大家知道我要发愤，就不想打扰了吧。所以我就收敛在住处里，完成静寂无比的一天，然而心里很愉快，像一位欠债不还的人躲在晋朝的桃源。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常把愉快误作成偷快，用来形容今日的生日，实在恰当了。
躲到了月近中天，就想起，假如时光倒推一百年整，来想想，该是怎样一个别致的形式呢。或者，试想，假如我们生在一百年前，1899年的4月12日，我正满27岁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呢？也许，在我生日这天的大清早，我正在离开河北老家而进京赶考的路上，穿着蓝布罩衫，裹着秀才头巾，骑了一匹大青骡子，马蹄得儿得儿的。因为我家比较有钱，我就在路过廊坊的时候，雇到了一个小书童，跟在骡子屁股后面，一路上答应我招呼。因为四月的北方春风格外得意，于是我的马蹄就轻，笑容溢上眉梢，信口作出歪诗和酸诗，只是苦了后边的廊坊书童。他跑得满脸大汗，兼之官道上刮起的灰土，脸上就和了泥，像是花脸的周仓。半天跑下来，我的好诗作了一筐，而他却只有一迭声地叫唤“相公——相公，我们早些投店歇息吧，我早累稀巴啦。”
我是最民主不过的了，说投店就投店。店伙计哈着腰过来，接过去刷洗骡子，我把鞭子随手往脑后一扔，朗声道：“东风偏与潇郎便，明朝登临天子殿”。这时候，就听东厢一檩客房里有人拊掌叫好，我收笑一看，见房里走出这人来，也是相公打扮，举人模样，中人身材，细眼、燕颌、微有短髭，互通乡曲，方才知道，正是从陇西甘肃，一路策了蹇驴，长途跋涉两月有奇的赶考举子——孙五洋您老兄台了。我们就在天子脚下、京都辅阙幸会了。
施礼毕，互相拿出各自的八股文，较量赏析、拊掌击叹，由是更加惺惺相惜。添逢不才生日，于是我出酒资，叫店家置办一席，邀孙兄台移案同酌，抵掌谈诗。酒酣，你又吟了行路偶得的句子，诸如“少时万里觅封侯，宝帘低垂驸马楼；老骥踟躇华鬓秋，相见莫问旧貂裘”。这旧貂裘，是化自“当年万里觅封侯……尘暗旧貂裘”啊。我以铁如意击泥巴唾壶，仿佛大将军王敦，赞道：“不料陇西僻远，少沾中原风化，竟也有兄台这般的诗才啊……”
孙相公得意，摇头晃脑，更加晕醉了。我的廊坊童子见我高兴，就乘机再撺掇我花钱：“相公，相公，今儿高兴、高兴、真呀真高兴。我替相公进城召她几个妓乐来助兴吧？要是别的州县也就罢了，通州这里芍药楼上有个‘移影三娘’，却是不同的，也会作诗的。”我一听，就生气了。
我虽然对他很民主，但还是要集中的，为了省钱，于是呵斥道：“住口，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闹。对你好一点，你就要召妓！”书童就骨朵了嘴，不言语了。我对孙兄台说：“我们还是自己喝酒吧，不要召乐妓。子曰：发乎情，止乎礼，不能越了先人定的礼教啊。”孙兄台说：“贤弟讲得对，我们还是这样饮酒联诗就好了，发乎情，止乎四项基本原则吧。”
于是我的一百年前的生日就是这么过的，既喝了酒，又坚持了国家的政策。
次日二人连辔而行，乘骡和驴进京会考。先在琉璃厂买来折叠桌子，扛在肩上进了考场。主考的论理应该是皇上咸丰老爷，但咸丰老爷忙于在后宫和狐狸精慈禧嬉乐，久不登朝了，所以派个满人大官监考。这官丰腮阔口，大眼珠贼亮，两道唇须使他像条鲇鱼。应试举人们在文学殿的青砖地上按点阵散开，像是气功师组场一样。我和众位高贤们没椅子坐，（皇上小气，给我们预备的写字桌很小，只够坐在屁股下面当马扎。）所以，就把自己扛来的折叠桌打开，陈以笔墨纸砚，然后挽袖探爪，鼓动翰墨，在折叠桌上做起道德文章来。文章做了好几篇，坚持到下午，昨夜的困劲儿就上来了，于是哈欠连天，嗓子也渴，“强欲写八股，无人送酒来”，背熟的经似乎又不熟了。于是摸出从琉璃厂买来的袖珍缩印本，照着上边经文注疏和前辈各届状元的卷子抄。这要是在本朝初年，殿试偷抄，捉住至少是要屁股打板子的，功名更别指望了。但是到了咱们咸丰末年，朝纲废弛，举人们一概都是明着抄的。主考官眼睛贼大，却没有珠子，只是视若不见，如同庙里的菩萨。以前进文学殿，辫子都要打开，看看有没有字条夹带，现在没人管，随便夹带随便抄。
