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就在媒体比较集中讨论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时，我曾问大保是否也被拖欠过工钱。一听到这问题，大保便立即来了精神：“有些老板是好恶啊，不给钱，不过你知道我平时蛮蛮的，哪受得了那欺负，他们不敢少了我的工钱。”和媒体上农民工的苦楚形象不同的是，大保说自己从来不找记者，也不找劳动部门，如果老板赖账，就直来直去——“拿不到钱，我会带把刀去老板的办公室，并且告诉他，如果我来了三次还不给，就杀了他。”话里话外，充满血腥气，是威胁，却又留有余地。不过，这一切真应了“横的怕不要命的”，见他如此气势汹汹，随时准备亡命天涯，再有钱撑腰的老板恐怕也会息事宁人，只好自求多福，给钱了事。
大保勇武，有关他年轻时的一则故事是，有伙偷柴的人想从村里护林人手里抢回扁担，拉扯不清，大保看得性起，一柴刀下去，但见柴刀从两手之间一掠而过，扁担被剁成两段。偷柴的那伙人见来者不善，赶紧收兵。
如今进到城里，人地生疏，大保能忍则忍，但真要遇到忍无可忍的事情，逼他那简单粗暴的作风抬头，也并非不可能。
真正熟悉大保的人知道他平时温良恭俭让，并不野蛮，更不会好端端欺负人。只不过，有的人会将气生在肚子里，直到有朝一日因内爆而发疯；有的人会将气发泄于他人或社会，严重者甚至酿成祸端。像大保这样有性格的农民，主张“冤有头，债有主”，要真上了脾气，死缠烂打，恐怕也是九牛难回。
人难免会有美化自己经验的冲动，相信大保也不例外。农民工维权绝非如此简单有效，遑论“孤军奋战，每战必成”。从逻辑上说，我也不认为这是多么好的一种方式。毕竟，暴力维权对于散兵游勇的农民工而言，更意味着种种深不可测的危险。身处现代国家，既然我们日日辛劳，养着政府，这些维持秩序的事就理应政府尽职打理。
提到政府，大保那“天不怕，地不怕”的秉性会立即得到收敛。这不仅因为年轻时大保曾经吃过公安的亏，而且在许多农民眼里，政府就是公安，公安就是政府。因为他们见到最多的，能够代表政府权力的，就是公安。或者说，在他们眼里政府已经缩减为一种强制力，而非民意（包括他们的意愿在内）执行机构。大保曾和我提起：“不怕政府让我坐老虎凳，就怕政府搞罚款。”这话说得有点极端，却也道尽了农民赚钱的艰难。农民不怕苦，只怕穷；不怕累，只怕自己可怜的收成被政府收走。
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大保觉得打工实在赚不了什么大钱，便带了个探宝器回家。某夜，月黑风高，唤朋友二三，潜进隔壁村庄的山上挖某朝“驸马爷”的坟。不料，就在他们挖土正酣时，被赶来的该村村民痛打一顿。后来才知道，就在他们探宝挖坟时，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一位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护宝”。据说大保后来还被那人讹走了点钱财。说到底，大保还是个本分的有生活理想的农民，他不仅怕政府，也怕杀人犯。
不过，在乡里那位杀人犯倒也并不狰狞，有时还会下山和附近村民打麻将。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与同乡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位疑似老板，只劫得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亡命天涯的单程票。几年后，杀人犯被跨省追捕，捉拿归案。
大保有两个弟弟。老二前些年因为肝病三十多岁便过世了，丢下一双孤儿寡母。一年后，家中老三娶了寡嫂，并且生了个小男孩。通过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到以家族自救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在当地的影响。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除偶尔回乡掘宝失败，自己常年漂在外地。2000年前后，大保妻去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上中学，七门功课加起来才考足一百分，辍学后跟亲戚跑北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其时钱款，足供小儿子读书，但是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做潇洒哥，很快也加入到“给铁道部捐款”的队伍中去了。
虽说是在外打工赚钱，两个儿子却没有让大保省心。几年后，两兄弟发财心切，先后被骗到大连搞传销，花掉不少钱，也因此有了一段大保“千里救儿”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事情的原委是，大保的大儿子平时喜爱上网，遇到一个女网友，一来二去，两人打得火热。没多久，女网友给他推荐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表示如果他愿意到大连来投资，两人一起创业，就同意和他恋爱，如果进展顺利，你挑水来我耕田，将来还可以考虑结婚。有这么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好事情，谁能不喜出望外？没多久，大儿子经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便只身到了大连，而他也因此成了家里的化钱炉。
像所有传销故事一样，接下来就是向亲友圈钱或劝其入伙。过年的时候，急于发展下线的大儿子把弟弟叫去了。兄弟俩以在东北做铝合金生意为名，向家里先后要了三四万元，买了不到十套产品。再后来，两人又叫上了邻村的一位亲戚，说是去做生意，只要带上七千元本钱。那亲戚带了张卡，身上放了点现金，结果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一些钱。到大连时，发现要买产品，自觉上当受骗，便想打退堂鼓。不过，既来投奔，菜叶子泡饭都吃了，地铺都睡了，不做点贡献就想溜之大吉，谈何容易？据说为了逼他买产品，搞传销的一伙人甚至拔出了刀，说我们知道你带了七千多块钱来了，必须买两份产品。这亲戚没办法，最后只好委曲求全买了一份。三天后，仗着自己机灵，该亲戚摆脱两个跟踪的成功逃脱，几乎身无分文地逃到杭州。而大保的两个儿子，由于投入甚巨，其时已经骑虎难下，加上心存侥幸，继续留在大连做他们日进斗金的发财梦。
那逃出来的亲戚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大保，大保自知事态严重，便和妹夫一起去东北寻子。到了大连以后，才知两个儿子干大事业的地方偏僻无比，不仅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还渡了船，总算在一个孤岛上把他们找着。
要说精心搞传销的人洗脑手段真是高明。在洗脑之前，先给村里两位壮士启动洗脚程序，为远道而来的“大叔”、“大伯”接风洗尘，连洗脚水都不用他们倒，而且极尽殷勤地邀请他们加入传销队伍。两天下来，说得两人也颇有些动心。不过大保很快反应过来，一旦自己签单买了产品，接下来就要轮到他为别人洗脚了。更何况，大保也知道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既然两个儿子已经投进了几万元本钱下去，如果真能发财，有他们也足够了，犯不着让他再追加人力与投资。随后，他跑到派出所去咨询，得知卷入传销的人属于“违法不犯法”，心想两个孩子也没什么事，便决定回杭州继续做工。眼见两个儿子宁可为他人木盆洗脚，也不愿为自己金盆洗手，只好嘱咐他们实在发展不了下线，就回家吧。钱赔了也没有办法，不过不要再指望家里寄钱了。
由于在东北做铝合金生意的谎话被揭穿，没有机会继续邀请其他亲戚朋友加入他们伟大的赚钱事业，没过多久，无力追加“后期投资”的两兄弟便回来了。两人空手而回，一家人自是伤心不已，好在没有出事，只当是江湖险恶，买了一个大教训。为此，大保的爹逢人便说：
“两个鬼东西，在我这借几千块钱，说公啊你不用担心哦，回头还十万元给你。我当时就知道他们这生意做得有点问题。可怜的是他们的娘，辛辛苦苦在浙江做了十年衣服，屁股都坐疤了，几个月就被他们打水漂全给废掉了。”
类似的故事并非只发生在大保家。那几年间是当地受传销之害最为严重的时候。村里有几户人家误入传销陷阱，甚至连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未能幸免。而我在附近村庄的一些亲戚有的更是大家小家一起动员，说是“在云南种花”，先后扔进了十几万元。我的两个表弟，在京津一带搞传销，打电话被我听出了破绽，亲自前往救出。好在他们没有卷入太深，通常只是买了一套产品，就当是交了学费。
而大保的两个孩子，经此黄粱一梦，也算是交足了生活的学费，从此不再那么好高骛远，开始脚踏实地在外面打工。几年后，大儿子与村里一位姑娘结了婚。没过多久，大保便升级做了爷爷。
由于一家人都在外打工，虽然被两个孩子糟蹋掉了一些钱财，但这些年大保家的生活条件还是有了明显改善。2009年夏天我去找大保时，他正在给新盖的二层楼做卫生间。“铺完瓷砖，这样卫生多了。”大保和我感叹还是家里的风景好、空气好，待装好了自来水，买了些电器，这乡下除了没有城市繁华，其他也不差什么了。
有时候，我总盼着在什么地方能遇上村里这些走南闯北的游击队员。有一年我在杭州附近的天都城开会，后来才知道当时大保正在那里倒模，近在咫尺，却不曾相遇。
打工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大保和我说过，打工是个苦差事，考虑到不少人在做工时落下伤残（村里有位媳妇打工时被切断了手指），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凡可能切掉手指等身体部件的活一律不干。
然而就在前不久，他险些丧命。
事情是这样的，大保在九江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平时和工友都住在一幢没有装好栏杆的在建房里。某日傍晚他收拾楼上的木板，将它们一个个扔下楼时，谁知被其中一块木板上的钉子挂住衣服，就这样顺着板子从8米高的楼上摔了下去。村里同伴见他久久未去吃饭，至天黑时便四处寻他，直到在楼下的垃圾桶里将他找着。当时他已经昏迷，四肢摔断了三肢。幸有工友当晚将大保送到附近的医院，使他得以转危为安。
我是大概一个月后知道大保受了工伤的。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躺在医院里，他的妻子特地从浙江请假回九江来照顾他。大保说，住院的费用都是包工头出的，不过他已经咨询了律师，他现在属于九级伤残，建筑公司理应承担部分责任。为此，他决定和建筑公司打这场官司。
生活中总会有些不经意的与不期而至的残酷。无论如何，谢天谢地，大保兄弟还活着。