我是不愿意抄的，但人家都抄，你不抄，人家就要超过你，我这十年雪窗不白费了？
日暮。两手弄得墨黑，腮帮子上也有，出了紫禁城，把折叠桌从肩膀卸下来，交给候在那儿的廊坊书童背着。他还装天真：“相公相公，相公金榜题名了吧，小的给您道喜了，小的给您老背着桌子，少不了把些赏钱来吧。”说毕递上酒葫芦。我喝了一口闷酒，怪而问道：“你偷喝了多少？我跟你说过，偷喝可以，但不要再兑水进去，你看——太淡了。”
书童说：“相公，我喝的是喜酒啊。相公今儿就要中了，还不摆桌酒席跟孙老爷再喝一宿，小的也好——嘻嘻嘻，多得俩赏钱。孙老爷也没少提携小的，昨儿还赏小的了哩。”
我由于从文学殿里透视出官府的破败，料想自己的大志抱负，满腹歪才，在当今的乱世里是不得施展了，不禁烦恼起来，就拿书童撒气道：“好好背桌子吧你，你个大嘴巴，这两天话倒格外多，倒跟你孙老爷的叫驴似的。”他就又骨朵了嘴。
不半月，皇榜出下，进士共有八十三名，咱俩都在其中。但状元名单还要等皇上钦定。原指望皇上要照着先祖的样，把咱们叫进去见见面，出个对联考考咱们，比试比试，决出个甲等乙等来。譬如上联他老人家出个“孙行者”，咱就对他个“胡适之”——当然胡适之当时还没有出生，没准状元就到手了。不料他老人家懒得很，只用朱笔在进士八十三人名单里随机地圈了几个，这几个就成了状元、探花及状元、探花以外的甲等十名进士了。咱俩的名字想来都抄在名单第二页上，皇上懒，根本就没翻到第二页，全在第一页上圈的——想来圈的还都是离胳膊最近的几个名儿。不管咋样，功名是有了，毕竟是八十三进士之一了，虽然不是甲等。
咱俩在京城又游玩盘桓几天，几大胡同也转了，楼也上了，然后各自回家报喜去了。
你因为路远，我就把自己的大青骡子和你的叫驴对换，你感激之至地说：“苟富贵，无相忘。”至于我那书童，连索带骗，也着实弄去了不少钱。跟了我一场，学问没有增加，大字不识一个，唯独晓得了“钱”字，不如改叫钱童。
总之这次一百年前的赶考，虽胜而不武，啥都不正规，中榜了也不见得有啥好处，跟宋朝、明朝的进士没法比啦。
中了榜之后的我们却感觉很失落，因为接下来的，就是聚在翰林院闲待着，替皇上抄抄书，日里画画虫儿、鸟儿，收入一点儿清淡的官俸银子。还不如回家当地主的收入多，也没有丫头、婆子侍奉着。料想我那书童，好好地在社会上当个体户，混得好，日进斗金，比我要崇高啊。当年他在我的骡子后面望尘莫及，现在是我望他莫及了。
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其实我们这翰林头衔来得也容易，不过就是一连几次考试连抄再编通过了事嘛。虽然十年雪窗，其实有什么才干啊，有啥好埋怨的呢？在翰林院里，好像机关办公室，喝茶看报那几样事儿，月俸少也是自然的啊。所有的希望就是等着哪里的官位有了空缺，我们好“补”进去。然而时运不佳，人多“缺”少，有些“缺”了，也都被社会上的财主们捐去了，说白了，是买去了。僧多“缺”少，比我早几拨的进士还都候着，我就更得候了。
这样候补了十几年，还是没候着。一直“补”不着而正“候”得来劲的时候，宣统爷突然向袁世凯和孙文明宣布逊位了，“大清朝完蛋了”，于是全白搭了——皇帝都被炒鱿鱼了，我们翰林们能不下岗吗。
一百年之后，1999年的春暮，吾人改读了洋八股，终于进到美国这里来“候”着了，然而论起好处，实在仍然是啥好处也没有，日子过得跟翰林院一样平淡，家也回不去，那就更淡了，如西楚霸王说的：“富贵而不能还乡，如衣锦夜行。”何况，连富贵也谈不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过了一个偷乐的、寂静的、没人理的、平淡的生日，实在也是适合其历史背景的啊。古代寂寞的翰林们，不如干脆召个把声妓来热闹热闹，冲冲乏淡的日子吧。但是别动用朝廷的公款银子召声妓，否则御史们最多事儿了，一定要来弹劾的。不过，被弹回老家去，何尝又是一件坏事呢？
1999.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