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砍掉了。”阿毛向我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村里到处都是大树，有的树甚至大到可以镂船，只可惜五十年代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以五毛钱一棵卖了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除了空气、阳光和土地，没剩下什么古老的东西了。
近些年来，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有几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还能找到小碗口粗的蛇。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都给祸害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整治社会，许多散落民间的枪支被一概收走，包括猎枪也都被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苦于没有狩猎工具，最初有些胆大的猎人便把电线牵到了山上。这个行为的确过于冒险，它不仅可以电击路过的野物，同时还会电击过路的人。在发生两起人命案后，这一鲁莽的狩猎方式才算寿终正寝，所有新乡村猎人都只好重新回到冷兵器时代。
阿毛是个谨慎的人，他从来没敢电击野物，自始至终，他像电影《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一样，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他狩猎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勤劳，二是上百个铁夹子。一般都是在农闲的时候，阿毛将那些猎物夹安放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够通过这点副业“多收三五斗”。还记得十年前，我准备给他拍点狩猎的照片时，他显得很慌张，他担心自己逮的有些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而阿毛自己心里同时很清楚，“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
阿毛是浊姓，在村里力单势孤，一切只能低调行事。他同时是乡里的特困户。之所以成为特困户，主要是因为他的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既不能帮着他料理家务，也不能干农活。父亲还健在的时候，还能帮他一些忙，自从老人过世，一切都只能靠阿毛自己忙碌与担当了。
在我记忆中，阿毛的父亲是位和蔼的老人。小时候我曾听他讲过一些与日本鬼子有关的故事。据说有一次被日本人拉了夫，被关了几天粒米未进，只靠过路的人送点水给他喝才得以活命，直到后来异想天开，寻了个法子从屋顶上钻出，终于逃出了魔爪。阿毛的父亲有许多故事，年轻时他参加过当地反共武装熊扬鹰领导的青年救国团湘鄂赣义勇总队廿二支队，该支队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残留部队。熊扬鹰曾任当地国统区保安大队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常备大队中队长、县抗日游击队长等职。至1949年，当年的抗日英雄已经沦落为一群“长期压榨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的特务分子，直至被当作“匪首”击毙。至1950年，当地山区活跃着近千名“反共游击队员”差不多都被当作土匪清剿一空。关于这一时期大陆的历史，台湾方面的说法是“反共游击队员三百万人壮烈成仁”。而阿毛的父亲，毕竟当年只是给青年救国团跑跑龙套，“连枪都没摸过”，待“匪患”既平，他也就带着阿毛在村里“复员”了。回想这一双孤零零父子当年留给我的印象，可谓是“破家失业，相依为命”。
村子里从前的许多事我并不知晓，我最早见到的两位女精神病人皆是在八十年代婚嫁而来。她们的丈夫，因为身体上的某种缺陷，加上家境一般，实在找不到老婆，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先后娶了个精神上有问题的女人传宗接代。阿毛便是在三十岁左右才得以迎娶新娘的，当时他的父亲年事已高，等抱孙子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
虽然妻子的行为举止让他的生活不那么体面，却也不负其所托，没几年便为他生下了两儿一女。而阿毛的父亲随后仙驾，也算是功德圆满，心想事成。如今儿女均已长大成人，只是那做母亲的却不问世事，继续疯着，终日蓬首垢面，胡言乱语。十年前的一个夏天，阿毛送女儿去北京打工。女儿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便到省城去接她。两天后回到山里，发现一只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不幸的是，不知受何刺激，听村民们说，后来他的女儿精神状态似乎也出了点问题。